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一起走近这些兰大“工匠”

日期: 2022-09-09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提起大学老师,你会想到什么?是儒雅端正地上课,还是严谨认真地科研,亦或是平易近人地和学生交流……是,也不全是。

在兰大,有这样一些老师,他们不仅专注于教学科研,还在研究的道路上愈走愈深,学会了许多“绝技”,布艺扎染、制作标本、电路焊接、冷门语言,这些你想不到的独家技艺有趣、有益又好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这些兰大“工匠”。

秀手染千帆

“作为一名教师,我希望能通过教学方式,让青年一代更多更好地了解到扎染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更多的传统文化,增加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从而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是艺术学院马若琼老师老师扎染技术的初心,也是她对扎染技术未来发展的期许。在大学期间,马若琼通过室内设计专业学习和社会考察逐渐了解扎染,爱上扎染,至今制作扎染20年。

作为古老的工艺,扎染的历史十分悠久。始于秦汉,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唐代。东晋的时候,扎染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鹿胎缬"和"鱼子缬"图案,隋唐“绞缬”风靡一时......民国时期,出现居家染即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扎染作坊形式出现在城镇、村镇中。

“扎染的工艺是较为简单且容易学习的”,马若琼说。“扎染的主要过程分为结扎和染色两个部分。总体来说,就是通过线、绳,或纱等一些工具,对这些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步骤,再进行染色。详细地说,有这样几个步骤:首先要对布料进行一定的处理。比如,退浆、精炼、漂白、熨平等;接下来便是扎结,扎结就是打结,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捆扎法、折叠扎法、利用针和线的卷针缝绞法等。第三步就是染色,染色完成后就是第四步——漂洗。漂洗完之后再熨烫,最后对它进行整理。正因为有了以上操作起来较为简易的制作步骤,所以扎染技术才能流传至今,深受老百姓喜爱。”

在马若琼看来,扎染最大的艺术特色便是“千人千面”。每一位艺术家在制作时,对扎染的结果并不知晓,有时和预想的结果是不尽相同的。扎染的随机性较强,它留给我们的遐想空间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扎染的魅力所在。“每当我把这门技艺带入课堂后,在校园里或创意集市上,能看到有些同学穿着扎染服装漫步在美丽的校园时,我是感到自豪和骄傲的。”马若琼笑着说。

其实,不仅仅是服饰,扎染技术和纺织品、生活用品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布料,都可以用扎染工艺来进行技术加工。马若琼平时也会把自己扎染的布料做艺术品、生活日用品。一方面是技术上的革新,另一方面也是扎染技术的一种传播方式。

“起死回生”的标本

参观博物馆时,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动植物的标本。也许你会好奇,每一个标本背后制作材料的来源、制作过程和难易程度……在兰大,就有这样一位老师不仅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还很擅长制作动物标本。

“做标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尽量保持物种的生态学跟形态学的一些信息原真性,遵循物种的生态特征和形态特征,尽可能地保留它的生物信息。”这是生态学院的张立勋老师在指导学生制作标本时经常提到的。“近几年,尤其是90后、00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做标本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有时会把一些标本做的拟人化,或者做出一些大胆创意。有的学生可以把鸽子做成不同的形态,还有一些学生做兔子标本时,还给兔子化妆、美容,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多才多艺了。”张立勋老师笑着说。

但张立勋还是会向学生强调,生物标本在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它承载着许多重要的生物信息和生态功能”,要按照传统的思路去遵循物种的生态特征和形态特征。他认为所谓的创意应该主要体现在材料创新和制作手法上。

就填充材料来说,在标本制作时,随着现代技术的革新,以前用的棉花、废纸、稻草等填充材料逐渐变成了泡沫,减轻了标本的重量。“以前一个骆驼的标本四五个人才能抬起,现在一个人双手就可以举起。”其次在皮张处理方面也做了许多创新工作,“以前就是对皮进行简单处理后直接填装起来;现在会用一些化学或生物方法对皮张进行糅制,使得皮毛颜色就不会太失真,同时也不容易脱毛和变质。”就处理手法而言,张立勋老师介绍,现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一个新趋势,就是通过数字化方式把物种信息记录下来,再进行后期处理。比如一朵花,拍照留存后经电脑处理,用分类学的信息在图片上标注相关信息,包括分布点、季节、采集时间、分类特征、3D特征等等,将这些信息建成信息库,就会实现永久性保存。“这样既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也满足且便利了教学科研人员对动植物标本的需求。

谈到动物标本的制作过程,张立勋说每一类物种都有不同的制作方法,在制作的过程中能就会存在差异。动物标本的制作有几种分类,“以鸟为例,我们把鸟的皮从它的尸体上剥下来后做成平躺的姿势,通过防腐药物处理,再做一个支架填充物,把它恢复成平躺的形状,这个就是所谓的教学标本。”教学标本主要存放在柜子里,主要用于教学科研。

另一种叫生态标本,也叫展示标本,即要把标本恢复成它在自然活体情况下的形态,“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就是生态标本”;还有一种类型叫浸泡标本,以鱼类、两栖类为例,它们是可以固定在浸泡的药水里,通过药物配成不同浓度保存下来,防止尸体发生腐败;还有一类是铸形标本,如心脏、肺等人类内脏器官;骨骼标本是把毛皮做成教学标本、生态标本后,再单独利用骨骼做成骨骼标本。“不同的标本存在着不同的信息,既有形态、结构等信息,甚至还可以研究动物进化和系统演化,在后期也能用于动物分类学教学。”

对张立勋来说,从开始的标本管理到标本制作,再到现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研究过程是十分丰富的,也让他受益匪浅,他希望未来自己能完成更多可供科研教学的标本,“我们这一代人是触摸过不同动物尸体并且真切感受过它的形态特征的。”但现在由于一些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出台,如果不懂分类学、重点保护动植物名录,就很容易触犯法律。同时物种在自然界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范围,研究动物群落的特点、了解地理分布,会对生物研究和相关信息获取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从事动植物标本工作一定要了解物种分类和分布区,这是十分关键的,标本也可用于科普教育、艺术欣赏、种质收藏等社会服务工作。”

电路焊接的初心与坚守

“李老师,电路焊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电路焊接不同于普通的焊接钢材,其难度比焊接钢材器械难得多。焊接钢材只需要把两根钢管堆在一起,再将中间的缝隙焊接起来便算是完成了。但焊接电路难度更大一些,首先电路焊接的焊点特别小,用肉眼很难看清,需要借助高倍显微镜才能看清,其次电路焊接的工作量巨大,一块小小的垫板上可能有着上百个焊点需要焊接,电路焊接需要有着足够的专注力和耐心,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很少有人能够胜任。”当被问及电路焊接的问题时,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李训栓老师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把他关于电路焊接的理论与实践知识都一股脑儿地“抖落”出来。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李训栓却有着丰富的焊接经验和高超的焊接技术。

谈到为什么会对电路焊接产生兴趣,李训栓笑着回答:“男孩子嘛,你也知道,天生可能就对机械电子这些感兴趣。同时自己的家庭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父亲是电焊工,所以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电焊相关的东西,接触的越多,越觉得电焊挺有意思的。”

在电路焊接这条路上,李训栓走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遇到过许多困难,电路焊接后不能正常工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者软件、供电等方面出现问题……这些都是电路焊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困难。但李训栓每次都会耐下性子一点点寻找出现问题的点位,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尝试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在焦虑与不安中排除各种故障原因。“我记得有一次我设计了一块比较大的电路,大概尺寸要超过30厘米。我记得那是一个点阵,当时就一根一角地测,它就是不能出来我所要求的那种逻辑功能,也就是说整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然后我就拿着万用表一根一根地测,测了大概三天。晚上也睡不好觉,到最后终于把原因给排除了。”

事实上,在和电路焊接打交道的过程中,这门技术早已不仅是李训栓的兴趣爱好,也是他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焊接电路让我变得越来越有耐心,年轻的时候,一个电路调不出问题就非常心烦意乱,无法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经验越来越丰富,你就觉得其实这是正常现象,电路肯定不会一次做出来就能成功,学会耐心接受、慢慢去排查问题,整个过程中享受到的那种比较平和的感觉越来越浓厚。”焊接电路让李训栓愈发理解何为“欲速则不达”,能够真正沉下心,抚平内心嘈杂,专注于自己的热爱。

李训栓也将自己的这份兴趣爱好在学生里面进行推广,希望能让更多学生认识了解电路焊接,感受其中的成就感与乐趣。“以后如果有电路焊接或者设计电路的机会,还是希望大家都参与感受一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像我们电子类专业,如果你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都没有这样的实践机会的话,还是非常遗憾的。我们学院也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条件,我保证你会有很多收获。”在平时的课堂中,李训栓也会强调实践对于电子线路创新的重要性,电路设计的再好也需要有成品来实现其功能,掌握这项焊接技术,无论是对科研岗位还是工作岗位,都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作用,“掌握一项别人不能掌握的技术,对每个同学的学习、生活来说都是有益的。”

走在通往真理的偏僻幽径

对历史文化学院的白玉冬老师来说,突厥语是他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同于外人眼中埋头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白玉冬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有一种全局的眼光和格局,中国的历史不仅仅被记载于汉籍文献,同样也存在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记载,对于古代的历史研究不能只从自己的立场看待,也需要换个角度看。“对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汉籍是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但是对新疆西域或是蒙古高原乃至欧亚大陆内陆的这些民族或者地区的历史来说,汉籍总是有一些欠缺的地方,它只记录自己熟知的,有些内部的东西往往还需要当地的语言资料来进行解读。”为此,白玉冬便开始了古代突厥语的学习和古代多民族史料的结合研究。

研究一门早已四散分离的冷门语言,这注定是一条少有人走幽径,“虽然我们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古突厥语,但是结合历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且搞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几个人懂古代突厥语,或者是懂古代突厥鲁尼文或回鹘文的。”但白玉冬未曾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发现到很多其他学者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所以说这是一种新史料的挖掘吧。”

“当代的突厥语民族,他们的部分语言词汇和古代有些区别。我现在研究的元朝以前的那段时期的古突厥语材料里面,伊斯兰教的内容很少。当代突厥语族语言里,比如维吾尔语里,就有一部分阿拉伯语或新波斯语的借入词。”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交流、彼此学习,促进了突厥语的发展。同时突厥语也并不像汉语一样,一种语言对应一种文字。突厥语有很多分支,每个分支各有特点,且有不同的民族使用。“当代的突厥语比如土耳其语,还有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还有我们国内的维吾尔语等等,虽然地域不同,但是他们的语言大体上相通的。”

“突厥语同汉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白玉冬在谈到突厥语与汉语的差异时说到。

首先,突厥语是一种黏着语,而汉语是一种孤立语。“我吃饭”,在汉语中单词罗列就可以表达一种意思。但是突厥语必须要在名词的后面加上格助词,相当于我们汉语的“于”“把”等介词,它才能把这些表示清楚。这是二者在语法方面的差异之一。除此之外,突厥语的单词组合也比汉语复杂,存在着“元音和谐”现象,“阿尔泰语里面的突厥语,还有蒙古语、满语,他们有着共同特点,就是元音和谐。什么是元音和谐。我们汉语没有,但是阿尔泰语系古突厥语中存在。即一个单词中只出现前舌音元音系列词或后舌音元音系列词,但外来语除外。前舌音和后舌音是指发音部位的不同。如,我去唐朝,古突厥语说作män tabγačqa barmïš。其中,män是我,tabγač是唐朝,barmïš是去,在唐朝(tabγač)和去(barmïš)之间的qa属于名词后缀,即向格助词,表示方向。因其前面的tabγač是后元音词,所以其附属的向格词缀必须是后元音的qa,而不是前元音的kä。qaγanta中,qaγan是可汗,ta是名词从格词缀。这个qaγan和ta,全部是后舌音单词。”突厥语在元音的发音和组合上同汉语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同时在语序上也与汉语存在着差异——动词置于句尾。例如汉语表达“我吃饭”,在突厥语中表示为“我饭吃”。

在研究和学习突厥语的过程中,白玉冬也将自己所学推广到了教学中。但是由于突厥语本身学习难度较高,故只针对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语言文献”课程。课程的设置一方面是希望能够为那些对古突厥语学习的同学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从而拓宽他们阅读文献的途径,“为之后的学习、科研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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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世中,孔子俊,张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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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侯牧晨
责任编辑: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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