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从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开来——记我所亲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精神的弘扬

日期: 2020-11-19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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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和平的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非常残酷的正义战争。本人从1951年5月入朝在中线——金(城)平(康)淮(阳)战区进行战斗,到1952年10月底在上甘岭战役中负伤回国治伤和疗养。本文是我在这一战斗过程中亲历的点滴往事和得到的启发。

一、我们和大炮一同奔驶战场

中学毕业后,我于1949年8月2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设在苏州的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训练。1950年春被分配到南京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青年干校学习。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我被调到解放军第三炮兵学校学习苏联炮兵的运用和观测技术。当时使用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支援中国军队的山炮。这年冬天南京特别冷,训练时我们的手脚和脸多处被冻伤。

到1952年春,正当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我被调到山东淄博地区的周村,加入新装配122榴弹炮的炮七师二十团二营四连的指挥排,从事该炮连的观测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训练,在周村附近山区实弹打靶之后,乘军列火车直赴中朝边境的丹东市。

到达后我们看到鸭绿大桥已被美军炸成三截,对面的新义洲已成一片废墟。我们只能从市区上游的宽甸“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们连的大炮由十轮大卡车牵引,指挥车和弹药车由苏联小嘎司车(类似解放牌小卡车)开进。当时有一首英雄司机之歌:“热情的马达在歌唱,司机的心情多紧张,飞吧,飞吧,英雄的小嘎司,我们一同奔驶向前方”,表现了我们既紧张又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的心情。

我们都是日宿夜行,敌机依然轮番不断来轰炸扫射,为防止敌机来袭,朝鲜军民在公路沿线的山上设有很多观测哨,敌机一来即鸣枪示警,并大喊“边机瓦哨”(飞机来了)。我们听到枪声和喊声,即熄灯隐蔽到树林里。就这样从天黑到天明也只能走几十公里,有时一夜行程还不如步兵走得远。目标战场离中朝边境才几百公里,我们坐着汽车走了好多天才到达金平淮中线战场。在这开进的过程中,有几次见到朝鲜的老汉,他们向我们打招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还有一次我们在住地附近将大汽油桶埋在地上,防敌机扫射起大火,土堆类似新坟,几位阿妈妮(老大娘)流着泪说我们将“烈士”埋得这么浅不合适,要求帮着重埋。

二、在攻克斗流峰、西方山的战斗中立功

中线金(城)平(康)淮(阳)战区是38线以北敌军向北最深入的地区,既是邱少云牺牲的地方,也是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扑向敌枪口、夺回597.9高地的地方,还是1953年金城反击战我军向敌方推进9.2公里、一举逼使美军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有功的地方。当时只有金城是为敌占领的阵地。而在中线西端平康城南偏东的斗流峰、西方山是美军的阵地,我军阵地是平康盆地和盆地北的低山地。美军居高临下,便于机械化部队在我阵地前展开,对我平康城一线阵地无险可守,威胁很大。

我们炮兵进入中线阵地后的六月间,我志愿军部队决定要夺回斗流峰、西方山这一要地。而这时正是国内三反五反增产节约时期,我们的炮又是志愿军最大口径的榴弹炮,一发炮弹就是二两黄金,绝不能浪费。师首长电话上要求我们每一发炮弹都要准确命中目标,如打不准,开玩笑要我们去把炮弹捡回来。

进攻部队下午四时多发起攻击受阻,要求我连炮火支援,试射的第一发炮弹打到敌阵地后山沟里,周围的步兵和各炮兵观察点均找不到弹着点。我在距离最远、海拔最高的五圣山观测所发现了山沟里微弱的烟土气,断定为试射的弹着点。经准确计算修正目标的坐标,再发射的这一发炮弹即命中斗流峰敌阵的主碉堡,迫使美军抬着死尸和伤员败走,使攻击部队在下午5时左右顺利攻上这个阵地,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使山下的平康城和周围的大片盆地成为我军巩固的后方。为此我立了三等功,获朝鲜军功章,并被晋升为排级观测员。

在我军夺取这一战略要地一年后的1952年10月11日的上甘岭战役前,为巩固这一战略要地,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一起,全身插满伪装的树枝和野草,潜伏到斗流峰、西方山南侧的391高地的前沿,往南60米可清楚地看到铁原方向敌阵地巡逻的美军,身边是战友们的身影。潜伏战士就在美军的眼皮下,必须一动不动,一旦被敌发现,潜伏队伍将丧身在敌枪林弹雨中。中午,美军突然向这支潜伏部队的地方无目的地发射燃烧弹,有一发正落在邱少云身旁,他身上很快就燃起熊熊烈火。邱少云身旁就有一条水沟,但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汗水从头上流下来,双手紧紧插入土中。在这生死关头,刚刚21岁的邱少云,忍着撕心裂肺的巨痛,慢慢地把枪和身上的弹药推开,脸和身子牢牢地伏在地上。烈火整整烧了30分钟,他如巨石一般纹丝不动,直到壮烈牺牲。

下午天黑前,冲锋号吹响了,战友们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全歼了391高地上的美军,为严守纪律、在烈火中永生的英雄邱少云报了仇、雪了恨,并牢固地夺取了敌阵地,为斗流峰、西方山这处战略要地打上了铜墙铁壁。

三、419阵地前一弹命中敌坦克

在中线作战期间,我们炮连设在五圣山西侧山上的观测所与步兵某部二营的指挥所同在一个山头上,相距约10米左右。为实地观测最前沿419高地四连阵地的地形情况,我和另一位观测员于1952年夏天的一天由二营的通讯员黄继光背上卡宾枪引领和护送去419阵地。

在此观测10余天期间内,有一天上午11时左右,美军从金城炮兵阵地向419高地我军前沿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射来的炮弹中有瞬发、延期和空炸,目的是破坏我军阵地上的碉堡、战壕,并赶我阵地地表战斗人员进坑道。炮击后期又射来几发烟幕弹和毒气弹,有白、黄、玫瑰红等多种烟幕,结果坑道里三、四十人、除我炮兵两观测人员(因我们用的是美式防毒面具,步兵用的是日军被打败后留下的)和坑道口连队的三、五个指挥人员外,其余人员均中毒晕迷在坑道里。我们几个未被完全中毒倒地的人,一面持各种武器赴地表守卫阵地;一面电话通知后方部队迅速来阵地背运中毒倒地的伤员回后方救治,情况十分危急。

在上甘岭战役打响前的9月底10月初,美军曾有多辆坦克到该阵地西侧向我军阵地后方冒进,企图探我军虚实,能否从后背包抄,切断后方增援,夺取五圣山主峰阵地。面对危急形势,我守军要求炮火支援,以防坦克炮击419高地的我阵地坑道口,夺取419阵地。由于我曾在该阵地驻守观测多日,所以当我炮连指挥员决定火炮支援时,我准确地给了停在419阵地西侧峡口路上坦克的坐标,试射的第一发炮弹即命中该坦克顶部,引起这辆坦克起火爆炸,使从峡口进来的坦克无法退回,在峡口外的坦克也无法进来救助,只能丢下已进入峡口我阵地后方的坦克,狼狈地退了回去。使美军胆寒地放弃从此进入我主阵地后方配合夺取主峰阵地的企图,只能在10月12日开始从正面向主峰正面的537.7和597.9两高地向我阵地攀险进攻,打响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四、成为朝鲜停战关键一仗的上甘岭守卫战

从1952年10月12日至11月23日,历经43个昼夜的上甘岭守卫战,是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最激烈的一次争夺战。这是艾森豪威尔从欧洲返回美国当选总统后,想打一次胜仗以振军威和对就任总统的庆贺。

这次美军向我中线五圣山(海拔一千零几米)南侧两地的进攻,是我军坚守这两个高地及周围地区的争夺战。将此次战役定名为上甘岭战役,是因为这两个高地之间有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名为上甘岭。若美军攻占了五圣山,整个中线战区就在美军的视线范围之内了。我军坚守上甘岭阵地不仅可确保五圣山的安全,且可保持对敌占金城仍在我军眼皮底下,对敌是一大威胁。

具有关资料介绍,在这次战役中,美军向597.9和537.7两高地发射了三百万发炮弹,并有上百架飞机轮番进行轰炸,两个高地被炸低了两米,石头被炸成了发红的石粉和石块,一脚踏下去,腿脚都被埋了一大截,伸手抓一把虚土就能有好几块弹片。战斗的艰难远比陆柱国所写的上甘岭电影描述的更残酷。防守阵地的指战员从坑道去上甘岭村附近取水,来回不远的路程却要牺牲不少战友;后方支援上来的援军,也要在到达坑道的路途中牺牲一批。坚守坑道的战友,为夺回地表阵地,有多少像黄继光那样的战士扑向敌堡的枪口,或在像雨点般的枪弹和炮弹中倒下。就是在夜晚,美军不间断的照明弹也把阵地照得亮如白天,地面的炮火,空中的飞机扫射轰炸,拉锯式的争夺战,让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段变成爆炸燃烧的火海。在43天的争夺战中,美军被击毙和伤俘25000余人,我志愿军也付出了11500余人的代价,才守住了这块不大的阵地。

我在这次战役中负伤后转回国内疗伤的过程中,在志愿军总部阳德附近担架上见到一位我部曾配合其部作战的副连长告诉我,他们连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6名伤员下来,其余的均“光荣了”。

五、违反国际公约使用细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国际公约规定在战争中不准使用生化细菌武器。我在中线战区作战的十几个月中,多次见到和经历美军在我军阵地上空投放包有带细菌的老鼠、苍蝇、蚊子及昆虫等的纸包,在20米左右的上空爆炸,黑鸦鸦的这些东西漫山遍野地散落下来,在阵地上乱飞乱爬。每逢这样的情况,我军各指战员都要花时间和精力清理焚烧。我们在十几个月作战期间走路都要将裤腿扎起来,还要定期注射多种防疫针,以防可能感染上各种疾病。我负重伤被送回国内治疗时,运送我们的汽车在进入国门时,都要用消毒水喷洒,经严格消毒才可进入国门;我们这些伤员身上穿的和带的衣物都要送去蒸煮,还要光着身子经过“桑拿”消毒才能送往医院。在战场除使用细菌武器外,杀伤力很大的毒气弹、凝固汽油弹等也是美军常用的武器。

六、战场上我们吃住条件差得很

1951年夏天我部进入朝鲜中线作战区时,正是美军对我方交通运输线进行绞杀的时期,战场的各种所需物资的供应都十分困难。不仅枪支弹药供应受到影响,连部队指战员的吃、住和医药条件都很差。

在中线10几个月的作战期间,我们部队一直在防空洞和坑道中坚守。朝鲜农村的房子大多为石头片所盖,在战争中多已被夷为瓦砾。我们住的防空洞不仅光线暗淡,而且非常潮湿。雨季时洞外大雨洞内小雨。外面天晴了,洞内还继续不停地嘀哒,身上的棉衣湿透了,全靠身体捂干,无法洗衣洗澡,每人身上的蚤子(革命虫)成堆。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常吃的是炒面、压缩饼干,副食是黄豆、花生米和极少的肉罐头,极少能吃到绿叶蔬菜。为了能吃到热饭、喝上热水,只能从后方阵地背一些木炭加热。因为吃不上蔬菜,我们中的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一到天暗下来,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用松针熬水喝,虽然很难喝,而只有喝这种水才能有点叶绿素。我们这些观察人员,每天要在炮头镜下观察敌情多个小时,经常看得眼睛红肿,甚至发炎到眼睛里往外流脓似的眼泪。

这既缺少营养又十分劳累的生活对我们这些重炮观测人员来说也有偶然的改善,那就是配合步兵打了胜仗得到缴获时,步兵部队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战利品,如罐头、糖果、骆驼牌香烟等。当然也有“享受”的日子,特别是秋天,阵地后面的山坡上有许多毛栗子树,我们拿面口袋采捡来放在炭火边烤熟既当菜又当饭来享受,可谓苦中取乐。

当时医药条件很差,我们在阵地上每人都带有两个急救包,有些急救包的药棉未很好消毒,还留有污垢和血迹(不法之徒所为)。负伤手术后只有口服的磺胺,伤口也只能撒点磺胺粉,青霉素(盘尼西林)之类的抗菌素是见不到的。

本人在上甘岭负伤后,因失血过多在战地医院晕迷数天,转送至国内第28陆军医院(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县)时,滴水成冰,有人开玩笑说,上侧所要带根木棍,尿出的尿会结冰要用木棍子敲掉,否则裤子提不起来。那么冷的天气里,我的伤口化脓渗透棉衣和棉大衣。若有好一些的消炎药,伤员哪能受这个罪呀!

七、社会建设要有知识和人才

经人民解放军第28陆军医院数月的治伤后,我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现在的6级伤残)。

伤愈后经一段时间休养,我身体恢复到可以重新投入革命工作。当时我们国家正面临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强起来的方向迈进,为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通过参加全国统考于1954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入学时,《文汇报》有复旦大学新生入学的报道,其中有一段专门介绍我这一新生作为伤残军人考了优异成绩的文字。

在学习期间,我在195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56年秋天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为纪念解放军建军30周年,于1957年6、7月在《江西日报》实习期间,徒步去井冈山地区采访,在《江西日报》三版头条发表题为“革命火炬插上井冈山”等几篇长文,其中“打开新局面的一仗”(后来常称之为龙源口大战)被江西省教育厅全文选编入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乡土教材中。

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大西北工作。到甘肃省人事局报到后,按中央的规定要求,安排我带领80余名全国来甘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董志塬劳动锻炼。期间毛主席有社会经济发展有张有弛的讲话精神,地区某领导传达时,人民公社的团委书记都参加了,而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党员却被拒之门外。我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有关文字,撰写了“起与伏”的文章发表在省委主办的《红星》杂志1959年第6期上。当地一些县处级及公社级的党员干部惊奇地问我:此文署名的唐少卿是否是你这个唐少卿?

1959年夏回到兰州后,兰州大学中文系已转到新办的兰州艺术学院为文学系,正筹备着办新闻专业,我被人事局分配到该系主持这项工作,并兼任教职工党支书记和党总支宣传委员。我与有关领导一起研究制订教学计划、组建师资队伍,并于1960年用自编的讲义为新闻专业新生讲授《新闻学概论》;同时兼任学院教务处的教学科长,主管教学科研的相关事宜。

1962年底,新闻专业停办后,我被调到兰大教务处任科学研究科科长,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的精神,在校长江隆基和教务长崔乃夫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带领科内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订了执行 《简则》的意见,提出稳定科学研究方向,健全科研队伍,改善科研条件,开展学术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并确定重点发展的17个研究方向,开展学术活动等方面的意见。“文革”前后,这17个科研方向为我校产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1979年,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我在具体组织理科各专业准备申报科研成果材料时,配合校革委会副主任崔乃夫顶住所谓走白专道路和在“文革”中被误批判为“地主分子”的教师等不可申报科研成果的压力,使一大批科研成果离开校门报送到省上和中央,全校有100多项获省级奖励,有本校教师单独完成的23项和与校外人员合作完成的7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其中大部分均为之前确定的17个重点研究方向的科研成果,我为学校拨乱反正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

1978年底,根据邓小平与李政道谈话,为弥补我国与国外教学科研差距,应派一些业务好的中青年教师到国外去学习交流的精神,我在具体办理学校选派一批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事宜时,在校党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排除某些人脑中“文革”遗毒思潮的干扰,促使全校40多名教师在百废待兴时顺利走出校门到国外进修,回国后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他们为本校教学科研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八、努力办好两种学报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校文、理两种学报均在我主持的科研科编辑出版发行。

我打破不发大学生论文的常规,将一位1963年毕业学生所写泛函分析方面的优秀毕业论文发表在理科学报上;搞群论研究的青年教师所写论文无专家可审阅,我调查发现在全国学术会议上报告时有很好的评论,破例未有审稿意见而发表,激发其科研兴趣,他陆续写了多篇科研论文而成为小有名气的教授和博导。

1979年底开始,我专职任学报编辑部负责人,独立主持两种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直到1994年离休前的十多年间,一是在校图书馆有关人员的配合下,搜集我国大陆1950-1981年366所理工农医类和师范院校编辑出版的434种学报类学术期刊中的100多学科的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篇目58260多条,约290万字的材料,于1982年11月用《兰州大学学报丛刊》的形式,主持编辑出版《1950-1981年全国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总目录》,该目录为16K本1294页的工具书,并以此撰写“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三十年”的长篇文章,以特稿形式于1984年4月《世界图书》杂志的首篇,向国内外介绍了新中国自然科学学报发表的论文。

同时在这期间,先后亲自处理各类稿件2600多万字,在政治上把关,文字和业务上求精,并在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校文理两种学报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国内外有较好影响的两种学术期刊。理科学报于1989年11月被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和国家教委科技司评为优秀编辑质量三等奖,省科委和省新闻出版局也于1989年和1992年先后两次评定为“甘肃省优秀期刊”;1989年5月又被省高校学术期刊编辑研究会评定为“甘肃省1988年度自然科学学报质量一等奖”。据《世界图书》的研究文章介绍,兰大理科学报在全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被排在第41位,在全国高校中只有15家学报被列为我国的核心期刊,本校理科学报列第4位。1991年该刊物的研究文章还报道,我校文科学报在全国3200多种社科类学术期刊中被排在第15位,是很荣耀的。

同时我还兼职为有关专业的大学班级讲授《管理学》课程;二是为学校和省委组织部多年、多次举办的甘肃和西北地区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和一些文科研究生班讲授《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的课程;三是在中央号召大办乡镇企业时期,于1987年9月我任副主编并撰写部分内容编辑出版了《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出版发行一万余册,成为甘肃乡镇企业相关管理人员的必读。1990年7月,我作为编委和编写人员之一的《新技术革命辞典》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12月,作为副主编和撰写人之一撰写、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四十年经济简史》(1949-1989)一书(书名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宋平所写)获三等奖。80年代后期还为学校培养了西北地区首位灾害经济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九、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我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几种自然灾害损失计算标准及减轻危害的研究》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 《自然灾害损失评估与减灾经济效益研究》项目,并配合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开展研究。

先后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西北环境和发展战略问题》《西北荒漠的开发》《试论西北畜牧业的发展战略》《吐鲁沟景观资源开发利用的构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论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等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西北开发:环境·战略·对策》和《灾害与灾害损失评估》等,并获省教委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6项奖励,在西北开发和灾害经济方面作了开拓性探索研究。

1991年6月,我在兰州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讨论会,当年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贺信中称这次会议“是继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灾害经济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灾害经济学术盛会”。我校地学界的前辈冯绳武教授誉我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吸收了地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新成果,并运用系统论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对西北建设和未来发展中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不仅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对这方面的实际问题有分析地提出了具体意见,具有理论色彩和实践意义”。

因本人的贡献,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通过,获编审任职资格,成为本校学报的编审。

十、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

1994年6月离休后,本人克服身残多病的困难,不忘初心继续关心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坚持写作和科学研究活动。

于1996年3月完成了在职时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重点资助的科研项目,撰写了25万字的研究报告《灾害损失评估与减灾效益初探》。还在离休至今的20多年间先后发表《西北的自然资源与经济的持续发展》《甘肃的水资源与西部大开发》《探索我国西北矿业的生态形开发》《建设甘肃新型的生态农业经济》《首期进藏铁路方案的比选和修建》《甘肃退耕还林还草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入侵问题》《试论西北大开发中化肥农药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影响》等40多篇论文及数十篇随笔和杂谈。2003年,即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确定生态文明建设的4年前,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人的专著《生态文明建设与西北的持续发展》。2002年10月获“中国高校学报突出贡献奖”;2004年4月和2005年1月分别在甘肃老教授首届和第二届论文报告会上均获“优秀论文奖”;2017年10月在离退休教职工党委“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主题征文活动中,本人的《数风流看今朝》一文获全校唯一的一等奖;《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文获三等奖。

本人参加革命七十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是一名勇敢战斗的战士;经过战场烈火的锻炼,发扬抗美援朝的战斗精神,在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过程中,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在今后有限的年月里,决心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再前进!

(兰州大学报总第970期,2020年10月30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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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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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超元
责任编辑:许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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