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记忆】张文轩:道德文章,气宇轩昂

日期: 2018-11-30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时间:2018年5月22日下午

地点:兰州市九州大道居所

人物:张文轩

访谈人:阎军

摄像:阎军

文字摘录:张钊 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志愿者

阎:张教授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一项口述档案的搜集工作,叫做“萃英记忆工程”。具体的做法就是邀请兰大的老先生、老校友回顾一下自己在兰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谈一谈自己对于母校和兰大文化的看法,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在馆内永久保存,以期为后来的学子和研究者们研究兰州大学历史和文化保存一份来自教师和校友个人的口述史资料。作为兰大的杰出学者,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情况和想法。

张:很好。我住得比较远,你们不惮辛苦到寒舍采访,我非常感动,谢谢你们的关心。

兰大求学

张:本人1944年出生在永登县的一个农家。高中毕业考大学,所报第一志愿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正好被录取,那是1963年的事,距今已经55年了。当时兰大文科有三个系:中文、历史和经济。中文系每年招得最多,有40人,历史、经济各招30人。兰大是全国十所重点综合大学之一,其中文系历史久远、实力雄厚,文科的学生都比较向往。那时候的学生报中文系的目的大都是想当作家、当新闻记者、做文字宣传工作,心目中的偶像是鲁迅。鲁迅原先学医,后来为了改造国民的信仰和灵魂,提升、振奋国民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强意识,他毅然弃医从文。这个现象感人至深。我们觉得从事语言文学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高尚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比从事经济建设更为重要。

阎:好啊,有理想,心系国家前途与命运啊!

张:因此我们考上中文系,非常自豪。当时的兰大正处在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经过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后,国家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教部出台了“高教六十条”,给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规范,加大了支持力度,到处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张文轩接受采访

当年的兰大中文系概况

张:当时我们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教职员工近90人,将近现在的一倍。本科生每个年级40个学生,学制五年,五个年级总共200名学生。学生和老师的比例是2比1的关系。

阎:两个学生一个老师。

张:是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对老师教课的要求很严格,老师不能每学期上课,一般上一学期课,必须备一学期的课。有的年轻老师上一学期课,要备一年的课。江隆基校长兼任校党委书记,他提出了办好高等教育的“八条”经验。前两年我写过一篇回忆江校长的文章,照录了这“八条”经验,此文刊登在甘肃《档案》杂志上。这“八条”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先进的,对高校教学、科研的目的和思路非常清晰具体。他提出“两人一课,一人两课”的模式。就是说,每一门课程必须有两个老师来担任。这年由一位老师带,下年由另一位带,如果这个老师外出或者请假,那么就由另外一位老师带。这样以来,课绝不会落下,而且两个老师还会有一个比较的效应,这叫做“两人一课”。“一人两课”是一位老师最多带两门课程,一门基础课,一门专门化课。先上前者,再上后者。对老师来说,时间安排十分充足,有大量时间备课,而且还有空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当年的中文系的教师与教学

张:当时兰大是西北唯一的一所重点综合大学,国家很重视,不断从发达地区选派优秀老师来充实兰大师资队伍。光1957、1958两年,就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我系分配来研究生、本科生将近十多个。当时北大中文系分文学和语言两个专业,学制五年,其本科生的水平不亚于今天的硕士生,其研究生水平不亚于今天的博士生。

我们系年轻老师占优势,他们主要来自北大中文系,个别的来自复旦、南开等中文系。像现已85岁高龄的胡垲、吴小美教授,都是北大毕业生。现已八十三岁的林家英教授毕业于复旦中文系。系党总支书记于之一(女)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高级领导干部,德高望重。系主任是舒连景教授,对《说文解字》有专门研究,精于先秦文学。副系主任是刘让言教授,学贯中西,专长文艺理论,也是研究楚辞的专家,仪表堂堂。

我系的开课分为两个层次: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基础课阶段,四至五年级属于专门化阶段。专门化阶段就是再进一步分专业,分为语言、文学两个专业。所设课程紧扣专业特点,没有花花绿绿的“水课”,学生都得上完,没有挑肥拣瘦的余地。

阎:请您介绍一下本科主干基础课的上课情况吧!

张:主干基础课的重头戏是“两古”:《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配套课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要上6个学期,每周5学时。我班的《古代汉语》由顾正、赵浚、祝敏彻三位老师分段讲授。顾先生是北师大黎锦熙先生的高足,是一位老先生,专长文字学,英语娴熟,也讲语言理论,还会“速记”。赵先生是中年教师,既讲古代汉语、又讲现代汉语,专长语音部分,音韵啊、诗词格律啊,都讲得很透彻。他是我们兰大中文系毕业的,小时念过四书,国学底子很厚,能写旧体诗、对联,是兰州有名的杂家之一,还当过兰州灯谜学会的会长。祝先生三十多岁,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首届毕业研究生。他和郭锡良是王先生专门赴武汉大学中文系挑录的研究生。祝先生专长古汉语语法研究,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六十年以来无以替代的《古代汉语》教材的编者之一,名闻海内。我班的《古代文学》由舒连景、王秉钧、靳尔锐三位老师分段讲授,也是老中青梯队。舒先生的讲课特点是不编讲义,坐在椅子上,不断抽烟,以余冠英主编的《古代文学史》为纲领,解析要点,阐发心得,循循善诱。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系,专长唐诗研究,善写古体诗词,甘谷方言浓重,声音宏亮。靳先生是本系毕业,讲课生动有趣,善于和同学交流。基础课的“两现”指《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都要上一年,每周4学时。我班的《现代汉语》由赵浚和谢晓安老师分段讲授。谢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专长语法研究,黄伯荣先生当时给五年级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专题课,没有给我们班讲《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由赵君圭、胡复旦两位老师分段讲授。赵先生是武汉大学一级教授刘绶松先生的研究生。刘先生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权威。赵先生醉心于鲁迅研究。据说,他把《鲁迅全集》读了十遍。我们经常问他鲁迅哪一篇文章或哪一句话在哪卷,他可以马上把它翻出来。那时候的老师,原著读得很熟,教材吃得很透。教材是用蜡纸钢板刻印的。

阎:那你们特别爱听吗?

张:当然爱听。他讲得很熟、很有激情啊!我们对鲁迅更加崇拜了,课堂显得很活跃。胡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多才多艺,对戏剧、音乐都有研究,善于写文学评论文章,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甘肃三大文艺评论家之一(另两位是谢昌余、吴天任——吴仪的哥哥),同学们以之为荣。后来他当了苏州铁道师院中文系的系主任。

阎:中文系的主干基础课还有“两论”吧?

张:是的,指《语言学概论》和《文学概论》。给我班上《语言学概论》的是许青老师,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很年轻,但已在权威期刊《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诗词格律史》。《文学概论》由惠尚学、颜廷亮两位年轻老师分段讲授。他们都是我系毕业留校的高材生,讲课深入浅出,举例丰富生动。惠先生后来调到陕师大中文系任教,颜先生后来到省社科院成了敦煌文学专家。

阎:当时写作课是上一个学期,还是一年呢?

张:要上两年呢。议论文、记叙文、应用文都要受到严格训练,目标是要过“文字关”,即能写出文从字顺的文章来。马志杰老师讲写作课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对布置的每一篇作文都要批改。上课时选择代表性的作文进行评讲,不光讲好的,也讲差的,指出毛病出在哪里,不留情面。这对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孙家玉先生善于小说创作,其特点是每一次都让我们写一篇短篇小说,但他不说是写小说,而是说写一个故事,旨在培养学生文学想象及情节安排、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我有一篇作业,写的是发生在医院的一件事情,先生给的分数很高,说我有写小说的潜能,我很高兴。

阎:给你们也配有班主任吧?

张:当然有,名称是“辅导员”。担任班主任的不但有本系的教职工,也有从马列教研室派来的老师。我们一入学的班主任是本系的柯杨先生。他是年轻老师,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常到学生宿舍谈心论学。他的民间文学是地道的民间文学。为啥呢?他上兰大中文系时就跟着曹觉明、匡扶先生研习民间文学,主要研究河州“花儿”。他不是坐在房子里研究,每年都带学生实习,到临夏农村去采访“花儿”歌手,住在农民家里。当时农村是集体化,集体有饲养院,院里有热炕。他们住在热炕上,记录、学习农民歌手的说唱,因此他收集的“花儿”是第一手的东西。后来他出了“花儿”集,使河州传统“花儿”得到了抢救性的收集与整理,相当有价值。柯老师能听懂歌手所唱的每首歌词,他自己也能唱。他去世后,我写了挽联为他送行。

柯杨老师去世张文轩撰联为柯老师送行

马列室的韩学本老师也给我们当过班主任,给我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学们十分尊重的良师益友。后来他当了哲学系的系主任。

毕业分配记忆

张:我们上到大四时,当时的学生,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可以免车船费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发表政见。各大学都设了接待站,凭学生证接待,免费提供食宿。我和同班同学,一起到了西安、长沙、武汉、广州、成都、上海、北京等地。瞻仰革命胜地,登临名山大川,观览文物古迹,体察社情民意,采访达人,辨别是非,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获益极多。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乘敞篷车的接见,热烈激动的场面,至今时浮眼前。沿途记了日记,以后我会整理成书,以存其真。

我毕业的时间是1968年7月份,实际推迟到12月份。分配时正赶上“四个面向”,即国家提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就报名到既偏远又寒冷的青海去了。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8064部队43分队进行锻炼。

当时部队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气氛很浓,除了常规军事训练外,经常半夜紧急集合拉练。部队生活非常紧张,没有闲暇时间。星期天要做好事,争当“五好战士”,所以大家星期天就找着给群众帮忙干活。部队讲究自力更生,在遥远的黄河上游荒滩开办农场,修建水渠,种植庄稼,我们都去劳动。我们部队粮食充足,比地方上吃得好。这种锻炼,特别艰苦。但是后来想起来深感这种机会很难得,知道了军事常识,懂得了生产技能,增强了国防意识,健壮了身体,打造了坚强意志。今天想来,受益无穷,本人特别感激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苦心培养。

重返校园

张: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以后,分配到地方上工作,我当了中学老师。当时的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两年。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需要教什么,就教什么。我教过物理、数学、政治,主要还是教语文。教语文最费事,教材变化快,每次都要重新备课,而且周周有作文,本本要批改,要写评语,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还要兼任校革委会的一些教务工作。1978年,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倍觉兴奋,因为我喜欢搞学术研究。当时国家把培养研究生看得很神圣,教育部直接布点批导师。甘肃的中文系就布了一个语言文字学点,批了两个导师,一个是黄伯荣先生,一个是祝敏彻先生。他们是1978年国家教育部首次批准的研究生导师。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代汉语,所以就报考了祝先生的汉语史研究生。那时候考试的内容比现在多,不光考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还要考汉语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这是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上的课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一共三大册,书店无货,校图书馆里只存着一套,不能外借。这时候要复习了,我很着急,就去找了原来的教务长、当时的校革委会副主任崔乃夫(后来当了国家民政部长。他在解放前上中法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当了程子华将军的秘书,能力强,品位高,我非常敬重他,他对我也很关心。他专门指令图书馆把这三大本书给我调出来了,限定了十天时间,因为这是存库的,一般不能外借。我拿到以后,连夜抄了下来。这个抄本现在还保存着呢。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研究生,招的点很少,但报考的人很多。我们这个专业报了三十来人,只招了三名。我考了个第一名。

阎:您大学毕业后外语没有丢吗?

张:没有丢。我觉得掌握一门外语就是多了一双眼睛,教中学时我就在黄河边独自念俄语。当时很多人把外语丢掉了,考研时吃了亏。

祝先生带研究生的方法是从王力先生那儿学的。不是每天上课,主要布置参考书目,定期答疑,鼓励写文章。这样就有了个人的主动性,把学术研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叶韵”的起源,祝先生觉得很不错,就转给了王力先生。王先生读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建议在北大《语言学论丛》发表,但该学刊必须是北大校友方能刊文,所以就转到《兰大学报》上发表了。接着我又发表了4篇论文,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产期。

进修与留校

张: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留校任教。另外两位同学分别去了陕西师大和西北师大。我既讲《古代汉语》,也讲《现代汉语》,还开选修课《音韵学》。由于授课任务重,加之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当时失去了两次深造机会。(一次是报考博士生),1982年国家开始招博士研究生。汉语史专业(全国)共批了三位导师:北大的王力先生、武大的黄曜先(焯)先生、复旦的张士禄先生,都是顶尖级的学者。黄先生招的是《诗经》方向,我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又有一定文言写作能力,黄先生慨然允诺入其门下。但系上却不放行,黄先生连续两年给兰大研究生科写信交涉,均未获准。但先生认为,师生之谊已经确立,常赐教诲。先生去世前嘱咐其子女,其书籍先让我选取。我择取时不由大放悲声。(另一次是)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王士元先生受黄伯荣先生邀请到我系讲学。王先生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精通英法俄日等语言,国学深厚,爱国情笃。座谈之际,幸得先生厚爱,建议学校派我去其实验室进修,经费全由其承担。几经交涉,仍未得允。以后先生常寄著述,书信往还不断。凡所请益,无不耐心指教,提升了我的学术研究水平。我译布了王先生的一些重要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拙译著《语言研究导论》在台湾出版时,先生(还)写了序言。(直到)1987年南开大学首次开设实验语音学讲习班,石峰操办,我国实验语音学泰斗吴宗济先生主讲,张家騄、林茂灿、瑞典的方特等著名学者参讲。系方恩准我参加了这次讲习班,获得了结业证书。

阎:您失去了两次外出深造机会,有情绪吗?

张:有遗憾,但无情绪。未出外,但遇到了外面的两位鸿儒大德老师,学问大有长进。我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不光给中文系上课,还给新闻系、图书馆系授课。上课多,思路广,接连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充满信心。所以提升副教授、教授职称时,不必与他人相争,水到渠成,未延时日。

阎:您留校任教后也得到了本系老先生们的奖掖吧!

张:当然得到了众多前辈的指点和关怀。大学很讲究历史,历史长,就会形成老中青梯队,容易传帮带。像刘让言、吴小美、林家英等老师,虽不属于一个教研室,我也时沾其做人为学的恩泽。胡垲先生作为系主任办事公允,公而忘私。他从多方面给了我支持与启迪。他是19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讲文艺学,坚持马列主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西化严重,但他不忘初心,坚守马列文论阵地,不随波逐流,蔑视出尔反尔,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学者的高尚风范。去年他八十五岁寿诞时,我写了“文正德昭”四个大字送给他,表达了我的一点点敬仰之忱。

张文轩写了“文正德昭”四个大字赠送胡凯先生八十五岁寿诞表达敬仰之忱

兰大工作生涯

张:我1995年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在此之前担任的是古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我认定中文系的发展要从四个方面抓起:

一是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当时我系师资严重短缺,学校只给47.8个编制。编制少,职称名额少,都反对进人抢饭碗。像程金城、肖景龙、张进、张侃等学术骨干,都是我力排众议调进来的。为加强师资建设,我们的另一个办法是,把一些有潜力的年轻老师送出去,读博深造。读博时待遇不变,还给他们一年发五千块钱的补贴。我反复给大家做工作,说鼓励他们深造,是为了增强师资质量,是为了夯实学科建设基础。

二是改革课程设置。我认为课程设置一定要突出中文系的特点,要强调传统文化在中文系课程中的地位。例如,诗词格律学一定要开。作为中文系学生,对数千年来的旧体诗词都不懂,说不过去的。不懂格律,连古体、近体诗都辨识不出来,那以后怎么去当编辑?怎么去给学生讲析唐诗?我们增设了诗词格律课。许多学生很快步入了传统诗歌的殿堂。中华诗词学会选编了一部全国大学生旧体诗集,其中我系学生的作品入选最多。新开了书法课。聘请沈年润等学者来讲授。我还设计了两门新课,一门叫“作家谈创作”,一门叫“学者谈学术”。我认为中文系学生不能光搞理论,也要从事创作。我们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了一批名扬全国的作家,我们不能中断这个传统。“作家谈创作”,是请作家直接谈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而不是照本宣科地讲一些空洞的写作理论。这样就容易把一些爱好写作的学生带进文学创作的苑囿。“学者谈学术”,是请知名学者谈自身是如何写作论文的。为这两门课程聘请了一些作家、学者,来现身说法,效果极佳。这件事当时在教育部的一个简报上作为先进经验得到刊发。

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资料建设。理工科靠的是实验室,文科靠的是资料室。我们在资料室的建设上投入很大。每年派人去北京采购书籍。通过与佛教协会联系,给我系赠送了一部《大藏经》,免费从台湾送来。北大的袁行霈教授来我系讲学,参观了资料室,看了我们的线装书库,他很羡慕,说有些书北大中文系资料室是没有的。

第四个是抓学风、教态。老师上课一定要严肃、深沉,要传道授业解惑,不能乱发议论。我们注重文明礼貌问题。制定了《中文系教师文明礼貌守则》和《学生文明礼貌守则》,确立了上课下课学生要起立等制度。1997年,我们举办了中文系七十周年系庆,在宁卧庄宾馆礼堂里举行,请了全国好多知名校友来参加,大家共同总结了中文系七十年来形成的优良学风教态。在兰大历史上来说,一个系进行大规模的系庆还是第一次。

阎:那您是怎么组织的?

张:主要就是筹集经费,从企业筹集,系友也支持。我们给全国著名系友发了公开信,他们很激动。我们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也亲自从北京来参加会议,讲了话,给我们极大鼓舞。我们举办了两位老教师八十寿辰的学术纪念活动。一位是刘让言先生,一位是王秉钧先生,给他们披红挂彩,致辞表敬。兰州市的系友大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时任省教委主任的系友孙一峯热情讲话,以亲身感受阐述了两位老先生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并当场答应给他们助资出书。这次活动深化了我系尊师爱生的风气,在校内外传为佳话。

通过抓这四个方面,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把当时已经退休的吴小美先生请出来,建立起了现当代文学的强大学术团队,取得了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点。该点成了中文系后来建立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排头兵。

我在中文系一共当了两届系主任,菲薄的能力尽量地得到了施展和发挥。这是本人甚感欣慰的一件事情。

身退心未退

我是2008年退休的,学生是不带了,但是学校的工作还是时时关注着。我经常与年轻老师交流,讨论学问,回答问题。学校曾聘我担任教学顾问。我定时到榆中校区听课。每次听完后,都会认真地给授课老师指出其优点和不足,没有一次听完就走。有的课程我要追踪听两三次,督促年轻老师提高讲课的责任意识和质量。

退休以后,我还担任着一些社会职务。受省长聘请,担任了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积极参加各项调研活动,建言献策,经常在《文史研究》上发表诗文。担任了甘肃省语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为贯彻落实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提升我省的普通话水平和中小学生的语文水平,做了许多工作,提了许多建议。我省最近连续几年举行中小学生汉字大赛,在大赛上我担任裁判长的职务。多次参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执法情况的检查。省政府还聘我担任甘肃省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又为甘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献智效力的平台。

作为文科学者来说,退休对自己学术研究影响并不大,我自己家中就有上万卷图书,有充足的资料,足不出户,也可以继续做学问,每年都有新的论文发表。本人的学术兴趣倾注于音韵学、方言学以及古籍整理方面,以前做了一些工作,现在继续做。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今年春节我贴在住室大门上的对联是:“喜迎新时代,永作好文章。”表达的就是这种心声。

现在我们正处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习总书记特别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这就需要我们文科的师生和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共同努力,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使总书记的要求落到实处。虽然本人年逾古稀,但是有信心和精力去阐释、宣传优秀传统文化,为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阎:谢谢张老师,希望您常到学校来。

【人物介绍】

张文轩,字术远,又字敬武,男,汉族,1944年生于甘肃永登。1968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兰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师从祝敏彻、黄焯教授。曾任兰大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兰大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民盟甘肃省委副主委、甘肃省人大常委等职。现为兰大文学院退休教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语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名誉主席等职。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音韵学”、“诗词格律学”等课程。专长音韵、方言研究及古诗文写作,具有深厚的书法造诣。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兰大学报》、《国文天地》(台湾)、《中国语言学报》(美国)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兰州方言志》、《兰州方言词典》、《帝王世纪译注》、《 帝王经界纪校译》等著作,译著有《语言学导论》、《声调的音系特征》、《语言预制品及惯常思想》等。与他人合著有《诗经译注》、《老乞大朴通事语言研究》、《应用现代汉语教程》等。近年主持完成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甘肃三声调、二声调方言研究”。多次获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教学成果奖、甘肃省社科最高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甘肃省高校哲社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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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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