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先锋之入党志愿书——共产党员任继周:“我就是千方百计要留在西北”

日期: 2021-04-06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文 许文艳 李晖 王瑛 杨可欣

任继周近照

任继周的入党志愿书

1956年任继周在天祝高山草原站

2003年8月任继周在内蒙古

任继周,中共党员,草地农业科学家,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院长。1924年11月生于山东平原,1956年入党,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任继周同志的入党志愿书

解放以前及解放初期,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要求,我想要做“官”才加入党派。而我只要好好学习业务,做一个有贡献的科学家就会有地位当然也就连带解决了生活问题,当时我认为这是一种清高的想法。

解放较长时期以后,经过许多生动事例的教育,经过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的学习,特别是参加了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一九五二年本院的整党会议,及甘肃省一级的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我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这样的崇高,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这样的公正、伟大!当我死死抱住书本为了自私的目的做专家梦的时候,多少优秀党员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他们按着远大的理想,火热地投身于变革世界的工作。吃了多少苦,死了多少好同志。革命胜利以后又带头搞建设,把自己完全生疏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不想到自己的利害,他们是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正的人。而我呢,只想把人民培养出来的一点知识做资本,来赚取革命成果,满足自己的目的,不但不是清高的,还是十分鄙污的、自私的可怜虫,产生了浓厚的厌弃自己肮脏思想的情绪。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重新做人。

我看见马列主义在科学界的巨大成就,苏联有米丘林、威廉士、勒帕辛、斯卡娅、巴普洛夫等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以全新的治学方法打破旧的规则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在苏联,第一次在人类史上用辩证唯物的方法大规模向科学进军而取得巨大成就。我认识到马列主义不仅指导政治,也指导科学,它是最普遍的真理,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真理的追求者和体现者。

我也看见马列主义在祖国的巨大成就,过去我简直不敢设想,一个百年来受屈辱的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得这样强大、光荣;在亚洲打下美国法西斯的凶焰,在国内进行着空前的建设。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一项新的成就,就在心里增加一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因为这首先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的功劳,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的光辉体现。

这些教育了我,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入党愿望,自从1952年9月间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以来,经过党的不断培养,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我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和伟大的祖国,马列主义是全世界的真理。入党以后我要虚心接受党的教育,努力学习,警惕个人主义,要和它做顽强斗争,坚决清除它。只有在严格的党的教育下,才能在思想上解放自己,打破自私的窠臼,把自己贡献给人民。入党以后在党的教养之下建立坚强的组织观,多多争取为党工作,为了党的需要,要不怕困难,忘我地劳动,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入党以后我要把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热爱化为力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做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要多联系群众,在群众中起一定的影响。

申请人签字:任继周
1954年9月23日

访谈任继周同志实录节选

(2021年3月19日)

2021年3月,距离任继周同志写入党志愿书已过去了66年零6个月,他已经从一位意气风发的而立青年成长为党龄近70年的老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来临之际,记者特访谈任继周同志,以下为访谈实录。

1.记:您还记得当时为什么入党?怎么入党的?

任:读初中二年级时,我看了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我觉得这批人,真是圣洁啊,为了民族,为了民主,为了思想,千辛万难,走那条艰苦的路。这批人了不得,他们都是纯洁的爱国勇士、志士,我很羡慕这一批人。后来年纪慢慢大了,参加学生运动,受到熏陶。解放的时候我在南京,南京解放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成立,那是1949年4月。我看见解放军觉得跟亲人一样,那些干部说话跟国民党的人完全不一样。当时我还是刚毕业的学生,就感觉到,共产党啊,就是出人才、就是为人民。驻校解放军学员部有个年轻同志是我们三牌楼校部的工宣队主任,也是穿灰制服的解放军。他主持晚会,先讲话,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领导人。我说,这个领导人一点领导人的样子都没有,但他就有这个能力。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要加入党。那个时候东北的招聘团到南京来招聘人员,由于当时西北未解放,我就跟同学一起报到东北区。报完了以后,西北解放战争进展很快,我就等着。东北招聘团的人先行出发,我把东西和书就带过去了,我说,我再等一等,等西北的情况。后来西北解放了,就参加西北在南京的招聘团,我带上南京的招聘团招聘的人一起到西安。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盛彤笙先生办的国立兽医学院的助教,在南京进修的教师了,已经算是西北干部了。到西北以后,我很努力工作。我觉得院长盛先生是非常爱国、非常好的人,他办兽医学院的目的是改变国民营养。为什么呢?他原来在德国是医学博士,德国医学博士完了后又学兽医,办兽医学院。他以这个为切入点,改变国民营养,发展畜牧业,发展草业,与我的初衷不谋而合。我老师王栋推荐我去,我是这么去的。

我到西北草原一看,大为感动。好多南方来的人不适应西北。我不但适应,还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甘肃省是哑铃型,现在我知道给了个更好的名字,叫玉如意形。它两边大中间小,地跨长江流域(白龙江属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陆河流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北内陆荒漠。这个地方自然资源、草原资源太丰富多样了,有的人觉得这个苦、那个苦,我一点也不觉得苦,这里有丰富的大自然资源,大自然就是实验室,是没法取代的。

虽然我们学校很空,只有间办公室,挂着“牧草研究室”的牌子,什么实验设备也没有。我第一次出外做调查,首先去找做秤的去做秤,把那16两市斤的秤改成公斤的克秤,称出来的是克数,才好做科学记录。当时我每年带学生下乡考察,每年跑烂一双翻毛的皮靴。因为避免草籽、沙粒钻进鞋里,需穿高筒皮靴。到西北以后,非常安于这个大自然的实验室。

我有几次很大的危机。有一次是“三反”运动期间,那时有个不成文的法则,认定凡是经手钱财的人,总有10%到15%的贪污。我经手过3000多块钱的仪器费用。盛彤笙先生派我带上钱找许绶泰买他的仪器,给他办研究所。结果我被隔离审查二十几天,后来查清,高时书记认为我品质不错,经审查1956年发展我入党了。

2.记:您还记得当年的入党志愿书写了什么内容吗?现在读到入党志愿书有何感想?

任:早前想法很肤浅,认为做一个有贡献的科学家就会有地位,当然也就连带解决生活问题,还自以为清高。想当草业科学家是没有动摇的。1942年,我和几个哥哥在重庆见面的时候,我们三个相约不入军政两界。解放后,我真的坚持了那个愿望。当时加入共产党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对毛主席的敬仰,一点杂念都没有,即使为党牺牲,把生命丢掉都是可以的。

现在看着入党志愿书,觉得写得还不够,我的负罪感没有写出来。抗日战争那年,我刚入初中,我国军队装备落后,民兵甚至还用长矛、砍刀。我亲眼看到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各种伤残,血肉模糊,难过极了。一个师上去,三天就伤亡殆尽。新闻记者形容战场就是“搅肉机”。我是在先烈的血肉长城保护下活下来,劫难后的幸存者。何况还有历代先烈无法计量的牺牲、贡献。今天的成绩不是我个人的成绩和努力,而是先烈创造的条件,先烈们做出的贡献太多了,我是踏着先烈的骨血,走到现在,无论如何都无法补偿先烈的债。年龄越大,负罪感越深。

3.记:您在西部坚守70多年,一直都为草业作贡献,是什么精神动力让您坚持下去的?

任:这个说来话长。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我看着逃难的人群,学生,还有中国大部分人民,矮小、瘦弱。我的老师盛彤笙家贫,身体瘦弱。我自己也体弱多病,大学毕业时体重45公斤。我们吃的是五谷杂粮,外国人吃的是肉蛋牛奶。当时一心想改变中国农业结构,改善国民食物构成,决心利用我国西部草地潜力大,从草原,到草业,即草地农业———有草、有畜,有四个生产层,就是在传统的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以外,加了一个前植物生产(生态、景观)和后生物生产(加工流通)。改革开放以后,我的同班同学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了,他邀请我去,我说我不去。我去美国考察回来以后,美国人邀请我到美国去工作,当时定了,给我们夫妇两个做工作,包括爱人的工作,先给她安排好。我的工作是高级干部、高层科研人员,工资需要董事会讨论,他说一定是高工资。当时,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被批准了,草研所筹备组,十个人、十个编制。我说我哪都不去了,就搞这个研究所。后来找我的地方很多,我都没有动摇过,我就是千方百计要留在西北。

但是我知道,真正办好研究所必须附着一个大学,单独办研究所是不行的。当时兰大的校长李发伸和副校长郑晓静从教育部得到有一些单位找我的消息,他们马上就来找我。我说,没问题,我就是不要离开西北,要办这个研究所,搞草业研究所、搞草业研究。因为兰大学科齐全,基础好。2002年,研究所正式并入兰州大学。

4.记:现在全国有9000多万党员,您认为您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员呢?

任:主要是踏踏实实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民族,贡献给中国人民、伟大中华民族的这么个党员,没有讲求个人的名利,从没争求过名利。我总说,如果要发奖金什么的把我往后放,我从来都是说少要一点,多让一点。我从来没争过名利和待遇。我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我想得开,所以我活这么大岁数,也许跟这个有关系。改革开放以后,甘肃省对我非常好啊,那时宣传部长叫吴坚,我要个研究项目,他很慷慨地给我了。那时我一个重点项目,改良抓喜秀龙牧区草原,要70万块钱。甘肃那时候70万块钱非常困难的,他就给我了。这个钱没有白花。我的助手都退休了,20多年以后又去看那块草地,长得还是很好的。李登瀛省长,宋平书记,还有马继孔书记,对我都非常好。宋平找一个礼拜天从兰州乘车到我们草原站待了一天,回来之后,宋平对我印象很好,把我夸得是不得了啊。

我这个人很奇怪,从小时候就这样子,没有颓唐、沮丧过。我读难民中学的时候,冬天在四川,夏天穿一条短裤,冬天穿两条长裤子,那么困难,身体非常不好,经常有病。但是我专心学习,老师同学对我都非常好,我总是精神昂扬,没有沮丧过。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在重庆,我弟兄三个,还有我的父亲、母亲,聚会了一次。那是最后一次聚会了。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们心疼我受了很多苦。我却满脸笑容,说我成长了,凯旋归来了。从那时候一直到后来,不管遇见多大的困难,没有丧气说不行了。文革期间是读书无用论,好多教授、学生把书当废纸卖了,我还从废纸摊上捡回两本书。我总觉得社会总会前进,困难是暂时的。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问我怎么克服困难留在西北的。我说,我就没有困难,我在那住着好好的,把这个采访搞得平平淡淡。

5.记:作为一位老党员,您对青年党员有什么寄语呢?

任:我觉得,现在青年党员的入党动机,某些方面有杂质,有水分。有的人是以为入党有多大的好处,有什么特权,也许是晋升快一点等等,有这些欲望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才有那么多贪官污吏。我觉得要从党性上,从民族的伟大责任感上培养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缺少中华民族的豪情壮志,对社会感恩不够,检查自己不够,努力不够。

我想告诫我们的青年党员,文化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素质超过专业素质。在那个水平上,再搞专业,你的专业才能深入,你才能稳定,才能不顾个人的利害钻进去,所以文化素质要提高。就这么两句话,一个是排除杂念,一是文化素质提高。

假如说我有点成就的话,这成就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走自己的路,创新的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样你开条路,就有点创新,搭个桥,就有点创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我一辈子。到现在为止,我是仍然在走这条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就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自然的生态系统,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因为农业是为社会服务的,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分支。所以我现在搞农业伦理学就是这么自然走过来的。人类的文明,就从伦理开始。历史在前进的,我循着历史前进的脉络而工作。我的工作,老实讲不是上头布置的,是自己这么走的。我们在草原科学的理论上是走在前头的,在科学上是自信的。我们获得教学成果特等奖不是我个人的,是国家发展的成果。

以下为任继周同志的学生对他的入党志愿书的感悟:

胥刚:读了任先生的入党志愿书,特别是“我要把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热爱化为力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做长期不懈的努力。”这句看似口号式的标语,时隔多年,今天读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他在志愿书里提到,解放以来很多生动的事例以及后来科学界的巨大成就教育了他,他后来基本上都按照这个觉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时在入党志愿书里写的这些东西,他到现在还保持着。

先生1950年志愿来西北工作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后来他确实是这么贯彻下去的。他当选院士后,国外的单位和国内的很多单位都请他去工作,他说他一直要留在西北,到现在他的组织关系还是一直保留在兰大,这是他比较执着的一方面。

他对党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经历过旧社会,在重庆上中学时经历过日本大轰炸,看到抗战那么多士兵牺牲生命的惨状,所以他后来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带领大家建立新中国的不易,跟以前的社会相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想的是一定要回报社会,自己以前什么也没有,现在给了他这么多赞誉,他觉得有愧的,要多为社会作贡献,所以他后来有这么多的捐赠和回馈社会的行为跟他这种生命体验和党性认识是有关系的。

先生90多岁还在出版专著,关心“三农”问题,那种“为生民立命”的人文情怀令我们晚辈很感动。有幸参与任老主编的 《中国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的编撰工作,他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进行了伦理性反思,提出了针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任继周之问”:大国崛起为何遭遇“三农”危机?他从未停止思考,97岁了还问我:“我有一个想法,我已经干不动了,你们能不能实现?”

(胥刚简介:2002年入学兰州大学,现为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高级工程师)

柴琦:读了任先生的入党志愿书,我感触很深。任先生身上所展现的个人魅力与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先生就放弃了所有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奔赴满目疮痍、匪患未绝的西北高原,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草原、高原。先生坚信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发展,坚信马列主义对于新中国教育界、科学界的指引,坚信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取得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巨大成就,坚信马列主义就是真理,从而毫不犹豫地确定了毕生追求马列主义这一真理的宏大志向。从此,先生以其与党同心同向的行动,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不论何种景况下,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持追求的信仰,开辟着一个一个新的天地,创造着一次又一次神奇。

作为先生的学生,每每回忆起与先生共处的时光,感受最深的是先生考虑问题一直很有前瞻性,蕴含着深邃的智慧。比如说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而早在1981年任先生就在大西北创办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建立一系列定位试验站点,并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和专业布局,先生还亲力亲为编印一些重点课程的教材或讲义。

此外,先生寓哲学于教学之中,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都会从自身经历讲起,循序渐进,将自己的认知贯穿于课堂讲授中。先生多会从我国农业现状、草原分布、面积、生产力、存在的生态问题开头,以及我们能干什么说起,他的课讲得生动有趣,使你强烈地感到草学的深厚文化底蕴,觉得这个专业挺有学问,参与其中就会大有作为。在讲授专业知识之余,任先生还动员我们要学好英语和驾驶技术,他认为一个是交流的工具,一个是交通的工具。在上一世纪,这样的要求也显得难能可贵。

(柴琦简介:2003年入学兰州大学,2007年获得草学博士学位。1994年开始在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工作,现为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

(《兰州大学报》第983期 2021年3月26日 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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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文艳,李晖,王瑛,杨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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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可欣
责任编辑:许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