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八)

日期: 2018-12-30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教育家邓春膏

邓春膏(1900-1976),字泽民,甘肃省循化县(今属青海省)人。1921年7月,于北京大学毕业,考取留美官费生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1927年获博士学位。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春膏与其他旅京甘肃学生加入北京学生队伍,反对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实行总罢课。6月3日,邓春膏等旅京甘肃学生跟北京学生组成演讲团,走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邓春膏等7名甘肃籍学生被捕。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他们7人与其他被捕学生得以获释。

邓春膏于1920年5月,创办《新陇》杂志,邮往设在兰州的合兴印书馆及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狄道、酒泉各师范的代派所,再发行到全省各地。一直持续到1930年9月,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1929年2月,甘肃省政府聘邓春膏为兰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7月任校长。1930年中山大学改名为甘肃大学,邓春膏任校长。1931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邓春膏任院长,直至1936年5月。邓春膏初掌兰州中山大学时,面对的是建立庞大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与经费困难、师资匮乏的严重矛盾。邓春膏从实际出发,根据经费、师资与学生出路的情况,多次调整系科设置。另外,他还多方催要经费,团结教职员工,开源节流,惨淡经营,使甘肃学院在求生存中获得稳步发展。

师资缺乏是严重的问题。首先,大学毕业或留学外国的甘肃籍师资不敷聘用。其次,东南一带的大学师资或不习惯甘肃气候与生活,或受不了数千里的长途劳顿,更重要的是甘肃的教师待遇比东南诸省低,所以,他们不愿接受甘肃学院的聘任。邓春膏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了甘肃学院师资匮缺的困难。一是礼贤下士、优礼有加地延聘甘肃籍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生;二是聘请各机关的大学生与留学生做兼职教员,如聘请省高等法院院长冯致祥给法律系授课;三是聘请学有专长的地方人士任教;四是选拔甘院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榆中杨晓舟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多方努力,至1934年甘肃学院专职教员有18人,到1935年达39人,其中留学生11人,获博士学位的5人,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问题,保证了教学质量。

邓春膏在讲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法律哲学、经学通论和英文等课程的同时,还举办各种讲习会,请社会名流王庚山、赵元贞、田炯锦等先生演讲,活跃了学术气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他曾在暑期讲习会上做过《理想与人生》的报告,勉励学生树立远大思想,专心研求学问,毕业后勤勤恳恳地为甘肃人民服务。告诫学生不要把在学校读书,取得毕业资格,便于谋生作为人生的理想。

邓春膏还特别重视甘肃学院的体育事业。他每年都派员到天津去购置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及田径器械,聘请体育专门人才王毓泰、王万寿分授田径、球类、武术,并聘请兰州体坛名将段焯训练院篮球队,使球艺迅速提高。邓春膏规定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学生都要去操场锻炼,并常常督促检查。他天天坚持打网球,以示倡导,甘肃学院的网球运动很为普及。他还每年举办全院师生运动会,促进了体育锻炼活动。

1932年底,邓春膏等人创办了杂志《民》,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开发西北的建议。他发表了《一年来列强之政治经济》,分析了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与经济上急剧变动的情况。希特勒的国社党对内反共,对外仇视法国,叫嚷“根本推翻凡尔赛条约,停付赔款”。他认为这种论调“在德国内政外交极端困难之时,易为人所听信”,且“希氏亦野心勃勃,非居人下者”。进而推测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提醒国人密切关注事态的日益恶化。

邓春膏常与学生展开讨论会,以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1938年5月1日,时值抗战全民总动员时期,甘肃学院文史系主任邓春膏,召集文史系学生,在下沟邓氏亦园,举行 “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讨论会,大家在姹紫嫣红的牡丹丛中,各表己见,相互诘难,由邓春膏作结论后,学生们各用茶点,上天下地,高谈阔论,兴尽而归。学生说,此会有“牛津导师之teaparty风味”。

邓春膏鼓励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他认为“理想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理想,绝不会有好的人生。个人没有理想,不免流于自私、颓唐、盲目;社会没有理想,会陷于混乱,不振作,无目的,无计划……只有于社会有益的思想方是理想,只求个人的幸福的,可以叫作野心,不配叫作理想……只有改进派的人,认识了现状的不满意,又有丰富的理想作改革的方针;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人。”他进一步说:“理想于人生很重要,可以分三方面说。第一,理想是计划,没有理想,行动就会凌乱盲目。第二,理想是标准,有了理想,可以纠正行动上的错误。第三,理想是努力的目标,有了目标,我们才能继续努力。”

1936年,邓春膏因抗议教育部对甘肃学院系科设置的不合理撤并,愤而辞职。1938年至1940年期间,邓春膏被聘为甘肃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8年9月,邓春膏被聘为国立兰州大学教授。

1976年4月7日,邓春膏因心血管病突发而逝,享年76岁,葬于韩家坪公墓。

翻译家徐褐夫

徐褐夫(1903-1978),字维谨,号念如,江西修水人,我国研究俄苏文学的先驱,著名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教授,为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褐夫1923年(又说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被保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班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政治课教员。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归国后,在上海法南区做地下宣传工作达4年。1935年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外论编辑社、航空委员会、上海新中公学工作。1946年后,先后任教于西北联大(西北大学)、长春大学、兰州大学(1948-1951)、西北师范学院,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接管委员会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1950至1954年曾当选兰州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并任甘肃省政协委员、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著作有《实验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苏联五年经济计划》,译著有《东方的战祸》《日德意集团》《考古学》等。

徐褐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参与政治工作,青年时就已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兄徐光华曾任修水工运领袖——县总工会委员长、省苏执委,曾参加“工农暴动”,后壮烈牺牲。受胞兄的影响,徐褐夫成为了坚定的马列主义的传播者。早年在省立师范时,徐褐夫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嘉奖。在苏联学习期间,徐褐夫曾接受军事训练和秘密工作训练,因反对机会主义,曾受第三国际及苏共中央奖励,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称赞他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1931年归国后,徐褐夫在上海法南区做地下宣传工作达4年之久,以王立才、胡良材等别名,多次组织“突破白色恐怖”运动,受到中共中央奖励。在上海时,徐褐夫以“徐行”笔名发表文章,曾参加过“国防大学”口号的讨论。在上海时,徐褐夫曾与鲁迅多有交往。

1945年底至1946年春夏之交,西北大学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轰动了全国, 影响很大。那次学运失败后, 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解聘”了不少曾支持或同情过学运的知名教授和教师(俄文系的居多),其中就有徐褐夫,而且当局声称, 所有国立院校一律不得“聘请”这些人员,辛树帜老校长倚仗他在国民党方面的声望和影响,大胆聘请了俄文系徐褐夫、李萃麟等被西大“解聘”的教授, 形成了兰州大学俄文系的教学骨干。

1948年5月26日,教育部批准兰州大学将文理学院分设,文学院院长为水天同,理学院院长为程宇启;文学院增设3个系,其中俄文系主任为徐褐夫。除俄文系教学外,徐褐夫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向学生们传授中国文学的系统知识。1948年6月,徐褐夫邀请好友余振赴兰州大学俄文系任教,余振在兰大期间出版了《普式庚诗选》等译著,为俄文系的发展再添辉煌。

身为俄文系教授的徐褐夫博学多才,通晓英俄等五国语言,他的博学连享誉全国的学者——时任兰大校长的辛树帜都赞不绝口。辛树帜谈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曾谈起徐褐夫教授。辛树帜说自己上大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学毕业后,回山西老家教书,仍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直到阎锡山反共,无法容身,只得把进步书籍埋藏起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后,又开始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十多年来,还未通读过《资本论》。而徐褐夫在苏联留学时期,就通读了俄文版和英文版的《资本论》,对书中一些重要观点和精彩论述,徐褐夫记得非常清楚,并且引用自如恰切,实在令他(辛树帜)佩服。

徐褐夫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颇深,而且对于后辈也多有提携。前兰州大学教师高尔泰曾在《〈论美〉之失》一文中回忆:徐褐夫在当时的兰州学界赫赫有名,他带着自己写好的《论美》去上门求教。高尔泰眼中“有点儿驼背、秃顶白发的矮小老人”徐褐夫没有因为他是外校的人员就将他拒之门外,而是将他的文章细读两周,并给他做了详细的点评,写了八千多字的意见。徐褐夫执着的信念,强有力的逻辑说服力,渊博的哲学史和艺术史知识,都使高尔泰十分钦佩。

徐褐夫十分欣赏高尔泰,夸高尔泰“有才华,能写”,还详细询问了高尔泰是“哪里人,爸妈是做什么的?”。对于徐褐夫的关爱,高尔泰很感激。徐褐夫后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高尔泰对徐褐夫的遭遇不胜唏嘘,“1960年,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他已是一介平民,缠绵病榻……”

1957年在全国掀起的“反右”斗争也波及到西北师范学院,这位性情耿直、受党培养、接受高等教育多年的大学教授,在“大鸣大放”中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尽管生活不易,心系国家的徐褐夫在1967年2月期间,还向甘肃省博物馆捐赠珍藏多年的贵重文物77件,如历代货币、汉砖、铜印、钱范、铜镜、玉器、陶罐、弩机等。

1978年1月,徐褐夫因病逝世,享年75岁。1979年,徐褐夫得到彻底平反,名誉也得以恢复。

民族学家谷苞

谷苞(1916-2012),祖籍湖南,生于甘肃兰州,著名民族学家。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教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中亚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等职。

1916年秋季,谷苞出生在兰州市一个城市贫困家庭。幼年生活的苦难,使他从小就立下了发愤图强、造福民众的志愿。1935年7月,19岁的谷苞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先后参加了反抗日寇侵华的“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去宛平、良乡、涿州等地农村宣传抗日,慰问守卫北平十三座城门的二十九军官兵等一系列的爱国活动。

北平沦陷后,谷苞被迫离开清华园回到家乡兰州,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提议下,积极参与创办了《老百姓》(旬刊)《抗敌报》,呼吁民众,共赴国难。1939年夏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合并组成西南联大在云南复课,谷苞遂赶往昆明继续未竟的学业。由于自小处在西北少数民族杂居的环境中,为了将来能够对西北民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谷苞转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1年7月,25岁的谷苞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被分配至时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任助教。同年10月,他转到由吴文藻、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实践与调查的工作中,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1944年秋季,28岁的谷苞返回家乡兰州,在国立甘肃学院亦即后来的国立兰州大学担任讲师、副教授,成为西北地区高等学府里开设并主讲民族学课程的第一人。在紧张的执教之余,谷苞曾利用半年多的时间徒步于洮河流域及白龙江上游的藏族农村、牧区中进行社会调查。他一边学习藏语,一边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并写成了《卓尼的土司制度》等30多篇文章及调查报告,连续在国内期刊上发表。1948年暑假,谷苞在辛树帜校长的支持下,又深入到山丹等县的一些自然村去进行社会调查,写作完成了《河西农村的崩溃》等数篇论文和时事报道。这些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黑暗统治的文章,还曾由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广播。

1985年,谷苞受聘为兰州大学教授,领衔申报创办了民族学硕士生学科点,并且招收了兰州大学历史上的首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1986年六七月间,70岁高龄的谷苞在授课之余,又受国家民政部的支持和委托,带领研究生和相关科研人员,重返40多年前曾经徒步深入走访过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夏河等地。调研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民族地方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谷苞根据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在合作镇完成了《旧传统和新变化——甘南藏族自治区卓尼县木耳乡的调查报告》的初稿,其后又经过修改,在当年第4期的《新疆社会科学》上发表。

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谷苞不仅重视学生学术科研能力的培养,更是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温暖与关怀。谷苞的学生吴景山回忆道,在兰州大学读研时,他们每周四的下午都要到谷苞先生家里去上课。进入客厅后,师母总是将沏好的茶水放在每一个学生的面前,让学生们感受到了置身家中的温暖。谷苞上课时十分严肃,寡言少笑,只有在他三四岁大的外孙女进入客厅时,他才会笑眯眯地向学生们介绍:“这是我家的领导。”幽默的话语逗得学生们大笑。

从1983年离休到2010年的27年中,谷苞亲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或担任主编顾问的著作就出版了14部之多。其中2005年5月由谷苞担任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卷本、共300万字的《西北通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9年7月,谷苞与费孝通等合著,由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获得了北京市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谷苞所著的《民族研究文选》第一至第四卷,亦堪称是民族学的经典。

2012年2月5日凌晨,谷苞因病于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逝世,享年97岁。谷苞自1944年秋季来到兰州大学执教,最终又在这里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谷苞的道德品格,以及他在我国民族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在兰州大学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值得我们这些后来学人尊崇与怀念。

历史学家杨向奎

杨向奎(1910-2000),史学家,字拱辰,河北丰润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1957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该所研究员兼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早年曾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后又倡导整理、研究乾隆朝刑科题本和曲阜孔府档案。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视野开阔,博赡通贯,于社会史、思想史、经学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历史地理等,多所探究,创获甚富。晚年探讨自然哲学,博及理论物理,鞠躬尽瘁,精进不已。在60余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众多优秀学者,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西汉经学与政治》《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屯垦史》《清儒学案新编》《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绎史斋学术文集》《绎经室学术文集》《中国古代史论》等。

杨向奎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镇杨家庄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7岁入小学学习,15岁考入本县车轴山中学,毕业后在中学国文老师的影响下,于1929年考入北大预科,1931年秋进入北大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1935年毕业后在顾颉刚和胡适先生的推荐下留校在文科研究所任助理。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做研究生,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回国。后相继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并与姚雪垠、丁易等文化名人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1946年到山东大学任教,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历史系主任,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主编,中国史学会青岛市分会副主任。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杨向奎主编的《文史哲》杂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一改过去学术界沉闷的学术气氛,引领全国学术潮流,成为全国学术界的一面旗帜。1954年《文史哲》第四卷第四期,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批示,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1957年杨向奎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1980年杨向奎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进行一年的访问研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杨向奎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提倡文献资料、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相结合。他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不久,即与所内同志到四川彝族地区进行为时半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为撰写《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赴洛阳、豫西和关中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周朝建国初年的地理环境及有关问题。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杨向奎注意开发明清档案资料,率所内同志先后与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等单位合作,选编和研究孔府档案史料、乾隆朝刑科题本,为以后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档案进行历史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杨向奎学识广博,勇于攀登科学高峰,文革期间,由于不能从事历史学研究,花甲之年的杨先生以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毅然迈进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并经过艰苦努力,撰写了《论时间、空间》《熵与引力》《未来的理论物理学:量子与熵——二进位的数字表达式》《关于数理逻辑中的悖论》《人生境界论——自然空间与理性空间》等论著。这些著作,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今后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为新世纪打破各门科学之间的阻碍并向边缘学科进行拓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作为老专家,杨向奎十分注意培养和造就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不仅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而且特别重视通过创办刊物来推动学术研究和培育学术新人。早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即与同事经过艰苦奋斗,创办并主编《文史哲》杂志;1979年又倡议创办并主编《清史论丛》。通过这些刊物,培养人才,发现人才。

杨向奎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物理学家,还是一位红学家。20世纪90年代,杨向奎在周汝昌等人提出的丰润说的基础上,又首倡“新丰润说”,再一次论证和肯定了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红学理论,而且进一步提高了丰润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

杨向奎为人正直、追求真理、生活俭朴,治学勤奋、务实求新、硕果累累,呕心沥血,为国育才。他在重病期间,仍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学术献身精神,堪称学术界的楷模。

有机化学家李裕林

李裕林(1935-2015),广东省五华县人,有机化学家、教育家,专长合成有机化学。195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84年至198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Cornell大学化学系做合作研究。曾任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有机合成研究室主任,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化学会有机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合成化学》杂志编委。

李裕林出生在广东省五华县华安村一个农民家庭,贫苦年代饱经风霜的父母深受文盲之苦,决意要把李裕林培养成有知识的人。1941年,他们把李裕林送到乡村的新桥小学读书。1952年秋,李裕林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华安村沸腾了,村民们为李裕林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奔走相告。同年9月,当李裕林背着简单的行李步入武汉大学的时候,他立志刻苦学习,以期将来报效祖国。大学四年,他专心致志,勤勉读书,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回过一次家。

1956年7月,李裕林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的抉择,他像当年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支援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怀着对理想的憧憬,抱着报效祖国的志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贫瘠的大西北的征途。在兰州大学,李裕林几十年如一日,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并为此倾注了满腔热忱。他始终把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认为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应当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外,还必须具备娴熟的实验技能;他强调教师应当及时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以便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兴趣;他作风民主,经常与学生交流学术思想,讨论科研问题,通过集思广益,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科研素质。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李裕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学风格。

桃李勤栽终有实,他在高教战线上辛勤耕耘数十年,截至2000年,他已培养了38名硕士、16名博士、招收过2名博士后和14名进修教师,其中不少人已经成长为教授、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3名博士先后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E.J.Corey 和D.H.Barton实验室进行过博士后研究;2名博士分别在德国从事过洪堡基金项目研究;1名博士成为中国首批高等院校“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另1名现为法国天然产物研究所研究员,并获得法国科学院铜奖。李裕林为有机化学事业后继有人而深感欣慰。

李裕林不仅是青年学生的良师,而且也是科学研究的骁将。他一贯认为:做学问贵在严谨求实,贵在创新。为了创新,数十年来,他在有机合成化学领域披荆斩棘,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能解其味。李裕林长期致力于有机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专长于合成有机化学,尤其是天然产物合成化学。他先后主持并参与完成过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碘杂环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生物标志化合物、大环二萜类化合物和二氢沉香呋喃类化合物的合成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和系统性,达到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多个实验室都在探索三尖杉酯碱、高三尖杉酯碱、脱氧三尖杉酯碱、高脱氧三尖杉酯碱和异三尖杉酯碱等物质人工合成的方法,这些物质存在于三尖杉属植物中,具有抗癌活性。但由于这些化合物结构新颖,但在植物中含量甚微,无法满足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所以前人的尝试均未成功。1972年李裕林作为主要研究者参加黄文魁教授领导的“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研究”。他们在总结前人失败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将Reformatsky反应用于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取得突破,于1973年9月报道了第一条合成脱氧三尖杉酯碱的路线。随后,他们又陆续实现了其他4种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其中除了三尖杉酯碱所提供的是第三条合成路线外,其余均为首次或者首批合成成功的。1982年12月,黄文魁教授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1983年,李裕林继任为有机合成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领导课题组先后合成了近20种异三尖杉酯碱类似物,并结合药理实验,研究其构效关系,发现一些化合物具有引人注目的抑瘤活性。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李裕林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脱氧三尖杉酯碱的合成》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其他成果获省部级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发明专利三项;合著专著一部;先后主持完成了26项研究课题(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近400篇,研究成果6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

李裕林在数十年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无数的困难、挫折甚至失败,但他从不向困难低头。面对挫折和失败,他的态度一贯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锲而不舍,勇往直前。这种科学作风包含着李裕林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和对祖国深深的爱,值得每一个兰大人铭记和学习。

古生物学家沈光隆

沈光隆(1938-2016),贵州绥阳人,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1956年8月于贵州遵义四中毕业,考入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1958年9月奉派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地质系进修,1960年9月返回兰州大学任教。1982年10月至1985年4月去德国法兰克福森肯堡博物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访问研究。科研工作重点为晚古生代及中生代植物群及陆相地层。曾任兰州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地质系教授,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代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沈光隆一生从事古生物地层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都十分认真,从备课、编讲义、主讲、实习都是亲自动手,一丝不苟,真正体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主讲的本科生“地史学”课程成为地质学专业授课的典范,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学生孙柏年回忆道:“记得1985年我硕士毕业刚留校,开始为本科生上地史学课程时心存胆怯,先生把他厚厚的授课教案给我看,讲解课程要点,亲自听课,一步步扶持我成为合格的大学教师。在只有三名研究生上课的古植物学课程,他的笔记也是厚厚的一本。他还要求学生用卡片法随时记录所学习的化石属种,看到他的几箱厚厚的卡片,说到某个化石属种,他随手取来,我们都颇为敬佩。”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野外工作很艰苦的学科。20世纪60至80年代,西北出野外条件很差,沈光隆身先士卒,带领学生每天徒步几十里、爬山涉水,与学生一样背负几十斤的标本返回驻地,不让学生分担,并对学生说:这是我们地质工作者的宝贝。沈光隆不仅在学业上给予学生们精心指导,而且在思想和生活上给予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沈光隆日常与学生沟通也颇为平易近人。据他的学生王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回忆,他在读本科时受沈光隆影响,从而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1992年,沈光隆去祁连山挖标本,托人在班上找身体好、爱劳动、成绩好的学生协助采化石,王军就被选上了。“沈老师比我大30岁,格子衬衫配条牛仔裤,嘴上还老叼着一根烟。平时嘻嘻哈哈,走到哪儿就乐到哪儿,在野外见到人就打招呼。”沈光隆的开朗外向让王军对科学家有了重新的理解,对他以后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位来自山西晋城,皮肤黝黑、体格健壮、性格内向的农家小伙子,也同样引起了沈光隆的注意。返回兰州大学时,沈光隆问王军:“你愿不愿意学古植物?”“沈老师像个磁场,我马上就答应了。”接下来王军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又跟随沈老师在西北大学读完博士学位,进而在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做博士后,并从此走进古植物的世界。先生的另一位博士生王永栋,也是在兰州大学读本科时被选中,从此跟随先生到西北大学读完博士,现已成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的秘书长。

正是在西北地区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沈光隆发现了安加拉植物群分子与华夏植物群分子在甘肃河西地区二叠系同层共生,并提出了“华夏——安加拉混生植物群”的新概念,改正了国外权威学者30年代的“安加拉植物群覆盖于华夏植物群之上”的结论,被誉为是“我国古植物学界30年代以来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混生植物群”一词已被收录于陈述彭院士主编的《地球系统科学-中国进展·国际展望》词书中。研究确立的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靖远磁窑地层剖面,被推荐为国际石炭系中间界线候选层型剖面,国际石炭纪地层委员会中间界线工作组组织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质学家考察了北祁连山东段剖面,并进行了现场采集、鉴定与讨论,给北祁连山石炭系中间界线剖面充分肯定。其研究成果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及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参加研究完成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获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发的优秀成果奖。

沈光隆一生硕果累累,自1961年起,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41篇,出版学术著作《中国中生代植物》《生物史话》《西北地区古生物图册》等7部,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多名。

沈光隆一生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始终如一地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有一年为赶一篇论文,整个寒假他仅仅休息了一天,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埋头工作。沈光隆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给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斯人已逝,但沈光隆奠基的兰州大学古生物学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他培养的古植物学人才遍及全国,已成为中国古植物学界的栋梁。

(《兰州大学报》2018年12月30日 第931期(总第931期) 第05-06版:萃英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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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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