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中把人类也纳入进化解释框架：如果人类同样受自然选择与环境约束影响，那么我们的行为差异就不应只是描述性的“文化现象”，而应当呈现出可预测、可检验的规律。基于这一逻辑，兰州大学生态学院杜娟团队长期聚焦于一个可量化的问题：当生态—社会环境（资源可得性、流动性、亲属可得性与外部约束）发生变化时，人类的行为会通过哪些机制发生系统性调整？团队依托青藏高原地区十余年的长期田野与人口学追踪数据，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统计建模，将日常行为选择转化为可以用数据直接检验的科学问题。其研究团队2项研究成果被列入动物行为学会2025年度14项热点研究内容。
研究团队发表于《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的成果中，将“社交网络”视为一种需要时间与精力维系的策略系统，检验当生计方式与市场参与发生变化时，人们的关系结构会如何被重新配置。研究强调，环境变化并不只是让社交“变多或变少”，而更常表现为网络结构的重组：当外出与工作安排挤压了可用于维系关系的时间，某些需要高频互动才能维持的关系会变得更昂贵，个体就会更倾向把有限的社会投入配置到更稳定、回报更可预测的支持网络之中（图1，2）。更重要的是，这种重排往往会与性别化的时间约束和劳动分工交织在一起，使得男女在网络规模、关系构成与维护方式上呈现出系统差异—从而为理解“生计转型如何重塑合作与互惠网络”提供了可检验的证据路径。
图1：贝叶斯多层次模型中性别市场参与度对四种自我网络密度的后验预测效应。
图2：贝叶斯多层次模型中不同居住方式下性别对四种自我网络密度的后验预测效应。
同样的逻辑被团队进一步推进到家庭与生育这一更直接的生活史维度。在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的研究中，团队利用来自17个村落的详细人口学资料，比较不同婚后居住模式下女性的生育时间，发现“与谁同住”会与“何时生育”呈现清晰的系统关联：相较于仅与公婆同住的女性，仅与自己父母同住的女性更早开始生育、也更早结束生育；而当双方父母资源都可得并共同生活时，女性的初育与终育时间整体更早（图3）。研究同时提醒，共居亲属并不总是支持者：当家庭内部存在潜在资源竞争时，生育也可能被推迟，例如家中同住年长兄姐与推迟生育呈现关联。通过把“居住结构—亲属支持/竞争—生育时间”这一机制链条量化，研究将家庭组织方式与个体生活史策略直接连接起来。
图3：预测在不同的婚后居住模式下（a）未开始生育、（b）不生育下一胎和（c）未停止生育的可能性。
除上述两项研究主线外，团队还于近两年在《Current Biology》与《iScience》期刊上从更广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角度拓展这一框架：《Current Biology》的研究将视野延伸到婚后扩散模式与日常劳动分工，讨论性别不平等如何在“谁留在本地、谁婚后离家”的结构条件下被放大或缓冲；《iScience》的研究则把时间尺度拉长到跨世代，追踪性别偏向的资源分配与社会支持如何随生计方式与市场整合发生快速转向，显示性别偏好并非静止不变，而会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重组。
从社交网络到生育时间，再到劳动分工与跨代制度变迁，杜娟研究团队的系列工作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人类行为不是静止的文化标签，而是会沿着可预测的机制对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团队通过长期的野外工作积累，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人口学与谱系数据、社会网络分析与统计建模、行为测量与实验方法，以及进化理论的可检验预测整合在同一框架中。正是这种跨学科视角，为理解人类合作、家庭组织与性别差异等行为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路径。
原文链接：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subsistence changes；
Post-marital residence patterns and the timing of re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society；
Sex inequality driven by dispersal；
A rapid decline in gender bias relates to changes in subsistence practices over demographic changes in a formerly matriline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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