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兰大人-33】“糙汉”女孩医者心
——访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杨洋

日期: 2019-04-11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校报记者团 丁香 本报记者 任妍

这是一个自称“糙汉”的姑娘,“我不是大家闺秀的那种类型”;

这是一个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对谍战片如数家珍,但却能独自为家人准备六凉十热一桌年夜饭的暖心“小棉袄”;

这是一个高考物理17分、英语听力像“耳朵里塞了毛”一样、但却从全国约5万名本专科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百名优秀代表之一、被《人民日报》“点名表扬”的“学霸”;

这是一个曾经梦想拿起手术刀,站上手术台,却因意外受伤只能“转道”内科的医学生。

201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全国100名代表名录中,我校第二临床医学院2015级本科生杨洋作为兰州大学优秀代表登上该名录。

从“学渣”到“学霸”

大学以来的四十来门专业课中,杨洋有十多门都拿到了90+,其余的课程也多在80多分。但在她看来,自己的短板实在短得夸张,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学霸,“拿高中来说,我60%的时间都在学物理,但是物理成绩还是很不理想,满分110的高考物理,我只考了17分!”

虽然早已顺利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但她还是调侃似的将自己做英语听力时的状态形容为“就跟耳朵里塞了毛一样”。

到了期末,杨洋更不像一个“学霸”,医学生的期末往往伴着楼道的彻夜通明灯火,“做PPT或者写申报书之类的我都可以熬夜,但是唯独不能熬夜学习。熬夜看一会书,最多凌晨一点,我就困到不行了。”因此,她总是在舍友的惊诧中早早睡去。

杨洋不仅认为自己“学霸”的特征不明显,更是直接将大一的自己定义为“学渣”,专业课普遍分数不高,化学等课程都是刚刚过及格线的状态,物理还一如既往地学得煎熬,最后甚至险些“挂彩”。

“学渣”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大三时,机缘巧合下与年级第一名的胡同学相伴复习,一来二往间,杨洋在心里暗暗琢磨:为什么每次他都能考第一呢?自己怎么就考不好呢?

后来,杨洋发现,他对学习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方法,还会构建出自己的知识体系。“我本身记忆力特别差,所以从他那里吸取的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是记忆方法。就比如说,‘阿罗瞳孔’它对于我来说就不太好记,然后他就教我一个编故事记忆法:有一个长得非常好看的阿罗姑娘,每次遇见她,我就飘飘欲仙,所以说我瞳孔是放大的;但由于她太光彩照人,我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她的光吸走了,所以瞳孔对光反射就消失了”。就这样,找到学习榜样的杨洋逐步开始摸索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大三结束,她的成绩排名就从大一的一百多名开外上升到年级第三。

在找到学习技巧后杨洋虽然成功摆脱了“学渣”的标签,但是背书却始终是一件让杨洋感到头疼和无奈的事情,“凡是要背的,我都得比别人多花几倍功夫,但是最后考出来的分数也就一般,甚至还不如人家只背一遍的。”

杨洋坦言,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她更注重对知识的归纳理解和融会贯通。她用正负反馈作为例子说明:“负反馈的话,中枢控制的某个腺体,因为这个激素只能适量,多了就不好,这时候,中枢是不是就不能让它再分泌激素了?然后正反馈,就比如说咳嗽,越咳越想咳,其实和激素的关系不是很大,它只是一种生理反射,你越咳嗽它就会刺激你的神经,然后就会越兴奋。所以说,理解了负反馈也就理解了正反馈。”

经过片刻停顿和思考,杨洋接着补充道:“有时侯,医学和人生是相通的,负反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要适可而止;然后正反馈也能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人要有无止境的追求。”

相对于纯成绩的排名,杨洋更在乎综测排名的存在,“如果只拿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大学生,我个人觉得是不够的,考试考得好,不代表就有跟患者沟通的技能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医学生的辛苦与幸福

对医学的接触,杨洋并不是从上大学才开始的,“父亲是县医院的骨科大夫,母亲是基层的全科大夫”,医护家庭长大的杨洋,一方面比其他人多了一些对医生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她自小就体会到了因父母忙于工作而家庭聚少离多的不悦,因此“高考之前我从没想过学医”。

但是高考失利的现实使杨洋与自己一向青睐的经管类专业失之交臂,当下,医学走进了杨洋的视野。

“关于学医,父母只是提出建议,最终还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在确定选择报考兰大临床医学专业之前,父亲还特地给她打了一剂预防针:“你要想好,选择这个专业,你就是要活一辈子学一辈子,可不能停止学习的。”

学医苦,学医累,尽管心中有预期,但真正来到兰大之后,情况远远超出杨洋的想象。

“上了大学之后,尤其是在期末考试,那可比高考的学习强度大得多。但是这个专业它带给我的满足也是别的事情所不能比拟的”。随着学习的渐渐深入,一名医学生应该具备的同情心和对生命的尊重逐渐在杨洋身上流露出来,她找到了学医的乐趣和价值所在,在杨洋看来,能够有效地帮助别人着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当杨洋渐入佳境之时,一次意外冲击了她心中萌芽的美好愿景,甚至改变了她的从医方向。

从大一入校开始,杨洋便诸多“职务压身”:班级团支书、院团委学生会成员,除了学习,累累工作使杨洋养成了“任务不过夜”的习惯。2016年3月28日,杨洋在凌晨2点整理完资料后入睡,6点便起床去督促同学们的啦啦操训练,然后又匆匆参加到即将在学院5·12晚会上表演的节目彩排中。

熬夜、饥饿、疲惫,精神不振、体力不支的杨洋在节目彩排现场摔倒在台阶上,手肘磕到了台阶沿,“一块骨头就掉下来了”。

“当时就送去医院了,确诊是脱位加粉碎性骨折,刚开始那块掉了的骨头都找不到,医生还说要从我髂骨上取骨头补呢,吓死我了!”好在医生割开手肘后,找到了“遗失”的骨头。

记者在杨洋的右手手肘侧方清晰地看到了一条长2寸有余的缝合疤痕,似乎还在隐隐作痛。

痛还不是最要命的。手部骨伤导致的手臂活动持久力低下,对杨洋的实验操作产生了极大影响,“现在我做实验做一个多小时手就累得不行了,长时间的实验基本都需要实验室的其他同学帮忙”。

这一次,杨洋再次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不能当一名外科医生了。“因为外科医生的手术多是精细手术,一台手术操作好几个小时是常事,我的手臂现在既不能那么精准,也不能那么持久”。

闻知此事,杨洋崩溃过,绝望过,尽管现在说及此事她满脸的轻松坦然,“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负担了,做不了外科医生就做一名内科医生好了,都是救死扶伤嘛,也没那么严重”。

从最开始规划的学经管类专业,到后来规划做一名外科医生,在梦想一次次与杨洋擦肩而过后,杨洋开始反思过去的规划:“我发现规划其实就是个伪命题,关于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副班的影响

回顾大学四年自己参与开展过的科研工作,杨洋十分感激两个人,一位是指导她完成国创的王学习老师:“我从大二进实验室起,王老师就一直指导我,他对学生特别好!只要学生积极、肯干、有想法,王老师都会倾尽全力去鼓励、支持,这几年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另一位,杨洋说起他双眼满溢钦佩:“我的副班主任,马占军学长,他超级厉害!”

杨洋口中这位厉害的马占军学长,“他本科期间一直都在全心全意做科研,我从大二就开始跟着他接触科研。直到现在,他带着我们把每一个项目都是做完的,再难也没想过放弃,因为科研是很严谨认真的事情,你得有自己的结果。”

即使是在紧张复习的期末也没有熬夜学习精神的杨洋,却不时要为做实验而通宵达旦,“有时候实验做得太晚,错过宿舍门禁时间,就住在实验室里,困了就趴桌子上眯一会”。

即使这样的认真努力,科学实验的失败与成功是相伴相生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失败多于成功。

“比如蛋白酶蛋白组织免疫印迹,有时候可能做一次飘带就跑出来了,但有时做几次都跑不出来,那就得往死里做,今天不行明天做,明天不行就后天,反正就做出来为止。”靠着这股“再难也没想过放弃”的拼劲,迄今为止,杨洋在科研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顺利完成4项校创项目、2项国创项目,参与发表SCI论文2篇。

在马占军学长的带动下,杨洋不仅相比大多数的同学们较早地接触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而且于2017年坚定地接过了学长副班主任的“大旗”,担任了2017级临床医学7班的副班主任。

“我对我们班小孩儿要求一直很严格,从他们大一入学时,我就跟他们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让他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英语四六级也好,成绩排名也好,都要有自己的目标。”

对于班上学习相对吃力的一些同学,杨洋不会直接出面“唠叨、教育”,而是将“帮扶”的任务“砸”给班里成绩好的同学,“我就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帮助学习吃力的同学把成绩搞上来,至于具体怎么做,他们自己决定”,这种“一对一”的结对方式,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提高成绩的目的,而且增强了成绩好的同学的责任感、打消了排名两极的隔阂感。

临近期末考试前,为了让班上学生有效查缺补漏,杨洋自己当起了“老师”,参考之前两年期末考试的内容,“我给他们每门课程都出一套试卷,让他们先考一下,最后也是由我来评卷”

结果还算是令人欣慰。在2017级学生大一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杨洋所带的班级是临床医学9个班中唯一一个零挂科的。

与临床的故事

按常理,在手部关节活动受限不适合临床工作、科研方面又颇有天赋和小有收获的情况下,杨洋大可以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科研方向,面对这样的疑问,她再三坚决地回答道:“不,我还是想上临床”。

父亲便是杨洋心目中的榜样。说起父亲,她满脸自豪:“现在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我也知道从事这个行业有很多风险,但我爸是一个能人,其他的科室多的时候一个月可能会有五六次的投诉,我爸基本上也就几个月一次,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父亲的低投诉率,自然跟他高超的操作水平息息相关,他对杨洋也提出了高要求:“我之前一分钟能打20个手术结,考试的话这就算是及格了,我爸知道后嫌我手笨,说我如果上临床会被带教老师一脚踹下去的。”

听到父亲的嘲讽,杨洋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不舒服,也有不服气”。

卧室书桌旁边的铁杆成了杨洋练习打结的场地,一本书摊开在桌面上,一边看书,一边打结,“那段时间几乎是抱在那根杆上了,一有时间就练,一有时间就练,最后终于练出来了”。现在,一分钟打60个手术结对杨洋而言已不在话下。

和父亲相处只能算作间接接触临床,真正的直接临床经历让杨洋更加难以忘怀:医者治病救人,不止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是杨洋在一次消化内科的见习中深刻感悟到的道理。

“当天老师带着我们去给一个胃癌晚期病人查体”,患者刚刚进行完化疗,整个人消瘦不堪,“56岁的她看起来像七八十岁”,据杨洋回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舟状腹,就真的只有一层皮,因为那是冬天,天气比较冷,我就下意识把手搓热,准备给她查体”,尽管患者当时身体状态很差,但还是笑着说;“没事小姑娘,你放心地来吧,我相信你手很轻,不会弄疼我的”,这句话给杨洋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在那么难受的情况下,还愿意态度这么友好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很敬佩她”。

看似大大咧咧的杨洋其实很擅长安慰。2017年7月,在酒泉当地的医院当义工时,一位独自前来产检的孕妇引起了杨洋的注意。她主动上前询问,在得知这是一位年近四十的高龄孕妇后,杨洋对她说:“你就把我当你妹妹吧,我全程陪着你检查”。

检查中,杨洋替孕妇向医生咨询了一些问题,尽管医生解答一切正常,但孕妇还是忐忑不安,“我看得出来她很紧张的,手心一直在出汗”。

做B超时,为了打消孕妇的顾虑,杨洋站在一边给孕妇描述B超画面:“宝宝的小手小脚在蹬呢,你感觉到了没”,孕妇放松了,开心地笑了,杨洋也开心地笑了:“其实我那时候压根就看不懂B超图,宝宝动没动我也不知道,就瞎编的。”

望着载着这位孕妇远去的出租车,杨洋又懊恼起自己来:“怎么没留个她的联系方式呢,后续应该跟进的”。

这仅是一次简单的实践活动,但却触发了杨洋对目前临床医学生教育模式的思考和建议:“我觉得临床经验在一个医学生向医生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如何将书本上的知识真正用到患者身上?这可不是把内科书背的滚瓜烂熟就能做到的,只有在临床实习中才能注意到更多的流程和细节,也才能激发起一位准医生的怜悯之心。所以我认为医学生的课程应该再压缩得紧凑一些、课程密度大一些,预留出更多临床实习的时间。”

“糙汉”女孩的温柔世界

大大咧咧、风风火火,是熟悉杨洋的人从她身上一下子就能捕捉到的特点,而她自己则有“更准确”的概括:“糙汉一枚”。

在这个“糙汉”女孩的内心深处,除了医学生的温柔角落,还有一片柔情似水留给了亲情。

亲情可谓是杨洋心中最为珍贵温存和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在她成长的记忆里,自己所有的“最感动”几乎都来自父母,“高考失利还有受伤的事是我挫折最大的地方,父母的那种鼓励也好,斥责也好,陪伴鼓励也好,都是让我最感动的。”

因为父母常年忙于工作,疏于陪伴,“父母在,不远游”仿佛已经深深地烙在她的内心最深处。在被问及将来可能会选择的就业城市时,杨洋没有一丝犹豫地回答“兰州”:“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要离父母近一点”。在她看来,即使外面的天高地阔有再多无限可能性,但为了父母也宁愿放弃这些可能性。

为此,杨洋从初三毕业开始学习做饭,如今已练就一手好厨艺,酸辣鱼、大盘鸡、黄焖羊肉、烙饼,样样不在话下,“只要我在家,基本都是我买菜做饭,但我不喜欢洗锅,不过没办法的时候也还是洗的”,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杨洋有点小得意地说道:“今年除夕的年夜饭可是大展了一把身手,六凉十热16个菜不带重样的,我可是忙活了大半天呢”。

言语间,是一个暖心“小棉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不仅要学习工作做得好,更希望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简单的生活。

“我除了对父母比较感性外,其他人和事,还都是挺理性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全心全意,我就一定会全心全意,但是如果你的选择有违我的原则,就果断拜拜。”根据杨洋的猜测,她的好人缘部分得益于自己这种直截了当、直来直往的性格特征。

对同学,杨洋也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她的包容和关爱。在大三上学期的时候,班上一位同学曾一度因学习吃力而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有时会无故缺课,杨洋主动接近、询问原因,“他高考成绩特别高,我不能让他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放任自流”。

在了解了情况之后,杨洋每次上课前都去那位同学宿舍楼下等待,“我就告诉他,你来了咱们就一起去上课,你不来我也不去上课”。迫于压力,这位同学每天只能按时上课。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该同学不再“翘课”,也不需要杨洋“绑架”上课,“大三这一年他都考得不错。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放弃,能帮一点是一点”。

随之而来的各种评价也着实困扰了杨洋一段时间,“不过很快我也就走出来了,毕竟接触时间长了,老师同学们也都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批评使人进步

多年担任学生干部,杨洋对自己最满意的便是“算得上公平公正吧”。

有不少活动明确规定不允许组织人员参加,杨洋做到了,“我对既是裁判员又是参赛人员的行为是很鄙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一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获奖证书,因为我基本都是组织者,但是我不遗憾,我收获了比证书更宝贵的经历”。

也正是因为这样,同学们对杨洋的评价除了说她“对女生很好、对男生太凶”之外,“其他都还好”,但是“相较于赞美表扬之类的,我更愿意听到别人批评我的意见建议”。

犹记得大四上学期,杨洋写好了申请参加某社会类奖学金的简历,沉浸在充实满篇的荣誉、成绩里自我满足时,胡同学一句“你的简历虽然很丰富,看起来比别人的多出两三页,但你全文没有一点是突出的、是能吸引人眼球的”惊醒了杨洋。简短几句话,犀利而切中要害。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突然发现他平常不显山露水,但说话很在理、思考很深入,就觉得格外受教,认定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自此,胡同学成了杨洋身边的偶像,不仅是崇拜,更多了几分感激,两人也由此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

正如杨洋所言,她感激并且珍惜所有指出她不足或错误的人。

在一次组织新征程综合技能大赛时,一起突如其来的投诉让杨洋焦头烂额:“有同学给我打电话投诉说有人作弊、但裁判没有处理”。几经了解、协调,事情的最终解决同样得益于室友的一句“你这种处理方式只会让事情更糟”,“她突然给我来这么一句,一针见血,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她特别好,现在我们已经是好闺蜜了”。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四年间,说起成长,谈及变化,确实就像所钟爱的《起风了》所唱,与过去相比“也有了几分距离”。然天地辽阔,唯有一一穿过沿途坎坷挫折和星点萤火,方能凸显洒脱真我。对于未来,杨洋充满期待,如那歌里的另一句“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

(《兰州大学报》2019年4月15日 第934期2版: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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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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