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大家谈】汪受宽教授:防疫宅家说念书

日期: 2020-04-03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3月8日邮箱里传来校领导严纯华、潘保田发来的“治学大家谈”约稿信,我这个退休十几年的文科教师很有些意外,因为我不是学问“大家”。好在“大家”还有众多一义,我算是“众多”兰大人中的老朽一枚。

大学师生可以说都是“念书人”,教师要念书,否则他就教不好学生、搞不好科研,各个层次的学生更要念书,因为你本来就是到学校来念书的。不过因为平时忙于杂务,各人念书的时间有多有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逼我们全都宅家,倒是有了一个认真念书的好机会。我从1963年到兰大读历史系,除了“浩劫”期间耽误几年外,一直侵淫在“史坑”之中,如今已逾半个世纪,似乎也有资格倚老卖老地给文科的朋友说说念书的事。

说到念书,宋太宗有“开卷有益”之说,那当然是对的。但是人生苦短,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我们既然有确定的专业,要在本专业上有所作为,还是应该主要读本专业的书。从甲骨编册开始,中国有3500年以上的著作史,任何一位从事中国学问研究的人,要读的专业书都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不选择不行。故而,我想主要还是应该从读本专业经典性、基础性的著述开始。40年前,华中师院冯天瑜教授提出读书首先要读原典,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做学问的人都得吸取前人的成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以在历史和现实中,著述互相“抄袭”和引用极为常见。班固《汉书》就抄了司马迁《史记》关于西汉历史的相当多文字,但班氏抄袭有他的立场、观点和取舍,他有断代为史的独创史例,再加上他新写的汉武后期直至西汉末的许多篇章,所以后人并不以他的抄袭为忤,将《汉书》列于“前三史”之一。过去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之谚,其关键在后一句。当然,你若盗窃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那就不齿于学界了。什么是原典,就是各个学术领域最早的或奠基性的著述,比如最早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最早论说避讳学的陈垣《史讳举例》。这里不得不说我对当今流行的论著查重的看法。查重完全必要,它有利于揭露和遏制学术不端。但是其中有些指标,却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文科论文凡讨论同一问题,引用的多数材料都是雷同的,查重却将你引用的与别人相同的资料,视为抄袭,这就没有道理了。再比如说,个人著作中的观点、提法不允许再度使用,要知道,那些观点、提法是费了多大劲、经过多少推敲才得出的,现在讨论到相关问题时你不让使用,我有必要再重复劳动或自掌嘴巴吗?更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解的是,十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出版刊发的东西查重数据库里不一定都收录,可其间却被某些后来者整段整页甚至整章搬去,现在查我的新著述里出现相关文字,查重就提示,你某处某处抄袭了某人某书/篇的哪些内容。啊呀,天理何在!

拿起一本书,必须先读该书的叙跋和章节目录,对该书的总体情况有个基本把握,用自己的知识检验,初步确定其学术价值。如若价值很高,就下决心花多少天时间来通读细研;如果有一定价值,就不必通读,而是采取蜻蜓点水的办法,鸟瞰全书,再细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如果是胡吹冒尿、东拼西凑、生拉硬扯、抄袭成章的东西,就丢到垃圾堆去,不要浪费时间。

对那些基础性或专业前沿的著作,我们必须通读。通读时,不必追求进度,要细读,以我的经验,每天能读五千字就很不错了,读一万字封顶。首先,我要告诫各位,对权威别过于迷信。无论多大的学问家,都有知识盲区,他的著作都可能有漏洞、不足或未虑之处,即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主张不动笔就不读书。有些人读过的书干干净净,我想他可能是藏书家。对念书人来说,书是花钱买来为我服务的物件,我想折角就折角,想划道就划道,想批注就批注,想摘录就摘录,想打叉就打叉。折角是表示这一页有需要注意之处,划道是表示对其文字的赞许,批注是及时记下阅读的感受和问题,打叉是坚决否定书中的说法。还要做卡片和笔记。这样读过的书,才能理解深刻,增强记忆,有所收获,对自己的专业研究有所帮助。在细读时,每读一章或一节,就做一次归纳,看看他是怎么提出问题,怎么一步步论证的,要认真查核所引资料的准确性,记下其中的关键引文和重要结论。想想他是怎么继承前人又有所创新的,想想如果我写这一章节会怎么写,怎么写得更好。如果觉得其中资料解释、论证逻辑性等任何一个地方存在问题或不足,可以存疑,再对照原始资料,尽可能多地查找相关著述中对同一问题的论说,找出诸家观点的不同,矛盾和分歧的所在,以及这部书中问题的要害,我们从中就可能有所发现,萌生出新的研究课题,说不定就能由此写出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有时候,阅读某一章节或某一说法时,并未过于关注。但读到后来,或在阅读另一著述时,才发现其说法或结论高明或有问题,我们就回过头来再读,再研判,当会有新的收获。这些就叫做“读书有间”。

这样持之以恒,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本书又一本书地读下去,我们的专业基础就慢慢地扎实了,学术视野就逐步宽阔了,眼光渐渐就锐利了,个人再从小题到大题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著述,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在学业上有进步、出成绩。

我们既要念有字书,更要念无字书。有字书都好理解,无字书对文科人来说就是社会实践。1940年代在兰大中文系工作过的张舜徽先生说:“天地间有两种书:一是有字书,二是无字书,有字书即白纸黑字的书本;无字书,便是万事万物之理,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的许多实际知识。有许多的知识和疑难,是不可能从书本上取得解答的。”清人钱泳说:“水、火、盗、贼、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艰难之事,无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谓无关学问也。”社会实践和人生阅历这部无字书,可以帮助学者获取书本上不能获取的知识,更深刻地了解历史、思索学问、规正人生,真正理解社会际遇对历史人物言行和作品的影响。西汉司马迁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无字处读书的学者,他二十壮游全国,中年惨遭腐刑,这些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才使他写出了被称为“史家绝唱”的《史记》。诗圣杜甫如果生活一直平稳顺利,怎么能写出那么多千古吟咏之诗。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香港的经历,使他对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理解更为深刻。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时“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及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外矣。”最近,肆虐中国和世界的新冠肺炎病毒迫使我们无法复学,但大难之中自己、家人、同学、朋友各种孤独、奋斗、友善、苦楚、忧愤、不幸的经历,听到、看到、遭遇到的光怪陆离、是非曲直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历练人生、透析社会、深究世道的不世之机,是认识社会从而思索历史和学问的一部无字书。各位千万别虚掷光阴,既要看有字书,也要看无字书,积极投入,究心体验,这将会对你的为人和治学有极大帮助。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都是老生常谈,但也是老朽的经验之谈,希望能对年轻朋友们有所帮助。

(作者简介:汪受宽,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出版《谥法研究》《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等著作十几部,发表论文200余篇。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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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晶晶
责任编辑:许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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