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揭秘《西北文化资源大典》

日期: 2019-05-09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作者:校报记者团 丁香 本报记者 任妍

2014年7月,在宁夏调研时拍摄的贺兰山岩画

2014年7月,课题组在陕西靖边统万城调研

原创·首发·独家

2019年3月16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兰州大学主办《西北文化资源大典》出版暨甘肃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我校召开,由我校文学院彭岚嘉教授任主编、程金城、李少惠、王万鹏、杨华等教授任副主编的《西北文化资源大典》一书正式发布。

《西北文化资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培育招标项目 “西北地区文化资源调查、整合与开发”课题的最终成果,成果以辞典的形式对西北地区五省区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梳理,旨在摸清家底,全面把握和准确认识西北地区文化资源的特点、价值及其在复兴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西北五省区这个区域来说,这样的归纳梳理应该算得上是首次”。

全书共计1359页,收录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条目4378条,其中跨区域6条,陕西省1293条,甘肃省1120条,宁夏回族自治区263条,青海省747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49条,总字数达200万字,于2018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从申报课题到成果问世,历时将近5年,参与人数30余人,实地调研4次,查阅各类文献资料总量相当于成书的10倍以上。

每一个数字实则都有一段值得说道的故事。近日,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彭岚嘉教授(以下简称“彭”),挖掘《大典》背后的“秘密”。

:彭老师,您好!请您概括介绍一下《大典》的整体情况。

:《大典》分六卷,分别为跨区域卷、陕西卷、甘肃卷、宁夏卷、青海卷和新疆卷。跨区域卷内容相对较少,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物质文化资源里有长城和丝绸之路两个条目,非物质文化资源里有藏戏、格萨(斯)尔、中国皮影戏和花儿四个条目。另外五卷的结构都一样,都分为物质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三大类,然后里面还有更详细的分类。全部内容整理下来真的非常庞大,仅前面的目录就有70多页,为了大家查找起来方便,又在后面做了70多页的汉语拼音索引。

:您是怎么想到编这样一本辞典工具书的呢?

:2013年甘肃省拿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级的文化建设平台———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学校就在当年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里特别列了一项,叫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培育招标项目。我结合以往的科研积累以“西北地区文化资源的调查整合与开发”为题进行了申报,得以获批立项,资助经费50万。

按照我们申报项目的最初规划,主要做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摸清家底,主要研究西北文化资源的状况和分类;二是评估价值,主要构建文化资源评估体系与评价方法;三是把握优势,主要评估西北文化资源的优势及价值;四是盘活资源,主要探讨西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拟设立5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出一本专著。

但是在开题报告会的时候,柯杨先生、范鹏教授、陈文江教授等评议专家就提出了新的意见,各位专家认为这一时段西北五省区都在不同程度地宣称自己是文化资源大省,但到底有哪些文化资源,这个谁都说不清楚。针对这一状况,各位与会专家建议不必铺开摊子,应集中精力做好文化资源的盘查与统合,编撰一部足以涵盖西北五省区文化资源的工具书,是当务之急。而这类梳理西北地区文化资源的工具书,以往虽然不同程度地出过一些,但各书关注地理区域、分类方式和编撰方式都不太一样。

当时我们还觉得编辞典比出专著简单,只是把辞条列出来,然后把内容编写好,就能出版了,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项目组对课题原有思路进行了调整,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对西北地区文化资源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上。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才发现编一本辞典比写五本专著要难得多。

课题的执行时间原本是两年,2013年立项,应该2014年底就结项交成果的,但因为工作量太大,没能按期完成。2014年就与民族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直到2017年8月才将初稿交到民族出版社,出版社组织的编审团队也是特别的认真负责,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包括数字、格式、内容、标点符号等,都逐一反复核对确认,整整校审了一年多,直到2018年底才正式出版。

:主要难点在哪?

:难点有很多,从资源分类、确定条目、统一格式,到查找资料、鉴别资料,撰写辞条,处处都有难点,其中首要的难点就在于文化资源本身是一个覆盖多学科的领域,涉及到的专业领域十分广阔,比如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课题组不可能在短期集结各学科的研究力量,编写团队在这一些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就成为编写过程中很大的障碍,也是大典编写过程中最大的难点。

:有关分类,《大典》在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之外,又列了第三类,即社会文化资源,这样分类是有什么依据或来源吗?

:分类问题就是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大概念,有关它的分类,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之前甘肃省也做过有关文化资源的普查,分类就不够清晰明了,致使资料梳理起来就非常困难。

我们在讨论资源分类的时候,首先认为还是应该按照国家的大分类来做,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就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我们觉得作为资源,不仅仅是已经进入保护单位和名录的一些文化遗产,还应该包括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单位,这实际上也是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利用的,恰恰这部分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列了第三类“社会文化资源”。

在这个名称上,也是费了一番脑筋。最初想命名为现实文化资源,又觉得与历史文化资源有一些重叠。后来看了一篇论文,受到启发,觉得“社会文化资源”可能更合适,把省级以上的文化单位都列了进来。“社会文化资源”这个提法我们不是首创,但是对文化资源按照这三大类进行分类,《大典》是较早的。

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还想把县市级的文化资源收录进来,但是因数量过大、资料欠缺等困难舍弃了。县市级的文化资源能找到资料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最后就只做到省级。3月16日召开研讨会的时候,就有专家提出来以后可以把县市级的也做一做,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以后努力的目标,和地方政府部门联合来做,做成以后数字化,形成数据库,这样查找起来就方便了。

:整个过程中最难的问题您觉得是什么?

:词条内容的查找,这几乎可以说是贯穿整个编写过程的一个瓶颈问题。词条内容大致上有三个来源:文献查阅、实地调研和从各省的文化、旅游、国土等相关部门查询。有些词条通过文献查阅就能获得大量资料,这里面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料太多了,信息上就会有出入,还存在一个对信息进行鉴别的问题,我们一般会以正式出版的文献为准。有些词条借助文献查不出来,我们就实地调研走访。还有一些词条通过调研也无法获知具体内容,我们就联系各省的相关部门查询,有些单位很配合并且能提供出来资料,有些单位很配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找不到资料了,有时候还需要动用私人关系辗转查询,总之这个过程是很曲折很艰难的。所以最后有些条目能查到的资料多,我们要求字数统一在300字到500字之间,有些条目能查到的资料少,也就寥寥几句。

即使是内容找到了,编写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格式,比如一个物质文化遗产点,我们先说它的位置、再说文化形态、文化内涵、资源特点等。而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有些还存在一个断代问题,之前的资料中有争议的,就需要我们通过查阅考古发掘报告或者已经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进行确定。

:团队实地调研去过哪里?

:先后开展过4次实地调研,重要的有2次。2013年6月,课题组10人左右去了青海、甘肃南部等区域,调研了一些文化资源点,例如走访了青海坎布拉的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了同仁热贡艺术基地,去了隆务寺,深入到工坊里参观唐卡的制作流程,大概用了10天时间,把这条线上能串起来的文化资源点几乎都看了一遍。2014年7月,课题组再次组队从甘肃到宁夏、再到陕西进行实地调研,实地踏勘之后,使我们对各地文化资源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会不会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没有编写条目的情况?

:我们在写作之前进行了一个分工,把每个省分给了两到三人,然后他们再根据类别进一步分工。每个人先根据分工列出条目,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了多少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了多少批,再据此列详细的条目,然后才去查资料、编写,所以把条目漏掉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像我刚才说的,查找有些条目的资料非常困难,我们主编成员们也都通过各种手段咨询和查找,但最终还是没找到任何资料,又不能只列个名称而没有内容,最后我们专门开会研讨,大家一致商定把这样的条目先去掉,以后有机会了再补充。这种条目大概有十来条。应该说,这也是这部辞书的缺憾之处。

:您现在回头再来看,觉得出专著和出辞典哪个价值更大?

:两者的角度不一样吧。《大典》毕竟是一个工具书,在资料方面的价值会更大,有助于西北五省区以数字来证明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而如果是专著的话,可能会做的更深入一些,比如我们有了这样一些资源,应该怎么利用,这都是专著应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对于文化资源来说,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是保护,另一个是利用。

:就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好的。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有一些文化资源因为过度开发而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中。甘肃省的长城保存的应该算是不错的,而有些地方的已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那么对于这样的文化资源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它保护下来,然后再说利用。而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能想到的利用它的商业价值,研究也是一种利用,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利用,利用文化资源判定它产生的历史时间,这就是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我们做研究要有依据,这个依据除了文献依据之外,还有实物依据,而实物依据就主要从考古学上来。所以说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更为重要,即使是利用,也得先保护起来再说,只有先保护好了,才能挖掘出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通过编写《大典》,您觉得咱们西北五省区在文化上有什么特质?

:在项目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西北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高地,也是文化地理意义上的高地。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是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西北五省富集的文化资源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一是多样性,是指文化资源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二是久远性,是指这一区域的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中发生过重要作用。三是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融通。四是包容性,是指这里既是中原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区域,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区域,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的特点十分明显。其中我觉得文化多样性的特质最为明显。

西北地区有着悠远的文化传承、深厚的文化蕴藏、独特的民俗风情,这些不仅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且也是极有价值的经济文化资源。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西北地区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并不是一个文化资源匮乏的区域。经济上的窘困与文化上的富有形成巨大的反差。这里生成并保存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为即将调整文化发展方向的西北地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区域文化发展和产业振兴的基础,西北五省区文化资源的富积程度,与整体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西北五省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如何发挥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是当前西北五省区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必须摸清文化家底,对文化资源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对文化资源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为此,课题组在完成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重大培育招标项目的过程中,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查阅资料,力图对西北五省区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书稿撰写过程中,项目组查阅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广泛借鉴,不断内化,数易其稿,最终完成了《大典》。

:在《大典》编写过程中,咱们有没有其他收获?

:《大典》的编写过程非常艰辛,我们不仅是查阅文献,而且通过函件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和机构征集了相关资料,期间也开过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和恳谈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正因为有各方面的鼎力支持,课题组凝心聚力,在撰写辞书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相关的科研收获:课题组撰写了相关论文近20篇;撰写专题报告两份,一份是《国家级甘肃文化产业示范区实施方案》,由甘肃省委、省政府报送文化部,另一份是《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由甘肃省社科联报送甘肃省委;并出版了与本课题相关的著作多部,分别是《甘肃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互动与整合:甘南藏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研究》《古道西风劲马》《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等。在研期间,课题组成员获得重要项目多项,包括2016年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201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2014-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2014-2016年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2项,2013-201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6项,2013-201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3项,省市各部门委托横向项目多项。

彭岚嘉简介

彭岚嘉,男,1964年11月生于甘肃省景泰县。2007年3月以萃英引进人才身份调入兰州大学文学院,2009年12月晋升为三级教授。现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西部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西部文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在国内较早关注西部文化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文章100余篇,其中有些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出版有理论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选择》《西部作家的文化姿态》《甘肃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大兰州文化圈建设研究》《古道西风劲马》《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西北文化资源大典》等。主要兼职有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全面深化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专家顾问、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学术平台特聘专家、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智库专家、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文化发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近年被评为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拔尖创新人才、甘肃省555创新工程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

(《兰州大学报》 2019年4月30日 总第935期 第02版: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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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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