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记忆】张崇琛:徜徉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日期: 2019-04-25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时间:2017年7月6日9:50

地点:兰大一分部居所

人物:张崇琛

采访人:王秋林

摄影:红叶

文字摘录整理:肖文峰2015级萃英学院生物班志愿者

王:张先生,您好。我们现在搞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这是从2012年的3月份开始做起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我们老先生、老校友甚至是兰大的一些老朋友,讲述一下在兰大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和感触等等,我们想将这些留下来,给后人们更多的了解认识兰大的资料,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琅琊文化与家族文化——我早年成长的文化氛围

张:我这个人经历很简单,用孔子的话来说,便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籍贯山东,是为“东”;早年求学在上海、杭州,是为“南”;后长期工作在兰州,是为“西”;又娶了一位东北太太,是为“北”。

我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小乡村,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家里很穷,我是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就生活在田间,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种地、拾草、放牛,后来又一边上学一边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很艰苦。因为从小就艰苦惯了,所以不怕吃苦。

说到与我的成长及学术研究有关的一些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乡土文化和家族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把我引向了学术研究之路。

先说乡土文化。我的老家是在琅琊地区,和赵俪生先生的老家相距只有几十里远。琅琊地区的文化叫琅琊文化,是介乎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齐文化的特点是博大、开放,是由姜太公封齐后形成的,后来又有管仲和孙武,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鲁文化呢,是比较质实和朴厚的,也是比较固守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开放,是以周公长子伯禽封鲁后而形成的,以孔、孟为代表。我的家乡从地域上来说在齐和鲁之间,在山东半岛的东南部。这一地区的琅琊文化是以秦朝设立琅琊郡开始的,后来又经过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这个文化的特点是既不同于齐文化也不同于鲁文化,而又兼得二者之长。简单地说,这个地方的民风是很古朴、淳厚的,学术上是各家思想兼容,学风上则强调学以致用,不搞那些花架子。另外,这地方的人比较谦虚、谨慎,而且遇事善于作多方面的、长远的思考。琅琊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诸葛亮,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王羲之。我从小就受到了琅琊文化的熏陶,所以治学也好,做人也好,都深受其影响。

张崇琛夫妇与赵俪生夫妇在一起

再说家族文化。我家祖上在明清之际曾经是大户人家,后来破落了,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变成贫下中农了。但是家族文化依然在传承着。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第一就是为人要忠厚,忠厚传家远;第二就是不管你穷、富,诗书一定要读。老人们常说:“三辈子不读书就会变成驴。”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当时也没什么书读,家里有我二叔读过的一套“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线装的。我在上初小的时候,没有课外书看,就翻那套书。当时背了很多,但不知道是啥意思。另外,家里还有一本《庄农日用杂字》,一本《三字经》,我小时候的读物就这些。《庄农日用杂字》将庄稼人一年十二个月干什么事、怎么干都排列出来,比如开头就讲 “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接着又说,“开冻先出粪,置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油筐草绳拴。粪到南场里,捣碎使车搬”。这书我小时候全能背过,因为有插图,觉得挺好玩的。这就是我从小受到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后来就上高小了,1956年又上初中。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当地的《诸城日报》上发表文章了,记得有通讯报道、散文、小小说、诗歌等,大概一共有几十篇。当时也不知道收集、保存,直到1997年回故乡时,县档案局才给我复印了一份。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到1959年,高中是1959年到1962年。高中三年正赶上最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饿着肚子考大学。当时报考大学稀里糊涂,家里人不懂,我也不懂,就随便填了一个山东大学,教导主任说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在山东招生,就私自给我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说这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而且还吃饭不要钱。我说好好好,饿得难受,吃饭不要钱最好,最后我就这样上了华东师大。那一年,即1962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最低的。我看了一个资料,那一年的录取率是25%。具体到我们县的那所唯一的高级中学,录取率仅为5%,其中全国重点大学就只有我一个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领着孩子们回山东老家探亲,在县文化馆的外墙上看到了诸城县历年来的升学记录。在1962年下记着:毕业135人,升学7人,其中重点大学1人。我对孩子们说,那个1就是我。

中学时代的张崇琛

师从国学大师——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到了华东师大以后,眼界就开阔了,也接触了很多的名师。当时给我上课的有很多老教师,因为1962年教育部提倡老教师上讲台,像教现代文学的许杰、钱谷融老师,教古代文学的徐震堮老师、叶百丰老师,还有好些老先生,他们对我的启发确实是很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我在华东师大,真正的读书时间却只有两年,即1962年的9月到1964年8月。从1964年的9月开始,华东局要到安徽全椒县、定远县去搞“四清”,因为他们的干部不够用,就抽调我们华东师大的学生以华东局的名义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带队的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我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是陈琏,即陈布雷的女儿,她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还有一帮子电影演员也跟我们一起下去了,如张瑞芳、黄宗英、康泰等。搞了一期,华东局反映不错,就让我们接着再搞第二期。第一期是从1964年9月到1965年5月,第二期又从1965年9月搞到1966年5月,回来以后便接上了文化大革命。按照学制,我们应在1967年毕业(五年制),结果又延期了一年,到1968年9月才毕业离校。这最后一年就算是“待分配”。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了兰州的一家国营企业,即建工部第七工程局,也就是现在七里河区的那个建筑总公司的前身。之后,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我都在建工局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学老师,局职工医院的党委秘书,直到1978年 “归队”,才就近归到了兰州大学(我想回山东不让回)。

我是1978年11月份到的兰大。这之前我虽然一直在做行政工作,但我的“业务”并没有扔。我喜欢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所以这方面的书我一直在读,这方面的动态我也一直在关注。果然,在我到兰大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也就是我说的影响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有幸能师从姜亮夫先生,从而走上了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的研究之路。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办了一个楚辞研究班,时间是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当时从全国高校中抽调了12名讲师以上的学员,我很荣幸被抽到了,遂得以有幸到杭州大学跟着姜亮夫先生学习。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字:静安)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苏州拜了章太炎为师,他的两位老师都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级的大学者,而他自己也被国家誉为“国学大师”,所以我从姜先生那里也受益匪浅。姜先生除了给我们讲楚辞外,也讲音韵学、文献学及先秦文学和古代文化。我还记得,每天傍晚,我就搀着老师沿西湖边散步一个小时,边走边聊。聊的内容除学界掌故外,便是治学途径和方法,可以说,这一小时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名师的点拨对年轻学者的治学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回想起来,姜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强调对中国古代文学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姜先生继承了他的老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什么叫二重证据呢?过去我们研究学问只是根据书面文献,王国维提出要把地上的文献跟地下的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这就叫二重证据。姜先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提出“综合研究”,既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民俗的、国外的东西都要囊括进来。

我此后提出并终生奉行的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法,便是对王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及姜亮夫先生“综合研究”方法的继承。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应该从大文化的视野来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视。比如《诗经》、《楚辞》,它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它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只研究文学像是瞎子摸象,只摸着了一条腿,所以必须要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来研究,这就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我研究楚辞里面的“兰”,就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入手的。有一段时间我就泡在兰大生物系的资料室里面,查阅了大量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我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这样我就把这个“兰”搞清楚了。原来古人所说的“兰”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佩兰,长得很高,上面开了一个大大的复伞形的紫红色的花。这个“兰”是可以防病治病的,“非典”时期,不管哪一个中药方都有这一味中药,它芳香、祛湿、解毒,可以抗病毒。因为南方地势潮湿,所以南方人把兰放在水里面煮,之后用这个水来沐浴,就可以防病。这样便不难理解楚辞中为何要大量咏兰了。这个研究方法我的很多学生也都在使用,他们中有的已是很有名的学者了。

1986年与姜亮夫先生在杭州

我的治学——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治学的面也比较散,但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进行的。具体说,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点: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再下来就是楚辞,之后是诸葛亮研究及《聊斋》研究。此外还有《诗经》研究、苏轼研究、清代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最后还有琅琊文化研究,是近年来的课题。下面便举出几个方面来简要加以介绍:

国学研究

国学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经科学的释读后,都可以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资源。例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和谐的思想,忧患意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人为善”的态度,“慎独”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通过修身养性以养成完美的人格等,对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并构建和谐社会,都不失其重要价值。我研究国学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例如我研究伏羲,得出的结论就是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伏羲时代和黄帝时代不一样,黄帝时代是战乱,许多发明如兵器、战车、指南车,都是和打仗有关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则大都与民生有关,如網罟、八卦、九部治理、婚配等,所以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是中国和谐社会的源头。再如,我将《孟子》与《史记》等有关典籍对读以研究舜文化,不但厘清了舜的事迹,同时也明确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源头,即“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研究孔子方面的就更多了,如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孔子的治学方法及教学方法,还有孔子的养生之道,我都写过文章。孔子时期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0到40岁,而他活了73岁。为什么高寿?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孔子对饮食、蔬菜是非常挑剔的,他有九个不吃,其中就包括不吃反季节的蔬菜。二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穿衣服、晚上睡姿以及平时在生活场合该怎么样,他都有一套很严格的生活习惯。三是他高尚的品德,即仁者寿。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此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义,也作了辨正和发明。如对中庸之道,过去有种误解,认为折中调和、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就是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实用价值的一种学问,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教人做事既不可过头,也不能达不到,而是要做的恰到好处。我讲中庸之道时曾举过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我们去市场上买菜,秤杆一边是菜,一边是秤砣,手提着秤系,让秤砣不停地左右移动以求得平衡,而那个平衡点就是中庸。中庸达到了,买菜的和卖菜的也就和谐了。可见中庸之道就是从两头往中间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外交谈判也是同样,都是将两个国家的利益往中间靠,靠到某一点双方都能接受了,这一点便是中庸。国际上都说中国人很善于外交谈判,这或许与中庸之道的影响有关吧。

再如对儒家的“慎独”精神,我认为它可以从外在表现、理性自觉以及精神境界三个方面来养成人的完美人格,对廉政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东汉时有一个叫杨震的人到山东去做官,他的学生半夜去见他,并给他送金条,说:“老师,谁都不知道,你收下吧!” 杨震坚决不收,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叫慎独。所以,后来他们杨家就把“四知堂”作为堂号了。历史上这类“慎独”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专门写过文章。

再如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我也从尊重客观规律、关注生态平衡、提升领导艺术、优化经营策略等几个方面阐发过它的当代价值。生态恶化,人际关系紧张,是全球范围的两大难题,老子的思想是可以给人们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策略的。至于对《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这些年来,有不少地方和单位请我去讲国学,我每次都强调,国学既是文献的学问,又是德性的学问,更是养成完美人格和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的学问。对待国学,不但要准确理解,大力弘扬;同时也要联系实际,付诸实施,并使其常新。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能行。”

2007年11月在北京参加中央文史馆国学论坛

《楚辞》研究

我研究《楚辞》是受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的影响,所取的也是综合研究的方法。《楚辞》这个书是一本百科全书,是楚文化乃至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什么叫做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我简单作一解释。环太平洋国家在文化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太阳崇拜,在日本有天照大神,在中国也有日照等地名。还有神树崇拜,中国古代认为树是有神的,过年要祭树神。北美国家也崇拜神树,甚至对仙人掌也有崇拜。这是环太平洋文化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共同的审美习俗。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当时的青年男女都以敲掉一颗门齿为美。无独有偶,我们发现太平洋的岛国上也有这个习俗,不但敲掉一颗门牙,而且还把前额涂黑,这就是《楚辞》里记的“雕题凿齿”。而像太阳崇拜呀,神树崇拜呀,雕题凿齿呀,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载,唯独《楚辞》中都记载下来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活化石。

基于此,我研究《楚辞》便突破了单由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局限,而改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对《楚辞》进行全面审视。我围绕楚辞文化这一中心,分别从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了较全面、亲统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如从昆仑文化的角度以追寻楚辞及楚文化的来源,本《天问》以梳理殷先公之事迹,通过《离骚》的“神游”以探讨屈原对西北地理的认识,假齐鲁方音以破解《楚辞》中的疑难词语,以嬴秦故地方言而释《招魂》中的“些”字,由《山鬼》篇以揭示“山鬼”之原型即“野人”,以及从植物学及医药学的角度来研究楚骚所咏之“兰”等,皆能言前人所未言,并拓宽了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2000年在香港国际楚辞学术研讨会上

诸葛亮研究

我研究诸葛亮,最早是受地域文化的启示。诸葛亮的祖籍就在山东省诸城县,古代叫诸县。他祖先的那个村叫葛陂,离我的老家只有几里路远,这是经我考证出来的。诸葛亮的祖先原本姓葛,后来他们从诸县南迁到了阳都,也就是现在的沂南县,因为那里也有姓葛的,为相区别,所以就把诸县来的葛氏称做“诸葛”,这就是诸葛一姓的由来。诸葛亮十四岁时离开阳都,先随其叔父到了南昌,后来又到了湖北的隆中,再后就一直在隆中隐居,直到27岁时,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才请他出山。

学术界研究诸葛亮的人很多,研究的面也很广。我主要是侧重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诸葛亮的人生及其家族。诸葛氏家族出的人很多,三国时期,大哥诸葛瑾在东吴,诸葛亮在西蜀,诸葛亮还有一个堂兄弟诸葛诞在魏国,所以当时人开玩笑说,诸葛有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龙虎狗”就是指他们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不少族人也在从军或从政。诸葛氏家族是深受琅琊文化影响的,诸葛亮本身就是琅琊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我是从琅琊文化这个大背景来研究诸葛亮及其家族的,这一点学术界似乎也比较看重,连新华社等媒体都专门作了报导。二是研究诸葛亮的人格。诸葛亮的人格是非常完美的,古人已经说了,诸葛亮的人格之完美是夏商周以来“绝无仅有”的。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人几乎所有的美德,如忠贞、智慧、清正、廉洁、勤奋、俭朴、澹泊、谨慎等。而“忠”与“智”则是他人格最突出的特点。他死后被朝廷谥为“忠武”,又被民间称为“智星”。其所谓“忠”,当然不能排除对君王之忠,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理想、事业和职守。我们看他直到晚年,为了实现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理想,仍亲自带兵北伐,足履陇原,并最终以身殉职,便可以体会其一腔忠心了。他的“智”,即使剔除其被小说家所夸张的部分,也还是超常的。而更为难得的是,诸葛亮能将“忠”与“智”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他用自己的忠心和智慧来报效国家,来实现理想,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人格,没有人格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现在经常讲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要品德高尚,这都是对人格而言的。诸葛亮的人格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所以我写了十几篇文章专门谈他的人格。至于诸葛亮的智慧,也很值得研究。今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看到,资本的权威正在日益为智慧所取代。当今世界,国家要想强大,人们要想致富,单凭资本的拥有已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要靠自身的智慧。因之,智慧学的研究也便被提上议程。而诸葛亮的超常智慧,恰可为智慧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凡例。所以我最近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诸葛亮超常智慧的来源》,专门谈这个问题。

我几十年来研究诸葛亮的成果,基本都收在今年出版的《诸葛亮之人生与人格》一书中了。

2002年在汉中全国诸葛亮研讨会上作报告

《聊斋》研究

我研究《聊斋》注重考证。最近商务印书馆给我出了一本《聊斋丛考》,基本的东西都在那里面了。我首先考证的是,《聊斋》里写的这些故事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蒲松龄又进行了什么样的加工,我要将这些故事进行还原。比如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三个人在一个小庙里,狂风暴雨,小庙摇摇欲坠,三个人就说我们中肯定有一个得罪上苍了,是谁呢?我们来占卜一下吧。于是三个人都把草帽往外面扔,看看谁的草帽会被风刮走。果然有一个人的草帽被风卷走了,剩下的两个人就把那个人给推出去了。不料这个人一出庙门,哗的一下庙就塌了,被推出来的人安然无恙,其余的两人都被砸死了。莫言是我大学同学的弟弟,很会讲故事,而且也深受《聊斋》的影响。他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仿照《聊斋》的。《聊斋》里有一篇叫《孙必振》,讲的是孙必振过江的时候,天上降下一张金字招牌,上写着“孙必振”三字,于是船上的人就认定是孙必振得罪上天了,忙把他从大船赶到了小船上。结果他一下船,大船就倾覆了。孙必振究竟有无其人,他渡江在什么时间,故事的本来面目又是怎样的?我对此作出了考证。另外,对《聊斋》的文化蕴涵,我也作了发掘。我发现《聊斋》里有两个很有趣的事情。一是《聊斋》里的狐狸精,在自报家门时都自称是陕西人。二是《聊斋》里凡是女狐狸精都是好的,男狐狸精都是坏的。这是为什么?我便从中西交通的文化背景来找答案。中国人在传统上常把狐狸的“狐”和胡人的“胡”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狐者胡也”。因为西域来的人毛发很多,身上有狐臭,而且这些人很聪明,很会做生意,很有钱,这就和民间传说的狐狸精形象差不多。而汉唐时期这些胡人来了以后都住在长安及其周边,而且来了就不想走了,有的还传了很多代,并说他们就是陕西人。这就是连狐狸精也自称是陕西人的文化背景。而到中国来的西域女子即所谓“胡姬”,都很开放,比较活泼、外向,于是受到了中国读书人(如李白等)的喜欢,并与书生们发生了一些恋情。对此,西域来的这些男人不能接受,就从中破坏。这样,到了《聊斋》中便形成了女狐狸精好、男狐狸精坏的现象。类似的考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2001年4月在蒲松龄故居

琅琊文化研究

前面说过,琅琊文化是一种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我本人自幼就深受其影响。而我对琅琊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阐述,包括对琅琊之得名及其地望、琅琊文化之形成及其特征、琅琊文化之演变的界定与论述;二是对琅琊地区文化名人及文化现象的梳理与研究。不料我的这一研究竟引起了青岛市的重视。青岛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他们的领导人很想找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光是土财主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深厚的文化根基。他们找来找去便找到了琅琊文化,又通过种种渠道找到了我。2008年他们把我给请去了,先是参观啊,考察啊,接着给他们开了几次座谈会,最后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导他们写了一部四卷本的《琅琊文化史略》,还得了个山东省的社科特等奖。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琅琊文化确实是很值得研究的,自古及今这一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化名人很多。除诸葛亮与王羲之及其家族外,像宋代的赵明诚、张择端,清代的刘统勋、刘墉父子,以及近代的王尽美、王献唐、王统照、陶钝、崔嵬、孟超等,都曾接受过这一文化的熏陶。

治学特点

下面谈谈我的治学特点。这问题过去媒体也多次采访过我。简单地说,我的治学方法实际是继承了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姜亮夫先生的综合研究方法。其治学特点,一是注重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以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而重点又在先秦,所以我特别注重文史哲的融通和多学科的介入,如民俗学、美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思维科学等学科,我都用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举例来说吧。先秦寓言中,很多干蠢事的都是宋人(如拔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这是为什么?记得郭沫若先生曾经提出与周公有关,据我考证,也确实如此。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权之后,曾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的故地,并把武王的三个弟弟也封到周围,史称“三监”。但没有料到的是,“三监”联合武庚进行叛乱。于是周公平叛,灭武庚,又封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并把反叛的殷人即所谓“殷顽”全部迁到了商丘,这样宋国就成为“殷顽”的大本营。但周公还是不放心,又要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让“殷顽”失去号召力。于是,经过官方的大力宣传,所有干蠢事的便都是宋人了。今天人们对河南同胞的偏见实源于此。

再如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什么孔雀要往东南飞而不往西北飞?上世纪三十年代,陆侃如先生在法国巴黎师范学院博士答辩结束后,曾有一位答辩委员调侃说,你们中国的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不往西北飞?陆侃如脱口答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是玩笑对玩笑,问题没有解决。我通过诗篇的小序和有关描写发现,孔雀是刘兰芝的象征,而刘兰芝从婆家被休回娘家的路线,正是由西北往东南。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来,美丽、善良的刘兰芝在遣归路上之依依不舍、顾盼流连,恰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的比喻意义了。再联系到诗篇结尾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其义蕴就更清楚:这一对为封建势力强行拆散的恩爱夫妻,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对方呀!

又如古书中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通常被解释为“多”,但“三”为什么当“多”讲?我研究的结果是与原始思维有关。人类早期的思维与语言和小孩子三岁之前的情形非常相近,这个我观察过,我儿子小时候说的话,很多都是古汉语。比如小孩子把“哥哥”发成“dede”, “ge”、“de”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相通的。我还做过实验,小孩子两岁时刚会说话,给他糖,给一个他说一,再给一个他说两个,再给一个他说三个,最后给他四个、五个,他还是说三个。为什么?三,多也。又,中国人的审美习俗也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原始社会对于美人的要求是膀大腰圆、能干活,今天的那些所谓“人比黄花瘦”的美人,古人认为是病态。所以《诗经》里的美女都是“硕人”,《楚辞》中的美女都是“姱女”。还有古代神话里的“夸父逐日”,所谓“夸”就是大的意思,“父”是男子美称。而“夸父”就是大个美男子。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美的,才能“逐日”,奶油小生怎么能逐日呢!这种以壮大为美的习俗大约一直持续到唐代,唐代的杨贵妃仍是很胖的。

我的教学——以优秀传统文化育人

我到兰大后,领导给我分配的任务是教先秦两汉文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的一段,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虽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当然,此后我的教学也并不限于此。我粗略地回顾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为本科生所开设的课程,除《先秦两汉文学史》外,还有《传统文化与礼仪》、《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古代公文选》、《楚辞研究》、《蒲松龄研究》等,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经学概论》、《古代神话研究》、《先秦散文研究》、《两汉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法》、《中国文化经典著作选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这些课程,总的来说,都是围绕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而开设的。

宋代的著名思想家张载曾经说过,搞教育和教学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应该放眼于“天地”和“生民”,放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所以我在教学中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如爱国主义的传统、热爱和平的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以及孝悌、仁义、诚信、礼让的优秀品德等。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胜任他们毕业以后的工作,我在教学中还注意培养他们的三种能力,即驾驭文献的能力、理论思辨的能力以及实际写作的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我既不脱离大纲,同时又尽量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并尽力做到文史哲融通。至于具体的教学方法,我的做法是“三点”,即抓住重点,突破难点,透析热点。此外,我的每一堂课都力求要有新意,或新的观点,或新的材料,或新的思路,总之,每堂课都有一个亮点,也就是精彩之处。这样学生就爱听,一堂课都不愿意缺。我把这个叫做“课眼”。小时候在家种地有“地眼”,后来读古诗词有“诗眼”,讲课也应该有个“课眼”。学生听了你的课后,几十年过去,其它的东西也许会忘了,但唯独那个“课眼”他永远不忘。这也是多少年后老学生跟我说的。正因为我教课有这些特点,所以我教的那门《中国古代文学史》被评为省级精品课,我自己也多次获得过省级、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在楚辞教学课上

我的业余爱好——京剧与品茶

王:张老师,问你一个题外的问题。您平时除了教学和科研外,还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张:有,不多。一是喜欢京剧。在我们老家,京剧叫“大戏”,不少男人都喜欢的。而女人们则喜欢一种叫“茂腔”的地方戏,称“小戏”。记得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到田里干活,一出村,父亲就唱起来,像《空城计》、《甘露寺》、《武家坡》等,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灌过耳音。1994年兰大京剧社成立,水天明为社长,我和张华为副社长。1995年7月我清唱的一段《借东风》还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后来因为教学忙,我很少参加了。但京剧社的活动在张华的组织领导下一直没有间断,还到上海等地演出过,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京剧大奖赛”的组织奖。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咏其中,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二是品茶。上世纪九十年代,兰州电视台曾以“茶韵”为题介绍过我的饮茶。我认为,茶性温柔,含蓄绵远,品茶既有着独特的情趣,也是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每次与二三好友或学生静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韵如云、不绝如缕的感觉,常常令人陶醉。茶道还讲求“澹”和“静”,而“澹”不单指性情的恬澹,也包括对名利的澹泊;“静”则除宁静、纯静外,也还有静中致远,静中寓动,动静相辅而相成之义。所以,饮茶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无为,相反地,倒是一种寓有创造潜能的文化生活方式。我的不少著作和学术论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我为研究生讲课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进行的。

王:听说当年“百家讲坛”请您去讲,结果您拒绝了,为什么?

张:是有这么回事。2005年的下半年,当时“百家讲坛”一个记者给我来了三次电话,想让我去讲。同时邀请的还有一个人,叫易中天。第一次给我来电话时我还没有退,便答应先考虑一下。到了最后一天下午再给我来电话,我接完电话,文学院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退休了。我当时一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老年人戒之在得;同时也有一点情绪,都让我退休了,还干啥呢?因为这活我一个人也干不了,需要有听众,需要有单位的配合呀!所以我随后就给那边回话说不讲了。又过了好多年,周绪红校长来了,他听说这事后,便让宣传部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学校领导对此很重视,想让我参加。我说我要是不退,可以去;但我已经退了,就老老实实做一个退休教师吧,不再张扬了。事情就这么回事。后来一个媒体记者听说了,来采访我,并登了一个整版。报纸为了轰动效应,大标题就是 “我拒绝了百家讲坛”。这样做伤人嘛!人家也是好意呢!此后我一般不再接受记者采访了。

2014年的张崇琛

王:张老师,最后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您人生的感悟?

张:我就信守两条。第一,老老实实地做人;第二,认认真真地治学。做人要老实,治学要认真,都来不得半点的马虎,都不能搞花架子。

王: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讲述。

【人物简介】

张崇琛,1943年11月出生,山东诸城人。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为王国维、章太炎先生再传弟子。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兰州大学教授、古代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荣誉会长,并为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宝钢教育基金“全国高校优秀教师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楚辞文化探微》、《中华家教宝库》、《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文化探微》、《名赋百篇评注》、《诸葛亮世家》、《古代文化丛谈》、《聊斋丛考》、《诸葛亮之人生与人格》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担任新华社摄制的大型电视文献片《一代智星诸葛亮》(16集)学术顾问,2014年并应邀担任全球华人公祭伏羲大典电视直播嘉宾。《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电视台及《新民晚报》、《齐鲁晚报》、香港《文汇报》等媒体多次介绍过其研究成果。

发现错误?报错
文:
图:
视频:
编辑:孙盈

推荐关注

阅读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