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十四)

日期: 2019-05-30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边疆史地专家马鹤天

马鹤天(1887—1962),原名马鸣銮,山西芮城人,边疆史地专家、教育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历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教务长、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甘肃教育厅厅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并任山西省文史馆馆员。

马鹤天是兰州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在任期间,为学校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1927年前后,国内很多省份相继建立省属综合性大学,马鹤天也提出要在甘肃省内建立大学事宜。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冯玉祥的认可。1927年6月2日,冯玉祥自河南信阳复电,创建兰州中山大学,以纪念在1925年3月逝世的孙中山;并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方式,命令甘肃省政府遵照办理。马鹤天召集省垣教育界人士商议,决定将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与由两年前创立的甘肃五族学院改办的兰州中山学院合并,共同组建兰州中山大学。除两校原有经费外,将留日学费及留陕学费全部拨发该校。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兰州中山大学于1928年2月29日正式成立,校长由教育厅厅长马鹤天兼任。与此同时,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宣告结束,原校长杨集瀛被免职。马鹤天因受经费、师资、生源方面的严重制约只设立了法律系、国文专修科、艺术专修科等科系和预科、政治专门部、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待日后具备相应办学条件时,才陆续增设其他系和专业。他还主持兴建大礼堂,改观成堂为图书馆,扩建校舍。1927年5月,马鹤天赴郑州开会,途中被土匪所伤。同年11月,他辞去校长职务。

马鹤天是最早关注边疆的学者之一,他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的自序写道:“我当民国十二三年在北平时,即感觉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决意研究边疆,考察边疆,并致力于边疆工作。”范子烨在《马鹤天和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文中亟称:“在我国现代的学者之林中,很少有像马鹤天那样不辞艰险、壮游天下的人物”,“马鹤天一生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而呼唤,为人民而献身,因而他的壮游既负荷着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也令人涵咏不尽。”

最初,马鹤天仅关注西北边疆,于1923年发起成立“中华西北协会”,发行《西北月刊》,组织前往西北各省和蒙古地区进行考察。从1928年开始,马鹤天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的边疆地区,不仅关注西北,还将东北和西南也纳入其学术考察范围。这在黄奋生为其《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撰写的序言中有较好的总结:“马鹤天先生,以致力于边疆事业,为其平生抱负,发奋急起,不避艰险,先到西北,继入蒙古,又赴东北,更走康藏,伟大的中国边疆,几乎都留下他的足印。”后根据其日记整理而成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也成为边疆考察的经典之作。

1935年,马鹤天已遍历西北、东北和内外蒙古,但因“入藏尚有问题”而遗憾于未尝深入藏地。恰在此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邀请他护送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藏,马鹤天“欣然慨允”,并坦言“喜得考察西藏的机会”。但随之爆发的抗日战争使得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不得不暂时滞留于甘青川一带。更不幸的是,班禅于途中圆寂,马鹤天转而担任护柩专使,前后辗转3年。“在这三年悠久的岁月中,在万里长途的边区内,除西安兰州为人所熟悉,并两次由甘青返京时间外,凡在藏民聚居的各地,以及边境途中,每日都有记载。所见所闻所参考,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重要的、琐屑的,一一写在我的日记本上。”

马鹤天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详细记叙了西北的人文、地理、风俗、宗教等方面,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同时,他也利用相机记录下了西北的图景,这样西北已不再是游记文本中的想象对象,图像传达了一种“技术真实”。《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一书其内容“凡关于甘青康藏各省区的历史地理,藏回土倮各民族的政教习俗,无不包罗”,详实具体地反映了甘青藏边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风貌,“或足供研究边疆者的参考”。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其来源虽不同于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调查,但作者“由陕甘到青康川,由西北到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虽始终未能到前后藏,但所经所留的甘青藏康各边区,都是藏民聚居之地,而同行同居的班禅行辕人士,又都是从前后藏而来的人”的经历,使其资料的真实可靠性不言而喻。

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马鹤天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他与赵守钰、顾颉刚、黄奋生联合撰写的《中国边疆协会丛书总序》中写道:“我们要从边疆学术文化里造起广博的建国基业来……我们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气,用了自己的一点一滴的血汗来尽瘁于这方面的工作,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我们酷望后起的人们把他们的血汗造成万分光华灿烂的研究和著作,由他们的精神感召而把现在号为荒塞的边疆建设得美丽辉煌。”这是马鹤天的初衷,也是其一生奋斗的目标。

英语语言文学家 李端严

李端严(1918—1990),曾用名李济宽、李砚、李雪岩,我国著名的英语语言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甘肃省委常委、民盟兰州大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甘肃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甘肃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甘肃省翻译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1943年,李端严毕业于西北大学外语系,1946年开始在兰州大学英语系任教。自任教以来,李端严为兰大外语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大批英语人才,先后讲授过英语会话、理论文选读、公共俄语、公共英语、研究生英语精读、夜大学英语精读、英语精读翻译、英语翻译、英语语法等课程,指导过1977级、1978级和1979级英国语言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他对教学工作满腔热情,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并能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深受学生爱戴。在学生毛世昌的心里,李端严是“严师慈父”,“李先生对每一份作业都一丝不苟,字字推敲,对每一个细小的问题都不放过,修改得极其认真。对于我们翻译的不好的段落,他甚至全部删掉,再重新翻译一遍。”据毛世昌回忆,有一次他的一篇翻译作业做得很粗糙,李端严当着他的面一字一行的修改,指出错误之处,并启发他推敲出最恰当的词语。使他“既惭愧又感动。”

李端严编著了大量英语教材,例如《英汉翻译教材》《理科英语选读》《大学英语读本》《英语口语课本》《英语精读课本》《物理专业英语》《基础英语习题集》等。1982年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教学与研究》第三期刊登了他的教学法论文《教学中的辩证法——英汉翻译教学心得》。1982年,他荣获“兰州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1984年以后,李端严主动承担了培养英美文学翻译研究生的任务,先后招生2届共9人。1987年,李端严被甘肃省教育厅授予“高等学校教书育人奖”。

李端严风趣幽默。“文革”浩劫中,他先是被关“牛棚”,后又屡次下放到艰苦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但他非常达观,常常把他的经历很风趣地讲给学生听。在主管外语系外事工作期间,当学校老师与外国专家的沟通因了解甚少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李端严常常采用幽默故事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法既不伤和气,又能令人自省。在教学工作中,李端严的幽默故事极为有效。一次讲汉语功底与英文翻译关系的课上,李端严讲了一个“华佗再现”的故事。“解放前一个汉语功底很差的英语学生,带着一个美国人到甘肃农村考察,路上老远看见一个飘扬的杏黄旗子,上书‘华佗再见!’过去中文‘见’和‘现’都写作‘见’。 旗子下面是一家有名的中医堂,旗子上字的本意是‘华陀再现’,也就是大夫医术高超,如古代神医华佗在世。这个学生汉语功底太差,既不解释华佗何许人也,也不考虑黄幡上的确切字义,脱口便把‘华佗再见’翻译成了‘Good bye, Hua Tuo!’把意思完全弄反,让这个外国人目瞪口呆。”

李端严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1964年在兰大科学讨论会报告论文《科技英语若干句型探讨》。改革开放以后,李端严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汉译英增减词语问题的探讨》《杨必译名利场技巧举例》《英汉笔译教程》《中国当前冰川地区径流基本特征》《试评鲁迅狂人日记两种英译本》《译林诗话二则》《论文学翻译的表达形式》《评<英汉翻译教程>的若干译例》《诗歌翻译的特色及其实质》《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技巧赏析》。关于李端严作品的学术性,宋子明认为《英汉笔译教程》一书,选材精当,颇多独到见解;《汉译英增减词语问题的讨论》等论文,内容丰富,分析详尽,有一定学术价值。

除了教学与科研工作,李端严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他长期担任民盟兰大基层组织的领导职务。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以重新焕发的革命青春,全心全意致力于共产党的多党合作事业。他模范地执行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团结大批知识分子,壮大民盟组织的队伍,推动盟员为社会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端严身兼兰大民盟组织和甘肃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的领导职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他不辞劳苦,从不推托,做到了本职工作与社会活动兼顾,赢得了各方面的赞誉。

李端严爱好文学创作,喜欢做诗写词,对诗词有一定的研究。他为人正直乐观,有一副热心肠,乐于助人,对有求于他的众多学生、同事以及校外的学生都给予热情的辅导和帮助。

晚年的李端严仍然为学院默默付出,他在将近70岁时担任外语系的副主任,主管外事等工作。他“走路匆匆,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快而利索,处理事情果断”,根本不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倒像是个二十多岁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不少年轻人自叹弗如。

1990年10月12日,李端严在兰州逝世,享年72岁。李端严的一生是开拓进取的一生,是笔耕不辍的一生,他为外国语学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古典文学家、诗人 孙艺秋

孙艺秋(1918—1998 ),曾用名楚篱、孙彻、陇人等,河南安阳人, 古典文学家,著名诗人。1943 年毕业于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刊物主编,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荣立三等功三次。先后在台湾大学、中原工学院、嵩华文法学院、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院校任教。

孙艺秋一生主要从事唐宋诗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以及新、旧诗体的创作。有学术专著《唐宋诗词精选》及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有诗歌专集《泥泞集》《待宵草》等。1979 年他与杨植霖等人发起成立了“兰州诗词学会”(后改名为“甘肃诗词学会”) ,任副会长。遗稿《冷梦亭残稿》已经后人重新编辑、整理,于1999年以《梦与真》的书名出版。

孙艺秋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得到了极好的文化熏陶,他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同时被聘担任《安阳日报》副刊《雨花》的编辑,后来又与尹雪曼共同主编《新乡日报》的文艺周刊《青烟》。1942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泥泞集》出版,被收为《诗创作丛书》之一,同时被当年的美国《读者文摘》杂志介绍。他青年时即以才气闻世。在兰州大学校庆90周年时,学生梁胜明(原甘肃日报《雨花》副刊主编)回忆说:“(孙)艺秋与著名作家姚雪垠、魏巍和著名的收藏、戏剧、书法名家张伯驹当年在河南被并称为‘四大才子’。”

1943年,25岁的孙艺秋从西北联合大学毕业后,担任《西京平报》的探访主任兼副刊编辑。1944年,他又任中正中学国文教员兼《高原》文艺月刊的主编。

28岁时,孙艺秋只身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台湾采访,同时在台湾大学兼课;29岁时,他返回大陆,被聘为副教授任教于中原工学院、嵩华文法学院。这一时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产期,写有诗、散文、剧本和小说,但是因为生活动荡,以及后来的文革等原因,他的大部分作品散失了,只有少部分后来选入《中国40年代诗选》《河南新文学大系》《中原诗人四大家选粹》等作品集中。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后,由于部队工作的需要,孙艺秋与妻子一同加入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二野三十四军文工团、华东空政文工团等单位从事编导工作。在转战解放了几个地区后,还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

1955年,孙艺秋从部队转业,由于情系旧友,西行到了兰州,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在那个大力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虽然他爱党爱国,却也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由于跟著名诗人牛汉通讯,被错误地打入胡风集团;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更是在劫难逃。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浩劫”结束后,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一切使孙艺秋先生重新振奋。他与杨植霖等领导和诗词名家创办了甘肃省诗词协会,并担任副会长;在承担西北民院汉语系的教学任务外,还应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水天同先生之邀,为研究生讲授元曲研究课程。与此同时,他的心情也逐渐变好,爱养花更爱写花,写有《荷花》《红月季》《红叶》等一系列的抒情诗,发表有《海滨杂忆》《四季随笔》等系列散文,出版了《野史外记》《唐宋诗词精选赏析》等专著。

在学生毛岸波的印象里,孙艺秋“清瘦、文雅,高高竖起的黑眉,黑眉下闪亮着一对深沉、智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讲课时非常流畅、清晰、声情并茂,不时妙语联珠。”孙绿江、邢永萍在《书城以外我无缘》一文中,有过数段精彩的评述,他们写道:“孙艺秋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这样说是因为他有鲜明的诗人气质,他的感觉很敏锐,因而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痛苦、愤怒、失望……因此,他有更多的理想、憧憬、幸福和满足。”这篇文章还评价道:“孙艺秋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他的课旁征博引、生动轻灵又紧扣中心。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说尤其深刻和独到,除了学者的睿智与知识的广博之外,还有一种诗人的敏悟与感应……在授课中他常常采用对比的讲法,通过古人与古人、古诗与古诗、古人与现代人、古诗与现代诗、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的对比,来揭示中国诗歌的本质,因而他的讲授不仅具有独特的魅力,同时也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今诗歌的融会贯通,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

孙艺秋还应邀到甘肃各地,为振兴甘肃的文化而不懈地努力奔波,留下了关于陇南、陇东、兰州等地的不少作品,如:在陇南,有《陇南山行遇雨口占》等系列诗吟;在陇东,有《虞姬怨》《郑板桥》《麦积山题壁》;在兰州,有《登皋兰》《兰山春意》《夜登兰山》《兰山秋色》《兰山石坊记》《篆额·声撼大漠入烟霞》等作品。

孙艺秋是一位“善良而聪慧的弱者”,遍阅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但仍心存美好,“念天地之悠悠,感一己之渺小。安得善善仁仁,是是非非,尽解世间困厄。”

动物学家 仝允栩

仝允栩(1919—2011),河南唐河人,动物学家。1943年获中央大学学士学位,1949年1月至1951年2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植物系细胞学实验室学习,获硕士学位。1951年2月因朝鲜战争爆发,仝允栩放弃继续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与丈夫郑国錩及家人一道回国,并选择到兰州大学任教,她一生在兰州大学生物系工作40年。历任甘肃省动物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显微与亚显微形态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动物学报》编委等职。

1951年,仝允栩初到兰州大学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建系之初各项工作都是刚刚起步,实验设施和师资力量极度匮乏,教授和副教授只有2、3人,讲师和助教也不超过10人。因此,需要一点一滴从头做起:收集资料,申报和购置仪器设备,采集实验标本与切片,设计并绘制教学挂图,编写讲义等。仝允栩先后承担了不同学科多门课程的本科生教学工作,包括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微生物学、动物胚胎学、实验胚胎学专题等课程的讲授,一天天都是在这样辛苦忙碌中度过。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仝允栩领导的动物学专业和兰州大学生物系一起逐渐成长壮大。到1964年,动物学专业的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初具规模,形成普通动物学和实验动物学两个教研组,仝允栩担任动物教研室主任。

1978年,我国高校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动物学专业在仝允栩的领导和组织下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硕士点。仝允栩受命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并确定为动物发育生物学方向。从此,她以将近60岁的高龄开启了科教事业的新旅程,将自己全部的心血投入到研究生的培养中。一方面在专业理论学习上严格要求,耐心施教;另一方面尽力与国内外同行取得联系,协助学生解决实验条件不足和资料缺乏等方面的困难。她结合自己过去的研究课题,通过钻研文献,探索发展趋势,确定了每一个研究生的课题研究内容,力争跟上本学科飞速发展的前沿。她每周都要为一年级研究生布置相关研究领域的英文专著进行阅读,并听取研究生对各个章节的讲解和汇报,这种高强度大剂量的英文阅读作业使刚刚入学的研究生们叫苦不迭,但却锤炼学生们专业英语阅读的本领,培养了阅读英文文献的习惯。

每一个研究生的课题都涉及电子显微镜观察部分,每当看电镜的关键时刻,仝允栩都会亲临现场,与学生一起观察细胞的超微结构,因为她深知学生在电镜观察时缺乏经验,需要指导学生正确地分析和解读细胞器的结构变化,并亲手掌握这一部分的实验结果。她对于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修改更是精益求精。80年代后期,还没有计算机和激光照排系统,学生们的论文都是一字一字誊写在稿纸的方格子里,只要论文送到她手里,她总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甚至是标点符号,学生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誊写在稿纸上,直到铅字打印在蜡纸上,印出一本本油墨飘香的论文。它们凝聚着仝允栩对研究生精心指导和辛勤付出的心血。

仝允栩共培育研究生8届13人,很多硕士生如今都已经成长为国内外所在工作单位的骨干力量,有些已经担任博士生导师,成为生物学不同领域和教学科研单位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扎实的专业功底得益于研究生启蒙阶段仝允栩近乎严苛的训练。

仝允栩为兰州大学生物系特别是动物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在1951年回国之初创建了组织胚胎学研究方向,并在1957至1959年受国家选派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动物胚胎学教研室进修学习。回国后,继续带领师生进行组织学和胚胎学的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改革开放之后,仝允栩以过人的才智准确把握了胚胎学中衍生出来的新兴学科——发育生物学研究方向,并担当着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在当时,国内各高等院校开设发育生物学课程的人很少,更没有现成教材,只能参阅国外资料,她自编教材给本科生讲授,并为硕士研究生讲授动物胚胎学专题、发育生物学专题和发育生物学大实验。

仝允栩备课认真,经常翻阅大量的参考文献,把该领域的最新进展记录在卡片上,在课堂上介绍给大家。她授课深入浅出、重点鲜明,深受学生的好评。在教学工作中日积月累,仝允栩掌握了丰富的教学资料和教学经验。1987年,她与人合作主编的《发育生物学》教材作为综合大学生物系本科生教材,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1992年,该教材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奖。另外,仝允栩教授还参加了《生物显微技术》《细胞生物学进展》《面向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前沿》等书籍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

时至今日,发育生物学依然处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仝允栩较早地开始并长期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她承担过多项国家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先后领导和组织了动物融合细胞和抗癌免疫研究、两栖类角膜诱导的研究,特别是在兰州地区两栖类优势种花背蟾蜍蝌蚪正常发育过程、晶状体和角膜诱导、皮肤外植体被晶状体诱导成角膜等一系列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近50篇。于1987年和1990年两次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严谨治学,工作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仝允栩的科教人生,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泌尿外科专家 史成礼

史成礼(1924—2019),河南陕县人,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人口学专家、性医学专家。历任兰州军区总医院医师、兰州医学院教授、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口学会、省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中华医学会理事、计划生育协会理事等职务。1965年提供国人避孕套的数据,1986年在兰州首开全国第一家性科学咨询门诊。因研究“敦煌性文化”而扬名海内外,是当之无愧的“性学泰斗”,也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学科的创始人。他还是中国人避孕套尺寸的提供者。

1939年,史成礼到清水县国立甘肃第一中学读书(后改为国立第十中学)。读书时期,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医生,1947年,他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留院任助理住院医师,师从张查理教授和随后从美国归来的张华麟教授,主攻外科学,两位老师教导他如何搞科研、如何收集资料,让他终生受益,并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一名医术精湛、治病救人的外科大夫。

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史成礼就和张华麟教授谈到了“性”问题,因为主攻泌尿科,这个技术性很强的活除了诊治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肿瘤等疾病外,还要涉及“性”。先说到前列腺,这个人体不经意的小器官却是五个重要潜伏病灶区(阑尾、胆囊、龋齿、扁桃腺、前列腺)之一,睡眠不好、吃饭不好都与前列腺有关,因此史成礼主要研究前列腺。

“现在国内研究泌尿系统疾病的人不少,但搞性科学的人不多,你就干这个吧!干这个有前途!”在国际著名医学家施锡恩教授的影响下,史成礼选择了性科学研究。在那个谈性色变、噤若寒蝉的年代,这是非常大胆的。史成礼于1953年被送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跟吴阶平教授学泌尿外科。在此期间,他着手翻译英国医学家劳恩的《泌尿生殖系外科手术图解》。回到兰州后,全国院系调整,兰大医学院从兰州大学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兰州医学院,史成礼又被送往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学习深造。1954年,从北京进修回来的史成礼,在兰州医学院泌尿科门诊时发现数例男性性功能障碍,于是他转入性学和计划生育研究,因手边无资料,便翻译了《男性功能障碍》一书,从此他的性学研究一发不可收拾,且成就卓著。

无论古今中外,搞性学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也注定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不被业界认可,遭遇各种冷眼甚至迫害在所难免,因而在1966年文革期间,史成礼遭受了皮肉之苦和精神打击。当主题为“反动学术权威史成礼”的舞台剧在全市各医院进行巡回演出时,他就要到现场接受教育,更有甚者污蔑他生活作风不好,检举他偷听敌台,各种非议和闲话更是不绝于耳。史成礼不为所动,毅然继续在此道路上苦苦探索。

1957年,史成礼在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引进了一台瑞典泌尿检查台,这种“带电视”的仪器,当时全国只有三台,天津、上海各一台,还有一台是在他的争取下留在兰州的。1970年,他调至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任职,在任职期间还一直关心二院的发展。面对资金困难,他多方努力为泌尿外科研究所不育症科研项目争取科研经费,购置了研究所的基础设施,令老一辈泌尿外科医师们感慨万千。

史成礼一生创造了中国性学界的多个 “第一”:1954年,他在全国第一个采用埋入缝合法进行包皮手术缝合改良;1958年,他在国内第一个做人工直肠代膀胱手术;1962年,他发表《阴茎正常值研究》,第一个为中国男性学研究提供男性阴茎体积的准确数据;1964年,他又在国内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介绍避孕套,他最早把性科学引入我国计划生育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离休后,他在全国第一个挂起了性科学咨询门诊的牌子;他的诸多著述颇具开拓意义,如《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性科学咨询》《避孕套史话》《节育博览》《性知识咨询》《性科学辑要》《敦煌性文化》《性科学基础》等。史成礼教授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桂冠——“开敦煌性文化之先河”者。这是敦煌学家史苇湘和段文杰给他的高度评价。

史成礼不仅学术造诣高深,而且著作等身,发表医学论文、社会学论文300多篇,著有《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等40多部专著。2000年5月,中国保健科学技术学会性保健专业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史成礼举办了从事性科学研究50年大会,被誉为“受此殊荣,在性学界是第一人”。2006年,史成礼获得世界华人重大学术成果突出贡献奖。

史成礼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毕生追求与奉献,他的成就在我国的医学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哲学家 杨子彬

杨子彬(1932—2001),河北枣强人,哲学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79年到兰州大学任教,曾任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杨子彬先后开设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到唐末)、魏晋玄学专题等课程,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喜爱。陶景侃老师曾在访谈中提到,“杨子彬老师到兰大后,一面教中国哲学,一面实践中国哲学。他当班主任时,会请每一个过生日的学生到家里吃饺子。在学问上,他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把教过的人,听过课的人,汇聚在一起,影响力很大。”

因为杨子彬首先把自己的心“交给学生”,所以他“能一下子把学生的心抓住”。从教78级第一班开始,他要求每人写一篇期中论文,认真批改,一丝不苟,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要加以纠正,使学生深受感动。78级刘斐同学写信说:“杨老师改文章比我们写文章还要认真。”他每年负责指导的三四篇毕业论文,至少细改两遍,有的甚至多达四遍,还将批改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向系、校写报告。他不以教授自居,学生眼中的杨子彬是真师、恩师,是儒学精神的践行者。

学生唐文明回忆说,高考后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发现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用油墨打印的长信,本以为这只是一封例行公事的信,但其实只有他们这个班的同学收到这封信。写信者也有一番自我表白:自己主动要求和系里的另一位青年教师合带这个班。写信者就是杨子彬,那一年他已经56岁了。1987年他被聘为副教授后,面临人生新的选择,他可以继续做学问,写文章出书,也有机会走致富之路,但他一心想的却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为大学教育探索一条新路。

除了他的理想主义情怀外,杨子彬在学生心目中更是一个真诚善意、可以交心的友人。唐文明记得当时杨子彬希望班里每个人都做班干部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协调、管理能力。整个班级在杨子彬的指导下,遂有了自由发展的气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杨子彬竭力营造的那种提倡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氛围,正是唐文明心中一个理想环境的缩影。

科研方面,作为冯友兰、张岱年的学生,杨子彬对中国哲学一直在认真思索。进入兰州大学后,他开拓了自己的学术之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腐儒作风,而是将学术的目的规定在为国为民与安身立命的大用途上。

关于孔子的研究和评价,杨子彬自成一派。其《用多维型方法研究孔子》受到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张岱年先生的重视,被收入会刊;《孔子的君臣观》理清了先秦儒学和汉以后儒学的君臣观,澄清了对孔子的一个方面的误解,有助于“还孔子的本来面目”,被收入《齐鲁学刊》。此外,他还发表了《孔子的义利观》《孔子鄙视劳动人民吗?》《孔子的富民思想》《对国家职能的再认识》等文章。赵俪生教授认为,杨子彬的学术观点是对“四人帮”“批孔”观点的拨乱反正,对发扬学术的民主和塑造精神文明有着显著贡献,其论证思路清晰,历史知识不悖谬,体现出杨子彬对中国哲学史有着较深研究。

张岱年对杨子彬的思想评价是:“可成一家之言。”杨子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新儒学的框架内展开的。他认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包括价值观与方法论,价值观是终极的,代表着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理想性价值目标;方法论是实现这个理想价值的“道路”。在他看来,儒学的价值观是以“忠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最后指向的是大同理想;而实现这个终极性价值的方法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即儒者首先要守护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理想的明灯点燃之后,要考虑如何在历史的特殊境遇中实现这个理想,即使是“知其不可而为”也要义无返顾。正如孔子所说“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

“夫子自道”是杨子彬生活的写照,他是一个一生都在驾着理想狂奔的真骑士。在一些同道友人的协力帮助下,他成立了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以研究和弘扬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为宗旨,于1998年创办并发行了会刊《国学论衡》,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例如1999年与香港国际儒商联合会、香港孔教学院在兰州大学联合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儒教与儒商学术研讨会,面向民间传播儒家思想。

杨子彬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一生;是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一生。他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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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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