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纯华校长和潘保田副校长邀请我为“治学大家谈”写一篇文章，我诚惶诚恐，但又不能辜负校长的抬爱，只好实话实说，简单汇报我入兰大以来的经历。
真正的“穷学生”
我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77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母亲没有丝毫的欣喜，而是坚决不让我去，理由很实在，他们老了，弟妹还小，就靠我养活全家。人不管在任何时候，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我和他们顶了四天，最后狠心挥泪离家。开学才知道要自费，当时没有任何挣钱的门路，只好给所在的外语系写退学申请，含泪准备打道回家。没有想到当时的外语系蔡莹书记和辅导员孙同珍老师热情相助，从学校给我争取了一份补助，才得以继续上学。
孝敬父母，初期影响了学术研究
本科毕业留校后又上研究生，按说可以开始搞学术，但我的情况不允许。首先得孝敬大人，报效养育之恩，弥补对他们的亏欠，还要照顾弟妹。当时工资又不高。只好拼命代课挣钱，又在非洲当了两次翻译，才算缓过气。学术上几乎一事无成，羞愧难言。但没有当“不孝之子”，道德上没有跌落，心里倒是踏实几分。等到回过头来考虑学术，已经都40岁过了。
印度留学——苦行僧生活
到了新世纪初，正好有个去印度的访问学者名额，我进入印度尼赫鲁大学学习，一年时间眨眼到了，觉得刚走到灿烂辉煌的印度文化海洋边上，还没有入水就得回国，实在不甘心，于是千方百计地争取留下来，开始读博士，一读就是五年。
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的古文明国家。根据我自己在印度的体验，印度是一个戴着表面有点灰尘的面纱的绝色美女，掸去灰尘，越是透过面纱，越能看清并略领其美。
印度学者有着对学术的追求、学术的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我的导师卡皮尔·卡普尔教授是印度最著名的梵文学家,对我的要求几乎达到“残酷”程度，这就更加鞭策我加倍努力。
许多中国人对印度有相当程度的误解，这也不是没有根据，主要是天气太热、吃的不习惯、外部环境不尽人意。每年4-6月，德里的温度在49度上下，就是到了雨季，气温也在40度以上。只有从10月到第二年2月，气候才比较凉爽。
印度的菜咖喱味太重，花样太少。大多数印度人不吃肉。卫生、交通状况较差，印度政府正在快速改变这种状况。
尼赫鲁大学的吃住非常简单，博士生每人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宿舍，里面只有光床板，小桌椅，电风扇和昏暗的日光灯。食堂里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米饭，干粗面饼，咖喱软菜，咖喱豆子汤，生洋葱、胡萝卜块，凉水。
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生活的落差，有吃有住就有幸福感。第一顿饭就吃得很香，第一夜在酷热下睡光床板没有感觉不舒服。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印度两大史诗和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印度两大史诗是古代印度社会的百科全书。之所以和泰戈尔作品加以对比是因为泰戈尔是印度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继承了两大史诗的传统，同时又大大发展了印度文学，妇女又是两大史诗和泰戈尔作品中非常关注的对象。这样就把印度古代和现代文学有机地联系起来。
一个对印度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人，突然要在浩瀚的印度文学大海里搏击，谈何容易？我的导师卡普尔教授给我的研究定了四部曲：（1）通过阅读印度四大吠陀经、奥义书、梵书、摩奴法典等经典作品弄通印度文化背景知识；（2）弄通两大史诗和泰戈尔作品；（3）掌握印度文学欣赏与批评知识；（4）开始撰写论文。一接触第一部《梨俱吠陀》，第一天连第一行都没有读懂，感觉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做下去，但又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不耻下问，同宿舍楼大多数同学为印度人，诲人不倦。坚持了一年，才步入正常阅读。到第三年感觉柳暗花明，有了自信。对着书海，有了商人望见金山的贪婪，如饥似渴地阅读，细细思考，享受着极大的愉悦。除了寒假去印度各地旅游考察，其余时间，三点一线：宿舍-图书馆-导师办公室。第二年，校方照顾，给了一间略大点的家属宿舍，只是多了一张床、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而已。
最宝贵的是时间，每天时间安排：早晨5:00-7:00（7:00以后就热得不敢出门了），在校园密林深处练习瑜伽，回来即坐在发烫的椅子上读书。从来不吃早饭，到了下午1:00，一边看书，一边就着水果吃自己蒸的馒头，晚上9:00做甘肃人爱吃的浆水面。除了偶尔去市中心看印度舞蹈，参加1-2次尼赫鲁大学的校园汇演活动，没有任何别的娱乐。真正做到了“头悬梁”“苦其心志”。但在印度文化的大海里，我感觉到了最大的充实。
博士论文修改阶段最紧张，导师卡普尔教授治学严谨，让我反复修改，连一个标点都要反复推敲。每次修改都是一场鏖战。最后阶段紧张得一天只吃一顿饭，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闹铃一响，爬起来就继续写。
一次，《人民日报》驻德里记者任彦来聊天，说起在印度留学的感受，我说了一句“在印度留学要有苦行僧精神”。没有想到，他把这句话马上发到报上、转到网上，这句话竟然成了我的“名言”，被国内几十家网站转载。不过我说的是切身体验。在印度留学，如果没有苦行僧精神是安不下心来学习的。
一个意外收获：我自己居然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尼赫鲁大学印度学博士的留学生。
用印度学为国家服务
一个学者，不管从主观意识上还是客观上看，他的研究工作都应该是为国家服务。我自己应该属于前者。国家和兰州大学为培养我，花了很大代价，寄希望于我，我应该主动自觉地为政府献计献策。
2010年7月9日，我的一份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要求“大力研究、宣传‘现代玄奘’谭云山”，促进中印文化交流。 201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玄奘”谭云山》，充分肯定谭云山-谭中父子对中印交流和中印友好的卓越贡献。
谭云山是湖南人，是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在新民学会的同仁。受泰戈尔的邀请，谭云山于1928年赴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到1983年辞世，在印度传授中国文化整整55年。他的长子谭中继承他的事业，从上个世纪50年代来印度，父子两代为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友好殚精竭虑工作将近一个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和当之无愧的“现代玄奘”，大大扭转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基本当学生的不平衡局面。谭中因而在2010年被印度政府授予 “莲花奖”，2019年又在中国被授予“中华之光——传播中国文化人物奖”。
2015年2月6日，我又提出《建立中-尼-印铁路大通道的构想》。这个构想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已经把铁路修到西藏的日喀则，并且决定再把铁路修到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由中尼边界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距离只有80公里，一旦铁路修到加德满都，再到尼印边界，印度肯定会把铁路连接到其“钻石四边形”铁路线上，这就等于打通了中国通往南亚的国际铁路线。
这应该是一条成本很低的国际通道，而且它既是三国的经济大道，也是文化大通道，这条通道将极大促进中国同尼泊尔、印度以及其他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甚至会对印度洋沿岸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世界经济。印度又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因此，打通这条国际通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令人非常欣慰的是，这个构想正在变成现实：中国和尼泊尔政府合作，已经把这条铁路大通道修到了喜马拉雅山下的尼泊尔境内，预计2022年中尼段铁路就能通车。
做出有自己特色的印度学研究
我开始了谭云山-谭中父子的研究，并积极推动兰州大学和印度大使馆合作排演印度戏剧。
在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及学校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现任印度外长的苏杰生先生合作，于2012年3月21日在兰大成功演出泰戈尔的著名音乐歌舞诗剧《齐德拉》。国内外156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印度3家最大报纸《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新闻托拉斯》大篇幅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的专访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全世界。仅兰大的“媒体看兰大”栏目就连续出现17次。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的前两天即2012年3月25日，印度国家电视台播出《齐德拉》视频，欢迎中国领导人。一台戏能得到这么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报道、得到这么大的关注不仅在兰大是第一次，恐怕在全国高校也是不多见的。全世界20多家机构包括印度泰戈尔博物馆、瑞典诺贝尔奖金图书馆都收藏了《齐德拉》的演出碟片。2016年5月，王乘校长出席为欢迎印度总统穆克吉访华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印大学校长圆桌会议”并发言，就讲我们和印度的交流，包括演出《齐德拉》。印度大使3次来兰大访问，都是因我们印度研究中心而来，仅苏杰生大使就来了两次。
排演《齐德拉》也开启了甘肃和印度的第一次正式合作，其影响和意义非凡。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还计划和印度大使馆再合作一次，排演印度最伟大的戏剧家迦梨陀娑最著名的戏剧《沙恭达罗》。
填补国内印度学研究的空白，这是我们做印度学的一个特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出版印度学词典系列。我们国内的印度学坎坎坷坷上百年，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印度学词典。我在印度留学时为此颇感困惑，由于没有词典，学习起来往往事倍功半。我把学习中经过千辛万苦查阅到意思的词条一个个记录下来，回国后经过整理增添，单独出版了《印度文化词典》，和袁永平、丁广州、刘雪岚、卢波等合作出版了《泰戈尔词典》、《印度古典文学词典》等工具书，出版后在国内印度学界大受欢迎，连台湾、香港等地大图书馆都有收藏。国内最有名的泰戈尔翻译家董友忱先生、白开元先生对《泰戈尔词典》高度赞扬。白开元先生亲口对我说：“你编写的《泰戈尔词典》，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成为我每天必查的案头工具书。”中国印度古典文学的大家黄宝生先生亲自约我谈话，肯定、赞扬《印度古典文学词典》，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鞭策。著名的印度学家闻中先生出于信任，把4卷本将近200万字的《简明印度文化百科全书》翻译出版任务交给我。该书将于今年年底出版。我还计划编写出版一部《印度哲学词典》。这样就形成一个印度学词典系列，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学者提供极大的方便。这样一来，就基本上解决了国内印度学“词典难”问题。这当然不算高大上，但能做一块铺路石，“不亦说乎”？
2、国内系统研究安培德卡尔（1891-1956）。“印度贱民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印度佛教改革家”是我对安培德卡尔的定位。印度贱民几千年来受尽了欺凌和侮辱。上个世纪，印度出了一位坚决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的伟人—安培德卡尔。他作为贱民在美国和英国分别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律学博士学位，这是几千年来贱民阶层从未有过的事。他动员50万贱民一夜之间皈依佛教，极大震撼了印度教社会，他为贱民争取到了许多权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总理尼赫鲁全权委托他主持制定印度宪法。印度宪法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宪法”，经受住了七十多年的考验。
安培德卡尔也对佛教改革提出了许多深刻看法，是当之无愧的佛教改革家。但国内学者对他关注不够，只有零星的研究文章。我和助手袁永平、高洁老师写出了国内第一本专著《印度贱民领袖、宪法之父和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尔》，开创了国内系统研究安培德卡尔的先河，也引起了印度有关机构的关注。几年前，印度官员指名要和中国国内某著名学者谈论安培德卡尔，该学者正在为找不到系统的资料而发愁时，在北京图书馆找到该书，解决了燃眉之急。该学者亲自向我到谈此事。国内目前还没有第二部此类书。
《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主流—印度教》也是国内重要的研究印度教的书。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许多中国人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但实际上，印度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的83%以上，佛教在印度非常微弱。因此要了解印度文化，必须先了解印度教。原来国内只有翻译过来的加拿大人写的一本小册子式的《印度教》。我和刘雪岚、丁广州、卢波等共同编写了《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主流—印度教》，澄清了人们对印度文化的误解。这本书成为中国人正确了解印度的重要参考书。
由我主编、参写或组织，迄今已经出版专著11部，今年还将出版专著3部。14部专著的具体书名为：《印度两大史诗和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研究》《印度文化概论》《印度两大史诗解读》《印度神秘符号》《泰戈尔的一生》《灿烂辉煌的印度文化的主流---印度教》《印度贱民领袖、宪法之父和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尔》《印度文化词典》《泰戈尔词典》《印度古典文学词典》《泰戈尔的大爱思想》《简明印度文化百科全书》（4卷本，200万字，待出版）、《甘地与中国》（即将出版）、《现代玄奘—谭云山》（即将出版）等。
兰州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已经有13年的历史，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是目前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一家印度研究机构，2017年被教育部注册为国别研究中心，以我们的特色和多产在全国印度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甘肃是古代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最重要的路段，“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都需要兰州大学印度学研究向更广的方向更快地发展，成为兰州大学的特色学科。
（作者简介：毛世昌，印度尼赫鲁大学博士，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中国南亚学会理事，中国印度文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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