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四)

日期: 2018-11-09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数学家周慕溪

周慕溪(1905-1970),又名周绍濂,湖北汉阳人,我国著名数学家,懂英、法、俄、德四国语言。1928年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同时任教于湖北省一中和省立师范学校。1933年进入巴黎大学专攻数学,1936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科学博士学位。1936年夏回国后,先后在山东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55年调任兰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并任系主任。周慕溪主要研究方向为拓扑学和几何学,其在拓扑学方面的成就曾受到国际数学界的关注,是在这方面获得重要成果的首位中国数学家。

周慕溪自小便在数学方面展示出过人的天赋,在教会学校就读期间,兼任数学教师的校长对其数学才能极为欣赏,当数学老师因事请假或生病不能上课时,就让周慕溪代为上课。后来周慕溪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被东南大学数学系录取。大学期间,周慕溪成绩名列前茅,深得著名的数学界前辈何鲁、熊庆来以及段子燮等师长喜爱。1928年,周慕溪发起组织了东南大学湖北同乡会,并当选为会长。同年5月发生日寇侵华“济南惨案”,周慕溪奔走呼号,从事抗日运动,成为学生中最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为了筹措出国深造经费,周慕溪回到武汉,以一身兼任湖北省一中和湖北省立师范学校两校的数学教师,利用假期翻译了《施盖勒新解析几何》,并送交中华书局出版,颇为畅销,至1947年已印行了四版。1932年8月,周慕溪赴法留学,成为我国最早出国深造的研究生之一。在留法四年间,他曾到德国、波兰等国讲学、演讲,并先后发表了《集合的定位和稀疏问题》《分科命题的论据》《集合的几何问题,稀疏与定位》等论文。周慕溪以其出色的数学天赋和勤奋刻苦的精神被导师布利干称为数学“奇才”。毕业前,布利干一再挽留这位得意门生,邀其在法国科学院工作,许以高薪高职,并愿以女儿相许,但周慕溪始终抱着科教救国的志向,毅然回到了祖国,投身教育事业,从此开始了“为振兴中华而培养学人与学术研究的生涯”。

1936年夏,山东大学理学院向柏林发电报,聘请周慕溪担任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于是在这一年,他回到了祖国,并到山东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周慕溪携眷来到重庆,并受聘为重庆大学与中央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抗战年代里,他编译了《微分几何》《曲面几何》《黎曼几何与张量算法》(由于战争年代无法出版,直到1950至1953年才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还在J·Chinese.Math.Soc上发表了论文《点状闭合集》。此时周慕溪已有两女三儿,仅靠学校收入,已不能维持家计。他不得不辞去重庆大学系主任职务,到中央信托局兼职,以增加收入。1946年6月,周慕溪来到上海在暨南大学数学系教书,主要教授微分几何、点集论、黎曼几何、形势几何(即拓扑学)等课程。周慕溪的课堂总是别具一格,每次上课,他手上总拿着一大叠新的卡片,而不是陈旧的讲义。以卡片为工具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保证教材不断反映数学上最新成果,而且给教与学都带来极大的便利。他的卡片有一小箱子,其中有他钻研过的教材内容,有他亲自演算的重要例题和公式,也有独创的解题方法,渗透着他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之外,他还编写了《黎曼空间几何》《拓扑学讲义》《集合论拓扑学》《维数论》等著作。1947年,周慕溪兼任上海商业专科学校校长,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数篇经济方面的论文,并编写了《商用数学》《人寿保险计算学》等教材,其中《人寿保险计算学》被认为是国内首本精算教材。1955年,复旦大学决定派朱子清、周慕溪、郦福绵、谢兰安等7人来到西北支持兰州大学。

在兰州大学期间,周慕溪曾发表《关于曲面存在定理的证明》《曲纹线汇与空间的捷比西夫系》《n维欧氏空间一个新的向量公式及其应用》《关于彭莱相对挠率定理的推广》等文章。然而受政治运动影响,周慕溪被错误地划为“右派”, 1966年6月开始,周慕溪被揪进了“专政队”,年已61岁的他,白天劳动,接受批斗,晚上仍然思考数学问题。1970年2月,周慕溪被迫“退职”回到上海家中,突发脑溢血去世。1979年,周慕溪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又在1985年得到了彻底的平反。1986年5月17日,在兰州大学礼堂,数百名师生及各界人士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周慕溪在教育和科研岗位上辛勤地耕耘了40年, “俯身甘为孺子牛”是对其爱岗敬业、为国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桃李满天下”则是对其付出的最好回报。

兽医学家盛彤笙

盛彤笙(1911-1987),江西永新人,著名兽医学家、微生物学家和兽医教育家,中国现代兽医学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动物学系,用3年时间修满规定的4年学分,转入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学习,1932 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34 年9 月赴德国柏林大学( 现柏林洪堡大学)、汉诺威兽医学院以及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在柏林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38年又获兽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曾任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主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兰州大学兽医学院以及随后独立建制的国立兽医学院院长、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畜牧局副局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

1941年,盛彤笙来到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任教,相对稳定的环境,使他能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当时成都地区的水牛流行一种不能站立、四肢麻痹、腿部皮肤温度低的疾病,农民称之为“四脚寒”,给养牛农户造成很大损失。在当时既无经费又无设备的困难条件下,盛彤笙通过实地调查和病例分析,并查找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了我国川西一带流行的水牛“四脚寒”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脑脊髓炎。盛彤笙发现了这一种新病毒,并在全球顶极刊物《科学》上发表成果。

1946年7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自点将,盛彤笙奉命从中央大学远涉西北,在兰州创建中国第一所国立兽医学院。他还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校刊》,在“创刊词”中说到:“学府之必要条件有三:完备之图书仪器其一,良好之师资其二,优美之学风其三”。建校初期,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但盛彤笙坚持每周举行一次学术报告,千方百计邀请国内外的学术大家和国际名流来校讲学,拟定了一份29人的聘请名单,包括陈之长、胡祥璧、于大新、路葆清、高行健等,当时这些人多数还在海外,因路费问题或所在国政府的无端阻挠,有些人员无法回国。在盛彤笙的多方努力下,排除重重困扰,帮助从国外聘请的老师顺利返国,凭借着他的诚意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在中央大学集聚的人气,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盛彤笙就将其中大多数人召于麾下。

作为西北畜牧部当时的专业领导,在任期间,盛彤笙多次深入牧区,调查研究,奔波在疫病防治的第一线。他赴青海指导羔羊痢疾的研究;在宁夏和甘肃取得了牛瘟、炭疽、出血性败血症、疥疮等疫病防治的突破;赴陕西汉中指挥了围剿口蹄疫的战役;组织西北各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家畜寄生虫防治,逐步扭转了羊只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面。在摸清了全区畜牧业生产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他认为阻碍西北畜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缺乏必要的防治疫病措施,提出了 “保护草原,划区轮牧,青贮饲料,打草备冬,改良畜种,杂交培育,研制疫苗,防重于治”的32字综合治理方针。在那个“以粮为纲”“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的论调已凝固为“铁论”的特殊时期,盛彤笙就提出了“畜牧业产值达到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论断。

盛彤笙深知人才为事业之本,他爱才惜才,始终把培育人才放在各项工作之首。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天下之才用其所长无不可用之才,天下之才用其所短无可用之才”。许多校友回忆,兽医学院当年能够成为亚洲一流学府,首要原因是盛彤笙慧眼识人,在人才栽培上不遗余力。1948年,他将讲师谢诤铭及助教陈北亨、李振均等,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公费送到英美等国留学深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及海外名重一时的大家。盛彤笙还将一些青年教师推荐到国内的名校名师那里学习进修,如助教任继周被推荐到中央大学师从王栋教授专攻草学。任继周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草业科学家,国家草业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全国政协会议,畜牧兽医界有8名委员,盛彤笙及其弟子任继周、刘麟书、刘尔年4人“占了半壁江山”。

任继周院士追忆盛彤笙时说:“盛老这面镜子,洞彻人生鹄的,直奔自己的终极理想,并忠于为达到此理想的行为准绳。盛老举手投足,一思一念,都是我心目中自省的镜子。”

盛彤笙志存高远、才华横溢,一生信奉“求实、严谨、豁达、澄澈”的信念,将它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盛彤笙以他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教我们既做学问又做人,使我们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受益无穷。

国学大师张舜徽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一代国学大师,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自1941年起先后在国立师范学院、兰州大学任教。1946年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1950年起任教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十年"文革"时期,撰写《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国社会之分析》《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约注》《广文字蒙求》《郑学丛著》《清人笔记条辨》等10部学术专著,共370多万字。1979年,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任会长10年。1981年张舜徽被评为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成为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同时创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并任所长10年。1988年出版了100余万字的巨著《中华人民通史》。1992年11月,他将著述、藏书捐赠湖南图书馆。1992年11月27日逝世,终年81岁。

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在父亲指导下,打下了文字学的基本功,并大量诵经、读文。17岁时,他离别家乡,到长沙、北京求学。借姑父余嘉锡的关系,张舜徽得以向当时诸多京城名流学者求教,如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人,读书进展很快。

1946年9月27日,张舜徽满怀着人生憧憬来到兰州。他对西北地区的向往早在湖南任教时期就已萌发,曾在1942年10月28日的日记当中提到他梦见了关中大儒李颙。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湖南临澧人辛树帜由国立编译馆馆长出任兰州大学校长,回湖时与早已相识的张舜徽邂逅于长沙,情意真挚地邀张舜徽一道去往兰州,张舜徽遂应邀前往。

一到兰州大学,张舜徽就受到校方的热情款待,“见教务长张君德粹,注册组主任吉君祥,出纳组主任刘君宗鹤,谈甚鬯”。1946年11月,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何士骥率弟子登门拜访,欲聘请他入院讲授校勘目录之学。最初,张舜徽对前往十里之外的师范学院授课有所顾虑:虽有汽车可通,仍要忍受冬天风雪之苦。但面对何士骥的一片诚意,他“勉应许之”。两天后张舜徽在何士骥的引导下参观了西北师范学院,马上被当地荒凉的环境和师生苦中作乐的精神打动,于是便答应兼授西北师范学院课程,成为该院最年轻的教授。

张舜徽入乡问俗,了解当地学术状况,迅速融入兰州学术群体。在兰州大学,他与董爽秋、杨浪明、张曦、涂序轩、盛成中等教授往来频繁,时相切磋;在西北师范学院,与刘文炳、何士骥、冯国瑞等知名学者以诚相交,互相砥砺。通过他们介绍,张舜徽又结识了当地耆儒慕寿祺,兰州师范学校校长李行之和教员韩定山、收藏家张作谋等人。张舜徽以《广校雠略》《扬州学记》作为和陇右学者学术交流的基础,得到他们的认可。陇右学者的慷慨豪爽让张舜徽感慨不已,72岁的慕寿祺与张舜徽素未相识,初次见面即将其积20余年之力私篡而从未借人的《镇原县志》相借;兰州士绅张作谋与张舜徽一见如故,慷慨地把所藏敦煌写本《说苑》残卷借于张,让其带回家研究、校勘。

张舜徽治学一向勤奋自勉,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之中,他以“猛进不懈”的精神开始了在兰州的读书、教书、著书生涯。 “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迨盥漱毕,而后伏案观书。……每值寒冬夜起,雨雪打窗,孤灯独坐,酷冷沁人肌骨,四顾惘惘,仍疾学不已。及天晓日出,众庶咸兴,而余已阅读写作数小时矣。一生述造不少,大半成于未明之时。”

在张舜徽与甘肃文化名人交往的过程中,曾听慕寿祺讲述遇见敦煌藏经的故事。有一年除夕夜,慕寿祺家中来了一个寒士,拿着一个敦煌卷子,希望能换钱,度过艰难的生活。这卷子非常精彩,其书法秀丽,一看就出自女子之手,最末一行,写着“大唐某年月日,玉环为三郎写经”。可惜的是,慕寿祺也身无余财,只能失之交臂。说起这个故事,两人相对唏嘘。慕翁为之“长吁累日”。而张舜徽的遗憾,并不减于慕翁。

这样的憾事有不少。1942年4月,青海乐都县修公路时发现一方汉碑,即《赵宽碑》。新材料出土,自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可是,在运输过程中石碑断了,有些字看不清了。不过听冯国瑞说,石碑出土时曾有人拓过拓片。张舜徽四处搜寻,遍求陇上及青海,最终没有收获,殊怅惋也!

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期间,张舜徽主要讲授国学概论、校雠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不少课程没有现成教材,需要教师编讲义。好在张舜徽早已出版《广校雠略》,可作校雠学课程讲授的基础。他对《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各类目录之书,也有深入的钻研,并在讲授过程中形成了专著,使课堂讲授有了质量保障。他讲课深入浅出,课后注意因材施教,进行个别辅导。有学生来请教治中国哲学思想当以何书为先,张舜徽即告以“且将周秦诸子之书,将原本逐加览习,每书为立数纲求之,积久自然有得,不必看近人大纲概论之书”。教学中,他十分强调“偏才”与“通才”的区别。在全校文史各系的讲演中,他有感于培养专擅一艺一技的偏才比较容易,想要出现一个学问广博、识力高超的通才颇不容易,号召学习文史的人,“有必要恢弘志气,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通贯,必通贯而后能免于弇陋”。

在兰州的几年,张舜徽笔耕不辍,著述宏丰。粗略检索,张舜徽在兰州期间的著述已有十多部,总量近百万字。其中《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四库提要叙讲疏》《汉书艺文志释例》《扬州阮氏学记》都是张舜徽本人极为看重、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称道的著述。

“大师的光辉靠岁月来映照”,张舜徽的学术品格和成就经得起岁月的考验,也值得被后来人反复琢磨与咀嚼。兰大人庆幸有这样一位楷模和前辈,也将秉承他的志愿做笔耕不辍的学术人。

有机化学家刘有成

刘有成(1920-2016),安徽舒城人,有机化学家,中国自由基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1945年赴英国留学,1948年赴美国求学深造。1954年12月突破重重障碍回国,次年响应国家号召赴兰州大学工作,并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自由基化学研究小组。2013年获得中国化学学会物理有机化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1月,在安徽合肥逝世,享年96岁。

刘有成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城冲乡一个书香之家,家境清贫的他靠奖学金进入卢州中学学习。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刘有成背起行囊跟随学校远行,在兵荒马乱中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他曾亲眼看到日本飞机来轰炸,中国的飞机打不赢日本飞机,他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于是便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中学毕业后,刘有成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学习农业化学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引导其入门化学的倪则埙和高济宇两位老师,他们都是留美归国的教授,讲课十分精彩,激发了刘有成对化学的浓厚兴趣。

后来,他辗转英国利兹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院校学习、工作,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刘有成欣喜万分,想着立即回国,但因有约在先,他只好耐心把在西北大学的研究工作做完。1951年,他着手办理回国手续,就在即将离开的前几天,刘有成突然接到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命令他不得擅自离开美国,并将他列入港口的黑名单,在多次与移民局交涉无果后,刘有成不得不留下来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美国政府同意分批放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刘有成得到消息后,立即辞掉工作,订了回国船票。11月28日,他搭乘“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起程回国。经过20多天的海上航行,于12月20日晚上到达香港。刘有成从九龙上岸后,连夜搭火车赶到深圳,第二天早晨乘火车到广州。离家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5年1月,刘有成在北京向高等教育部报到。高等教育部的李云扬司长希望刘有成到兰州大学工作,刘有成坦然接受了建议。“祖国哪里最需要,我就到哪里去”刘有成坚定地说。他说服在南京工作的爱人,带着儿子和岳母,一家老少四口从南京搭乘开往兰州的火车,加入到建设大西北的行列。

20世纪50年代,兰州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刘有成回忆道:“我们刚去兰州的时候,城市建设比较落后,连自来水都没有,都是从黄河打上来的水,需要放进水缸里打明矾澄清后才能喝。当时公共汽车也比较少,出门有时候得乘马拉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刘有成白手起家,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自由基化学研究小组。1956年刘有成被评为教授。为了配合兰州化工厂和兰州炼油厂的石油科研需求,刘有成开展了石油化学专门化教育,招收学生,培养急需人才。

学生们至今深深感念着刘有成的关心和爱护。“刚上研究生也是对他很敬畏的感觉,真正有机会接触他以后,就觉得他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人。在我跟他接触的时间里面,我从来没见他发过火,从来没有见他严厉地批评学生”学生于炜回忆道。于炜至今仍对参加的第一次师门会议记忆犹新,那是1991年的元旦,刘有成鼓励新进校的学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我们这些学生,像他的孩子一样”。王为印象最深的是,刘有成隔三差五就要把学生叫到家里去吃饭,刘夫人总要做特别扎实的四喜丸子或者鸡腿给他们吃。王为说:“她就觉得孩子们没什么油水,使劲给我们做肉。这个丸子,是充满了爱心的丸子。”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化学系主任左宗杞被划为“右派”,刘有成担任系主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在接下来的“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刘有成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样,经受了巨大的“折腾”。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中央于1962年召开了“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刘有成应邀参加会议,聆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回忆说:“周总理的讲话很有深度,令人感到亲切,受到鼓舞,是我一生中听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感动人的一次讲话,觉得非常有意义,使我终生受益。”“广州会议”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好景不长,1966年爆发的“文革”对科技和教育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刘有成也遭受打击,历尽磨难。恢复工作后,刘有成迅速重整旗鼓,全力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为化学系赢得了盛誉。20世纪80、90年代,留学生中曾经流传过这么一句话:“你可以不知道兰州大学,但你不应该不知道兰州大学化学系。”从侧面反映了兰大化学系已经跻身国内外知名化学系行列。

刘有成的爱国情怀也深深感染着他身边的人。一位兰大校友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学校召开运动会,他在图书馆前看到刘有成和夫人并行走着,恰好运动场在进行运动会的开幕式,传来了国歌声。刘有成夫妇停下脚步,面向国歌响起的方向肃立,直到国歌的旋律结束。

诚如刘有成所言:“当时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这个想法,就是出国学到先进知识,回来为国家服务。”“我走过的路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回顾刘有成经历丰富的一生,不仅可以看出他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可以发现他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刘有成教授堪为典范,是中国科学界的宝贵财富,也是兰大人的精神楷模。

语言学家黄伯荣

黄伯荣(1922-2013),广东阳江人,新中国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开创者、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1951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研究生毕业。1954年,因高等院校专业合并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至1987年,响应支援西北号召,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是西北地区现代汉语学科建设的奠基人。曾任中国语言协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顾问、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全国高师现代汉语研究会顾问。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他“1995年度国际名人”荣誉称号,并收入《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第23卷)》。

20世纪50年代,黄伯荣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欣然接受北京大学的指派,不讲任何条件,举家搬迁,离开美丽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了当时干旱荒凉的兰州。与北京大学相比,兰州大学在教学条件上相差甚远,生活水平更是没法比。每个月粮食指标中有三成苞谷面,大米只有两斤,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黄伯荣无怨无悔,潜心研究,认真执教,笔耕不辍。作为兰大学术带头人、校系两级学术委员会委员,他积极领导大家开展研究工作,在初到兰大的头一年,几个月就编成了《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两部教材,解决了兰大长期缺乏自编教材的问题。

1960年,即来到兰大的第二年,黄伯荣撰写了研究兰州方言的系列论文,发表了与赵浚等人合著的《兰州方言概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兰州方言作的全面系统的论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1963年,黄伯荣在兰大第一次开设语法研究课,把学生引入语法研究的殿堂。以往兰大中文系语言课还比较陈旧,讲语法只涉及词法,不讲句法。黄伯荣语法研究课的开设,引领中文系在语言学学科的发展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黄伯荣的研究,开创了兰大语言学科的新局面。

黄伯荣身材高大挺拔,腰杆很直,反应灵敏,为人平和。他既不喜欢应酬,也不善于应酬,却很乐意和学生、同事们打交道。“老人家住的吃的都很简单,在吃方面有一个特殊爱好——超爱吃海鲜,尤其喜欢盘龙鳝。八九十岁的人了,也不节制。但这或许正是他保持旺盛精力的原因吧”李炜回忆说。

黄伯荣绝非古板之人,很有生活情趣,喜欢打猎和徒手捕鱼。李炜说,当年自己读研时,经常跟着黄伯荣到全国各地出差,黄伯荣便在火车上给他上课,偶尔会和他谈谈打猎和捕鱼。但这并不多见,多数时候李炜要认真听讲,忽略窗外的“大好河山”。

黄伯荣为人豁达,胸怀宽阔。“文革”期间,他也受到冲击,多次裸露膝盖跪板凳,导致两个膝盖化脓,但他从未怨天尤人,也从不认为是某某整了自己。“文革”平反时,有一次专案组找到他,要对一个殴打过他的人进行调查取证。黄伯荣说,“他不就是某些人的棍子吗?我的身体是受到了伤害,但是他连灵魂都没有。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更可怜,放过他吧!”

“文革”结束以后,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使黄伯荣精神振奋,青春焕发,白天上课,晚上伏案著书。黄伯荣建立了兰大中文系首批硕士点,旋即投入硕士生的培养工作并连年招生,同时利用假期举办现代汉语讲习班和研讨会,每期近百名学员,授课专家都是国内有名望的前辈,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汉语工作者。

黄伯荣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卓越的导师和学术带头人。他默默耕耘了60多年,为多所高校培养出了诸多的语言学方面的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其中知名专家教授15人,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内地和港澳地区。黄伯荣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了诚实做人、严谨治学、乐观向上、不断进取的人生楷模。曾有学者这样评价他:“先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对学术发展、学术建设总能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恰当把握,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格培养,都对后辈有深刻的启发。”

晚年的黄伯荣,仍关注着现代汉语教材教学的新动向,多次说到:“我对现有的教材质和量仍未满足,希望在新编的教材里,打破30多年旧框架的限制,试着实现我教材改革的梦想,更主要的是贯彻我编教材的新主张。”2008年,黄伯荣又带领中山大学中文系同仁联合相关院校教师,用三年时间,编写出了新版《现代汉语》(中大本)教材。新编本的篇幅较小,但必要的内容并没有减少,分量并未因此减轻,黄伯荣管这叫“瘦身不瘦脑”。

黄伯荣宽厚朴实的胸襟,对后辈学子的拳拳爱心深深印刻在兰大学子的心田,是兰大学子为人、为学的楷模。

量子物理学家钱伯初

钱伯初(1933-2014),江苏无锡人。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3年9月提前攻读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杨立铭先生;1956年1月留北京大学任教。1957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北建设,调至当时人才紧缺的兰州大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物理系副主任。荣获“2003年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并曾获“宝钢教育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甘肃省教学成果奖”等奖项。钱伯初深受师生们的爱戴,大家都称呼他为“钱先生”。

作为中国量子物理界“四剑客”之一的物理学家,钱伯初将大半生的光阴都倾注在了讲台上。先后讲授过力学、热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数学物理方法、高等数学等课程。自来到兰州大学工作,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在“最难讲的”量子力学讲台,他一站就是57年,且常讲常新,总有新内容、新方法。正如他在《我的教书生涯》一文中写道:“量子力学诞生至今,历经80年实践检验,基本原理也保持不变。但是,讲好一门课,靠照本宣科是绝对不行的,还必须有刻苦深入的教学研究工作。”钱伯初身体力行,2004年他作为负责人主讲的量子力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此外,由他主编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量子力学》,与曾谨言教授合著的《量子力学习题精选与剖析》《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等教材,多年来一直是高等院校物理学专业的重要教材,在国内量子力学教学领域享有盛誉。

钱伯初淡泊名利,心系学子。在兰大校园里曾经常有师生看到这样一幕,已过古稀之年的钱伯初,坚持每周两天乘校车前往榆中校区,给本科生上课,风雨无阻。他在主讲量子力学课程时,发现学生的力学课程基础知识不够,就主动要求先由他给一年级学生讲授力学课程;当讲授力学课程时他又发现学生的高等数学基础不足,他又在课前先给学生补充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讲课是我的主要工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乐趣”,“我想在讲台上讲到80岁,还是讲我的基础课”。对于学生们,钱伯初曾殷切寄语:“通常我总是带着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兴高采烈地去讲课。许多创新讲法,往往并不是事先准备好,而是在课堂上当场发挥想出来的,是一生中激情的创造。希望同学们带着激情去听课,使思维活跃起来,听课才有最好的效果。”

特别值得兰大人骄傲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物理学界举行大规模的CUSPER考试(赴美攻读物理类博士研究生的选拔考试),兰州大学多次获得团体及个人总分第一名,震惊业界。钱伯初正是幕后“主教练”,他作为主要指导教师,精心辅导学生选题、做题,帮助学生制定方案,为兰州大学争得了荣誉。

钱伯初心系青年教师成长,尤其是在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和由他主讲的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后,他主动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上。他经常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量子力学在我的手上老化”,通过开放课堂提供观摩等方式,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教师,无私地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在他满天下的“桃李们”的回忆里,钱伯初“我教书,我快乐”的名言不时回响。在生命的最后时光,82岁的物理学家钱伯初似乎还沉浸在讲台上,嘴中含混地冒出“方程”、数据”这样的字眼。就在他病重的最后几个月,兰州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带着孩子去病房探望老人,钱伯初躺在病床上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的量子力学。直到孩子饿哭了,钱伯初才容许他离开。

钱伯初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在他钟爱的教学领域之外,积极参与足球、排球、门球等运动。他酷爱打乒乓球,在他简陋的寓所里,挨着狭窄床边的木桌上,除了堆满的书,就是各种散落的乒乓球拍和胶皮,古稀之年还获得甘肃全省老年乒乓球赛单打冠军。在整理钱伯初的遗物时,女儿钱秉中发现了一个小本子,有一页上记着:“赢了范先令”,还写道:“大有收获的一天”。范先令是当时兰大数学系的教授,乒乓高手。钱伯初特别喜欢下棋,他的围棋、象棋水平皆有口碑,作为围棋业余六段位,曾和国手对弈,不分上下。有人目睹过这一幕:在一块羽毛球场地前的空地上,摆了几张桌子,众多围棋爱好者慕名前来,希望和钱伯初交手。钱伯初应战,后来索性背起手,同时和数十人踱步对弈。钱伯初的生活很简单,不买车,不置房,不炒股,不上网,衣服基本就一个款,同事都怀疑他是不是同一款式的衣服买了很多件。在女儿钱秉中的记忆中,钱伯初就是一个老顽童,玩得特别认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快意人生,“他就爱教我玩,打球啊围棋啊。我都快要高考了,他居然还在和我打麻将。”

钱伯初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在平凡岗位上建功立业的一生;是爱岗敬业,躬身讲台半个多世纪的一生;是胸怀祖国,为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钱伯初深厚的学养、高超的讲课水平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激励着一代代兰大人永攀科学高峰。

(《兰州大学报》 2018年10月30日 总第927期 第05版:萃英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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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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