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十二)

日期: 2019-04-30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神经外科专家 韩哲生

韩哲生(1914—2011),河北定县人,神经外科专家,甘肃省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1940年毕业于国立贵阳医学院,作为全国第一个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班的优秀学员,1954年在武汉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脑瘤开颅手术,进而开创了武汉地区的神经外科事业。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了《临床神经眼科学》《颅内压增高的病理和临床》《颅内压和颅内压增高》等著作。其中,《颅内压和颅内压增高》一书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有关神经外科专业的专著。

1956年,韩哲生被派支援大西北调到兰州医学院工作,担任外科教研室主任;同年他被中央卫生部批准晋升为教授;在兰大二院开展了甘肃省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和国内第一例脊髓空洞症手术,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曾任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在韩哲生的心中,大爱无形于病人,大爱无形于细节,无论是查房、手术、上门诊每一个环节都严谨细致,关爱有加。有一次,病区一位患者术后发烧,连续使用抗生素也没有效果,查房时,韩哲生让患者趴在床上,要求医生认真查体,结果发现患者一侧臀部肿大,韩哲生教授当即穿刺出脓液,患者高烧的原因查到,要求主管医生立即为患者实施切开引流术。但第二天查房时发现,主管医生还没有给患者实施引流手术。韩哲生当时非常严厉的批评了主管医生,而这一次严厉的批评和教诲,让当年的后辈至今记忆犹新。

病人的安危高于一切,病人的一切是医生的责任,这是韩哲生工作的座右铭。70年代初,韩哲生为家住兰州西固区的一位年轻女患者实施了重约400克的脑瘤手术,术后患者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结婚生子重获幸福生活,一家人千恩万谢,韩哲生谦逊地回以“医生的责任”而已。这个患者此次听神经瘤的手术切除术,由韩哲生主张一片片、一块块地切除,这样的术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患者脑组织的牵拉和损伤,最大化消除对患者脑组织的损伤而不是为追求术式的完美。在脊髓肿瘤的手术切除方面,韩哲生也总结了一整套以患者为中心的手术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在70年代初期曾经受到了批判,但是,韩哲生依然不为所动地坚持,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他的一生在医学之路上践行着希波克拉底誓言,将专业的精益求精作为标杆,激励着一代代医者为医疗事业奉献无悔青春。

瞄准前沿,高瞻远瞩。1984年韩哲生创建了兰州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他常说:医院的三大宝就是医生、图书和病历。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医院建立了图书室,藏书千余册, 2012年韩哲生之子韩光裕遵父亲遗愿,将其珍藏的45本神经专业外文原版图书全部捐献给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图书室。随着医院图书室的建立,又创建了医院的动物实验室,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神经显微外科手术,进一步促进了二院神经外科的技术进步和发展。1984年创建兰州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内设神经外科、神经内科两个临床研究基地和神经病理、神经生化、神经生理、神经影像学四个基础研究室和图书资料室,大大提高了神经科学的医疗、科研水平,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先后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数十年艰辛努力,换来兰大二院神经外科领域满园芬芳,今天的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已经发展为甘肃省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和专科人才培养基地,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走出去,和世界握手。经韩哲生多方联系,二院的神经病学研究所与日本秋田县脑血管研究中心建立了友好学术交流关系,并派多名医师赴日本进修深造,使二院的神经外科专业更快发展。同时,在省内举办各种培训班,为甘肃省内外培养了大批神经外科方面的专业人才,基本形成了全甘肃省脑外科神经系统疾病的防治体系。

甘为人梯,成就事业。韩哲生非常注重队伍的培养,为了让青年人尽快成长起来,他甘愿做人梯。在科研项目立项论证中,只要有人提出困难,他总是在深夜默默地查找大量文献,为科室科研项目立项提供详细的论证报告,而在项目署名的时候,态度非常坚决地把弟子们的名字放在第一。在取得成果的时候,无论报奖,还是发表学术论文,韩哲生总是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把弟子们的名字排在第一位。韩哲生总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论文的作者就是你自己,我的名字不重要,我们的研究事业更重要。”正是韩哲生无数次的谦让,才有了二院神经外科一批批年轻人的“上”。担任过兰大二院院长的康笃伦教授这样评价:韩哲生教授的治学态度和严谨作风,是我们后辈终身学习的榜样。

韩哲生以毕生的心血孜孜以求,半世纪的风雨沧桑取得辉煌成就,为当时神经病学的发展树立了一座标杆,也为后来神经病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地质学家 王景尊

王景尊(1900—1993),曾用名王达三,山东安邱人,资深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曾任甘肃省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甘肃省第三、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民盟甘肃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第七届委员会顾问,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成员、甘肃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西北地震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环境科学学会顾问,甘肃省煤炭学会顾问,《西北地震学报》主编。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会成员,多年来一直模范地履行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共存”方针。

1921年9月,王景尊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地质专业。1927年在瑞(瑞典)华(中国)地质调查会读研究生,之后在瑞华地质调查会任技术员、技师。在山西省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期间,撰写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山西静乐西马坊宣龙式铁矿》一文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学报,被学术部门认为是一项重大发现,由学术奖励基金颁发终身奖金。在河南省地质调查所以及河南荆紫关豫鄂陕边区采金处工作时分别先后任技士、矿师。在陕西镇安铁矿厂任工程师。在甘肃安口窑大中煤矿公司和阿干镇煤矿先后任工程师。之后在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担任地质学及农田水力学教师,后兼总务主任。1950年3月,调入兰大地理系担任教授,后于1958年成立地质专业,又调至地质专业从事地质学教学工作。

当时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王景尊讲授过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岩石矿物学、中国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大地构造地质学等课程,自编讲义,印发给学生。1952年至1956年,王景尊任校工会主席,曾组织职工参加夜校学习,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水平。1957年王景尊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他并未因此灰心丧气。面对逆境,他严于律己,正确对待,积极参与地质学专业的筹备工作、承担地质课程的教学任务。1961年上级组织纠正了对他的不公平待遇。

王景尊、张咸恭教授和青年教师合编了《地下水调查》讲义,于1975年至1976年间连续招收两届水文地质短训班学员。在此基础上,1977年兰大正式成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并于当年秋季招生。在担任水文与地质教研组主任的几年中,王景尊制定了严格的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通过自学、听课,带实习实验课、参与编写教材、试讲等多种方式方法大力培养青年教师。野外实习是训练学生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王景尊十分重视,每年亲自带领学生进行较长时间的野外实习。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每一学期的教课过程中,几乎放弃了每个星期日的休息,带领学生在兰州周围进行野外地质现象的观察。兰州大学1977级地质学专业校友牛耀龄回忆到:“我清楚地记得,78岁高龄的王景尊教授是我们的第一个专业课老师。那是1978年秋天,我们首次接触地质学。王老先生讲普通地质,他丰富的知识,清晰的思路,洪亮的嗓音和对地质学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原来地质学如此有意思。”王景尊在80多岁的时候还连续招收两届研究生,分别为地质矿产和水文地质方向,为国家培养人才奉献自己。1985年11月,年事已高的王景尊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但他依旧关心着兰大地学三系的建设与发展,将自己多年珍藏的科研资料和科研成果捐赠给地学资料室,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忠于奉献、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

王景尊享有“活龙王”“水龙王”雅号,源自他为甘肃人民寻找人畜、灌溉用水做出的突出成绩。1953年甘肃省皋兰县大旱,为了解决水荒粮荒与难民问题,王景尊与甘肃省农协和省民政厅领导到北山缺水区勘察地理、寻找水源,提出了打井、挖窖、修涝池、淘泉、修渠引水等一系列解决人畜引水问题的办法。王景尊为民服务的精神和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充分肯定。1970年至1975年间,70岁高龄的王景尊和几位青年教师组成“地下水找水组”,为甘肃缺水干旱地区寻找水源。他为兰大农场(又名“五·七干校”)的选址考察过武威、永登、榆中以及景泰电灌区一条山农场;为广大农村抗旱找水兴利,在榆中盆地与北山、在通渭县全境、在环县老区、在平凉泾川黑河谷地、在阿克塞的城乡、在永登和皋兰的沟川等地区进行过考察。1978年王景尊曾获得兰州大学科学大会“找水布井”奖状一张。

此外,王景尊很重视兰州的地震灾害问题,参与了兰州地震等级制定工作。他的“兰州盆地内地震烈度的研究”给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了有力的地震资料,各厂矿机关基建设计有了避免地震发生的依据。兰州地震展览馆至今还保存着先生的画像和地震调查手稿。1979年8月10日,省地质学会煤田地质分会结合阿干镇、窑街煤矿扩大生产等问题,邀请王景尊,进行了专题学术讨论,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王景尊在教学、科研和工会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1952年、1953年和1956年分别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和甘肃省先进生产者,并颁发了奖章和奖品。1980年5月兰州大学工会为了奖励他担任工会主席期间的功绩,向他颁发了光荣教师证。王景尊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工作中不计名利,不辞劳苦,一生一心把为人民多做贡献作为他的头等大事,先生自我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动物学家 王香亭

王香亭(1922—1999),陕西三原县人,动物学家。1947年10月考入兰州大学生物系,1951年6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8月考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1962年3月调回兰州大学生物系任教,曾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甘肃省民盟委员、科技组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鸟类学会理事、中国鱼类学会委员等职。主持和参与完成科研项目10余项,在鱼类和鸟类学研究等方面的科研成果汇成了50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和10余部专著,包括《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八卷》《甘肃省脊椎动物志》《宁夏脊椎动物志》等。

王香亭热爱学生,“视学生如子女,用火一样的炽热心情去教导”。为了激励学生走上科研之路,他曾为所带本科班级义务辅导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分类学等课程,经常辅导学生到深夜。他任教期间,乐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并身体力行地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据舒红兵院士回忆,当年在兰州大学生物系(现生命科学学院)就学期间,王香亭经常带着学生们开展野外实践,师生关系亲密无间。张迎梅教授曾对王香亭的儿子王宁说:“我在你家吃的饭比你吃过的还多!”在子女的记忆中,父亲经常约学生来家,边吃饭边交流学术问题。父亲总是说:“家里的饭,学生来了随便吃。”

王香亭一生倾心于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业务水平过硬的研究生,这些学生大多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如南京师范大学孙红英教授、兰州大学刘乃发教授、浙江金华师范大学赵铁桥教授等。

王香亭在科研上硕果累累。70年代末80年初,王香亭发现了动物界的三个新物种:1978年发现的岷县高原鳅、1980年发现的渭河裸重唇鱼、1982年发现的黑体高原鳅。这些发现为“世界脊椎动物名录”增添了新的成员。同时,王香亭还与他的研究生赵铁桥订证了新物种武威高原鳅。1990年,他与王丕贤共同报道了鸟类中戴胜的奇特御寒方式,即相互围成一圈,彼此用喙部深入前者的肛腔里,以利用此微弱的热循环度过严寒的冬季,并不飞往南方过冬。他发表的《中国珍稀涉危雉类生物生态学研究》是全世界关于雉类斑尾榛鸡的首次报道。1987年9月,他应邀参加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的国际雉科鸟类学会年会,并作了《中国雉科鸟类研究十年进展》的学术报告。王香亭的研究成果先后17次获省级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并曾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组给予王香亭的评价是:在动物学领域内做出了系统性的、有创造性的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

王香亭在工作上是有名的拼命三郎,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在野外考察,足迹遍布甘肃、宁夏,曾五次从马背上摔下,膝关节严重损伤,落下终身残疾。在年过花甲且身患严重糖尿病的情况下,他还登上祁连山,进行野外工作。在一次赴文县开展考察动物活动时,他从大树上摔了下来,头破血流,进行简单处理后,仍然坚持工作,完成考察任务。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回家时用帽子遮掩伤口。68岁时,糖尿病无情地夺去了王香亭的光明,他成了盲人。但王香亭并没有放弃对科研的追求,坚持通过口述的方式,完成了50万字的《兴隆山自然保护区本底调查研究》,创造了一个奇迹。

王香亭为了创建属于兰州大学自己的动物标本室,多次向鸟类学专家常麟定先生请教,并最终如愿。在一次次艰苦的野外考察中,他采回了一批批活样,亲手鉴定,制成标本,为动物标本室增添了标本上万件,其中不乏珍贵的品种如大熊猫、金丝猴、牛羚和野驴等,为日后的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提供了最好的实例。

王香亭心系社会,为发展甘肃渔业养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世纪60年代,甘肃渔业刚刚起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王香亭与甘肃省水产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家鱼的人工控制产卵实验,并很快取得成效。他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后,基本解决了甘肃省鱼苗“南鱼北调”的问题,实现了自繁自育,解决了甘肃省养鱼的最大难题。为了支持甘肃省中学生物教学的发展进步,在省教委的支持下,他免费为甘肃边远地区中学教师办动植物标本制作培训,并向兰州市几十所中学和甘南、陇西、玉门等地中学赠送了数千个鱼类、两栖类及爬行类的标本。

王香亭在生活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很多人都称他为“农民教授”。每当听到这些,他只是微微一笑道,“我是农民的儿子,应该像农民的样子嘛!”他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不惜自掏腰包为学生印讲义、为灾区和贫困地区不记名地捐款捐物。女儿王西宁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很朴素的人,走南闯北都只有一个旅行包。从不张扬,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武汉大学邀请他去讲课,专门派了司机去接他,没想到他已经自己坐车到学校去了。”

王香亭一辈子热爱他的事业,追求进步、扎根西部,多次拒绝国内外数家院所的高薪聘请而坚守在兰大。他说过,“我的事业在甘肃。”他一直教育学生“政治上一定要坚定,要相信党,要爱国爱民。”受他的教育和熏陶,他的学生出国留学后,全部选择回国效力。王香亭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1996年,他将自己一生的辛勤积蓄和出版著作稿酬共3万元捐献给了生物系,设立了“王香亭奖学基金”。

1999年12月,王香亭因病逝世,享年77岁。

教育家 杨集瀛

杨集瀛(1890—1969),甘肃天水人。曾任天水省立第三中学校长,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校长,国立兰州中山大学总务长、教务长,省立甘肃大学、甘肃学院教务长,国民印刷局经理,《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甘肃省政府社会处处长等职。是民国时甘肃教育界、党政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是甘肃现代新式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杨集瀛幼年启蒙于杨家书房院,后随父亲润身公游学北京读书。先后就学于北平私立广西中学、兰州高等学堂附中、北京国民大学预科班。191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享受官费生待遇,每年供给生活费三百银元。在法科学习六年,以旺盛的精力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活动,在声援护国,宣传护法运动中大长才干。杨集瀛除专修法科外,还喜爱音律、绘事,谙熟英语,经常翻译一些国外政法文献和新思想,以飨他人。1920年,杨集瀛毕业于北洋大学,旋即返回故乡,秉承父志,投身于教育事业。

1923年3月,杨集瀛受甘肃省教育厅长赵元贞委派,任天水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他以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为宗旨,身体力行引导师生励志苦学,改造社会,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杨集瀛办学思路广,方式新,求实务本,学以致用,一时四方学者翕然应聘。

1926年2月,杨集瀛调任兰州大学教务主任。身为教务长的杨集瀛,凭过人的胆识和稳练的作风,和同仁努力振作,支危匡弊,多方斡旋,度过了重重难关。此后,到1934年的六年间,杨集瀛一直任兰州大学教务长(1930年改称甘肃大学,1931年改称甘肃学院),并以教育界代表的身份,进入甘肃省党部任委员。

1934年,杨集瀛代管校务事宜。一些学生因两次补考不及格无理取闹,杨集瀛坚守部章,维护校规,引起学生围攻,此事惊动了省主席朱绍良。其时,省政府和学校积怨很深,朱绍良借不久前蒋介石和宋子文视察兰大时学生闹事为名,一面抚慰杨集瀛,一面准备对学生下手。杨集瀛两次进省府力辩,自己为学生承担了责任,并以学生之事应按教育部章程办理为据。杨集瀛的举动既保护了学生,坚持了公理,又维护了学校权益。从此,兰大学生亲切的称杨集瀛为“杨铁头”。这次事件之后,杨集瀛深感当局对学生心怀敌意,难以抵持,于是辞职。

1931年,南京国民党部下令,要求各省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甘肃由朱绍良兼主任委员,杨集瀛、马文东、田昆山、凌子惟、张文蔚被委任为委员。杨集瀛在国民党甘肃省的政坛漩涡中,还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无论遭遇停职或辞职,都不曾动摇他的意志。在省党部十七年间,曾经代理书记长一职达十四次之多,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善事。杨集瀛还代理过国民印刷局经理、《国民日报》社长等职。如1935年,省党部派杨集瀛代理国民印刷局经理期间,严查内部贪污和挪用,杨集瀛以身作则,和员工一道用七个月的时间,共同度过了艰难期。天水《陇南日报》称赞杨集瀛:“吃馒头喝开水喜出望外,排铅字与工人乐在其中。”

抗战军兴,杨集瀛组织抗敌后援会,任筹募组主任,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宣传,共募集捐款十二万元。当日寇侵占河南后,有2000多名豫籍师生流亡到陇上来,徒步到天水。杨集瀛立即向省主席朱绍良提出,希望能够为豫籍学生在天水建立学校,并愿意前往安置救济。经过研究,先行成立了救济豫籍流亡学生委员会,杨集瀛任主任委员。由于军政当局的不断阻挠,杨集瀛便带领师生搬往清水,后成立了国立十中。

1943年春天,临洮一带遭遇饥荒,灾民有10余万人,在官府的压迫下,农民开始造反,一直蔓延到康乐、渭源等地。杨集瀛了解真情后,在省党政小组会议上,向朱绍良陈述情况,希望能够安抚民众,并惩办酿成事变的地方官吏。不久,乱势扩延南至武都,东至定西、陇西,震惊了当局,于是按照杨集瀛之前提出的对策,使民众回到家乡。经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和省主席谷正伦提请中央政府社会部,委任杨集瀛为省政府社会处处长。社会处在别人是个肥缺,在杨集瀛是为国家和民众谋福利的苦差。如他家距省政府有七里的距离,原本为他配有专车,但是杨集瀛坚决不坐,自己每天带两个馒头步行到省政府。

1947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杨集瀛因为辞职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仍然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杨集瀛虽然对当局有清醒的认识,但考虑到自己是早期国民党党员,不得已再次赶往兰州。后又被选为中央立法委员,在南京就职。国民党败退时,高级官员纷纷遣逃,有人劝杨集瀛逃往台湾,杨集瀛却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事在必然,留者存,逃者亡。”后由南京乘飞机回到了兰州,半个月后回到祖籍家乡居住,并在乡里教书。

杨集瀛一生做事刚毅分明,守正不阿,不随波逐流,对待学生宽厚友爱,为官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为师诲人不倦、春风化雨。

农业经济学家 张德粹

张德粹(1900—1987),字敬之,湖南攸县人,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毕生从事农业经济学科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对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运销造诣尤深,是我国农业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后期以台湾为背景,深入研究台糖及其他农产品的合理价格等问题,对台湾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大贡献。

13岁之前,张德粹一直随父攻读四书,后考入本乡新办的国民学校和攸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17年就读于长沙岳云中学。中学毕业后,依靠亲友的资助和奖学金,先后就读于南通农学院、金陵大学及东南大学农学院。1922年在东南大学专门学习农场管理、农业经济及农业化学等内容,1927年获学士学位。这段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毕生专心致力于研究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基础。同年应母校长沙岳云中学的延聘,担任化学教员。1931年又回到国立中央大学(即原来东南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兼任助教。次年再一次回到岳云中学任教员,兼任训育主任,襄助办学。

1935年,在长沙参加湖南省公费留学考试,被录取为四人中的第一名。由于久闻丹麦农业发达,土地制度改革卓有成效,农业合作组织完善,张德粹于同年8月到达丹麦,考察丹麦农业及合作组织,后来进入丹麦皇家农学院进修。

抗战爆发后,张德粹立即着手回国投身中国的抗战事业中,通过克服困难、冲破重重封锁,1938年11月归国后受聘为当时国立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为大学本科和专修科学生讲授农业合作和产品运销两门课程。1940年春天,他有计划地组织本科毕班学生11人做陕西省农业经济调查,并指导他们调查资料,为夯实抗战大后方农业生产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几乎所有农业经济学科的课程,都没有适用的教材,参考书籍也极贫乏。张德粹刚从国外留学归来,搜集了很多国际方面的新鲜资料,于是一面讲课,一面编写讲义。这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全力扑在教学工作中,深受学生爱戴。

1943年,张德粹应邀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主持系务,特别注重多方延聘人才,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并招收农业经济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后备人才。教学之余,他还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农业合作和农产品市场问题,并陆续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定期在《中国经济建设季刊》《中农月刊》《中央大学农业经济集刊》上发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德粹应国立兰州大学之邀,担任教务长以协助办学,并兼授经济学原理及西北开发史两门课程。张德粹为兰州大学经济系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积极参与下,经济系如期招生开课,先后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兰大期间,张德粹通过观察和调研甘肃的农业发展,加深了对农业经济和西北地区落后生产的认知,为他日后在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做了重要铺垫。

1948年,张德粹受聘为设在台北市的国立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科教授,次年兼任农业经济学系主任教授,连续20年之久,后又兼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在台湾大学期间,继续担任农业合作和农产运销学教学工作,后来兼教土地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经济学等主要课程。各门课程都自编教材,陆续出版,并被台湾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这段时期,还陆续开展了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写成科学研究报告30多篇、100多篇学术论文。

1956年张德粹受台湾糖业公司委托,以(台湾)中国农村经济学会名义,负责研究砂糖保证价格问题。在张德粹的主持下,经过一年深入调查与统计分析,弄清各方面的互相制约关系,从而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证糖价的计算公式,写出了《砂糖保证价格研究》报告。从这一年开始,每年提出一篇保证糖价研究报告,以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并不断提高研究报告的科学水平,持续了20多年,于1960年获得台湾教育部的学术著作奖。

张德粹家学渊源,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他还偷闲写过几篇与国史有关的文章,表现了他对于理解祖国文化的追求。他的大女儿念英结婚的时候,他送给女婿劳延煊的贺礼,不是什么珍贵的日用品,而是一部《资治通鉴》和一部《续通鉴》。

张德粹作为中国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善诗词书画,但却喜欢收藏和欣赏中国诗词书画。1960年门生故旧为他庆祝60岁寿辰,他展出了多年收藏的书画,以飨与会者。1983年,他把收藏的书画计16种29件捐赠给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到了晚年,他常常浏览中国古代诗词自娱,还亲自抄录《诗词选录》。

张德粹曾经两度在我国西北地区工作,对我国古文化发祥地的西北地区的发展怀有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临终前两天,即1987年7月27日晚间,他还在对他的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之发源地——我国西北地域》的论文作最后修饰定稿,并在稿末注明:“本稿是为西北农学院门生故旧写的。”热爱祖国,这是他最后的嘱托。

语言学家 祝敏彻

祝敏彻(1929—2014),湖北武汉人,语言学家。1958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任教。我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之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学学者。

祝敏彻在幼年时先入私塾有八九年之多,对古代汉语有了初步的接触。1950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年10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兰州大学中文系工作。1959至1961年,兰州大学文科科系调整,中文系语言学及古代文学专业师生被分配至甘肃师大(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祝敏彻亦前往任教。1961年之后,中文、历史、经济等文科三系复建,祝敏彻又回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工作至1985年。1985年9月后调往湖北大学中文系工作,直至去世。

语言学研究是兰大中文系一直重点建设和有突出成果的学科。祝敏彻和黄伯荣是其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语言研究的权威刊物《中国语文》曾评价:“祝敏彻先生生前著有《古汉语基础知识》《诗经译注》《<朱子语类>句法研究》《近代汉语句法史稿》《汉语史论文集》等代表作,是我国语言学界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祝敏彻是随同王力先生一起开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研究与教材编写工作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最早关注近代汉语的使成式、处置式等特殊句式,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推动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汉语语音方面,祝敏彻通过《释名》声训材料,对汉代音系做出了承前启后的研究,厥功甚伟。”著名钢笔画家程庆拾回忆说:“教我们古代汉语的祝敏彻老师,那一手中规中矩、功力深厚的行楷体板书,令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记忆很深。”张文轩教授回忆说:“祝老师讲课很认真,课堂内容都可以当讲义。他提倡学生多阅读,定期举办专题讲座,鼓励学生自主选题写文章,深受学生喜爱。”

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复之后,祝敏彻成为兰州大学首批研究生导师,在“汉语史”方向招收研究生,招收学生张文轩、侯兰笙、郭芹纳3人。在学生郭芹纳看来,祝敏彻先生有两大特点:一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二是勤奋刻苦的研究精神。祝敏彻受到王力教授的影响,学习王力先生的治学原则“不迷信、不守旧、重事实、重证据;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该原则主要讲的是“历史的观点”与“科学的头脑”,因此终其一生,祝敏彻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尊重汉语自身特点基础上的比较研究。

祝敏彻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是王力先生亲自严格选拔出来的研究生,在北大攻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开始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在《语言学论丛》中发表了《论初期处置式》《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等文章。分配至兰大以及后来转任甘肃师范大学期间,他又发表了《“得”字用法演变考》《使成式的产生和发展》等文章,并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与语言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一起,开展了“兰州方言研究”的课题。1961年至1963年,祝敏彻在北京大学参加了国家级文科教材《古代汉语》(王力主编)的编写工作。

在兰州大学中文系执教的20余年,是祝敏彻学术的黄金期。他出版《古汉语基础知识》《诗经译注》,以及国家级课题《<朱子语类>句法研究》等著作,后来又出版《近代汉语句法史稿》等著作。祝敏彻学术所涉猎的范围还包括敦煌变文中的语法与词法,《释名》等古代辞书中的语法等。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祝敏彻汉语史论文集》,对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集中整理。

祝敏彻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他兢兢业业的学术态度,勤勤恳恳的科研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兰大学子。

(《兰州大学报》 2019年4月30日 第935期 第05版:萃英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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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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