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回忆赵俪生先生

日期: 2018-10-24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作者:王希隆

编者按:

2008年 11月27日是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赵俪生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赵先生1917年出生于山东安丘,早年投身革命,中年转入学术研究。他曾在全国多所大学任教,1957年辗转来到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以其曲折的经历、独特的个性、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执著的追求,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本报特刊出纪念专版,深切缅怀这位为我校历史学院和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史学泰斗。

赵俪生先生离开我们,已是一年时间了。当动笔写这篇回忆小文时,近三十年中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一幕幕展现于脑海之中。

我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78年的3月初。那是先生经过文革后首次走上讲台,给我班讲授《中国土地制度史》选修课。记得那是一个上午的第一节课,由于全班同学已得知给我们开课的是系上最为有名的教授赵俪生先生,都提前赶往旧文科楼一楼教室,但没想到先生已提前到了。同学们在进入教室时,见到门前站着一位身材修长、头发已半白、衣着整洁的先生,似乎在闭目思考什么问题,其风度令人肃然起敬。大家意识到,这就是有名的赵俪生教授了。我当时是班委,司喊“起立”,几乎在上课铃声响起的同时,全班同学已在我的喊声中起立迎接。可能先生因已十多年未上讲台,面对同学们的起立致敬,他似乎有点感动,也有点激动。给我们鞠躬示意后,先生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行标题,其板书字体如长枪大戟而又苍劲古朴,立即引起了同学们“字真好”的低语。这两节课,先生讲的是“导论”,尽管以当时我们的专业基础,并未能全部听懂,但先生儒雅的仪表、洪亮的山东口音、潇洒的挥手动作、苍劲的板书字体使大家钦佩赞叹不已。《中国土地制度史》讲授了一学期,井田、均田、屯田制度,国有制、私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也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年九月,先生将这次讲课的讲稿印出,我得到了一本,从“付印题记”中得知,这部讲稿是从1965年开始写起,文革受迫害时也未中断。当时认为先生认为生前已无望看到书稿问世,为防止遗失,曾复写三份,并曾在书眉上写有“篱槿堂遗著”字样。

1982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留系任教,两年后系上开办助教进修班,我再次聆听了先生主讲的《中国综合文化史》。听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他高超的讲授艺术,高度的概括性,对史料运用的娴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来,我听过不少名家的讲座,能讲到他那个水平的确实并不很多。许多弟子在回忆时无不津津乐道,不少人谈到,先生讲课内容如一环之扣一环,对史料信手拈来,进行精辟的分析,不知他年轻时看了多少书,积累了多少知识,思考了多少问题。但我认为,先生课讲得好,除了他长期博览群书拥有渊博的文史哲知识,且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之外,还与他备课时的大量劳动和讲课时的全身心投入分不开。据我所知,讲课前先生总要把该堂课上需用的文献资料浏览一遍,思索推敲讲授的内容体系,把提纲和重要的资料记在小本上,一些细节都要仔细考虑好。这样一来,讲授内容已先在脑海中融会贯通,形成了体系,讲授时自然游刃有余。这是他讲课的前期准备,是工作基础。而在课堂上,先生视讲台为阵地,为舞台,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地进入角色,正因为如此,每次讲完课总是大汗淋漓,后背衬衣一大片汗渍。高昭一先生曾告诉我说,先生讲课之前一天是不接待来客的,前一天晚间一般是睡不好觉的,而讲完后回到家中总是要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以恢复体力。九十年代初,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在旧文科楼1001教室给学生们开讲座。一百二十多个座位的教室中连过道中都挤满了学生,没能进入教室的学生挤在窗外听课。后来高先生劝阻不让再去讲,说回来后好几天精神、体力都不能恢复,如病倒一场。可知他做一次讲座时投入劳动之多,强度之大。先生对课堂教学的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我与先生有直接的交往,已经是1985年了。1983年底,西北大学举办“西北史地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清代新疆的回屯》一文。这篇文章将康、雍年间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屯田与新疆统一后的伊犁屯田合一探讨,涉及到国有制经济性质的界定问题。文章的发表经历了一些曲折,直到1985年初才在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出。先生为土地制度史大家,我很想听取他的意见,就托人将文章转呈先生,请他指正。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先生的一封信。现将原信誊录如下:

希隆同志,有些感受,写在下面:

1,西北民院的这期《学报》办得真不坏,……能组织出这么整齐阵营的文章,真是不简单。

2、您这篇文章(一万字出头),我读过几遍。从基本工作的水平要求,您的论文已完全达到水平了。譬如说:从材料的使用上;内容的分析上;某些考证、或者说订正上(38%订正为43%);文章的部署上,……等等。假若不说“很好”的话,那么“过关”总是绰绰有余了。

3、但这篇文章,总使人感到还缺点什么。缺什么?想了很久,想不出。最后感到,怕出在选题上,或者说剪裁上,(请注意,有个“怕”字)。“回屯”的材料究竟少一些,从其中洗刷出来的“金子”就不会多。必须以大堆一大堆沙子,才能洗刷出“金子”来。所以当初,似乎应该把 “军屯”、“商屯”、“回屯”材料摊到一起,把清代西域(新疆)屯田总的抓起来,也许从其中可以“提炼”出更有分量的东西“。实际上,您本人也许已经如此做了。乱提意见,仅供参考而已。敬礼!

赵俪生85.6.1

当时我读了先生的这封信后确实很受感动。对一位并不很熟悉的年轻教师的文章能几遍阅读,给予具体的评论,予以鼓励,而且就文章的缺点还想了很久,最终提出中肯的建议,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应该说,这封信对我完成清代西北屯田课题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我已经在收集清代西北军屯、旗屯、户屯等方面的资料,受此鼓励与指点,又接连写出了多篇系列文章,在《兰州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清史研究通讯》、《新疆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并于1989年底把系列研究成果汇总为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一书,正式出版。

记得从1985年夏天我去拜访过先生,自此开始拜访的次数逐渐增多了。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杨建禧先生有意约我系写一部《中国西北屯田史》,我将杨先生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请古代史教研室讲断代史的各位老师分写各章,由先生总其成。先生很高兴,认为选题很有意义,想法也很好。他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古代史教研室会议,在会上讲了他的想法和意图。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有刘光华、齐陈骏、李蔚、马明达、唐景绅等老师,分别负责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段,我负责清代部分。以后马明达、唐景绅老师调离兰大,而杨建禧先生也调到三秦出版社,故此书拖至1997年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但应该说,由于先生出面召开这次会议,促使大家都动手写出了一些质量比较高的论文,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有开拓之功,为最终完成《中国西北屯田开发史》(这是后来根据出版社建议变动后的书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还有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1989年,学校组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向先生建议将《中国西北屯田史》作为申报项目,先生很支持,嘱我论证填写申报书上报。次年,国家社科基金委批准立项,拨来经费1万元。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填的是赵先生,我作为项目的具体联系人,负责经费的支出。按理说,先生是项目负责人,动用这笔经费理所应当。但其实他只用过一次,而且是在我的劝说之下。那是九十年代初,先生拟去南京参加学术会议,学校财务部门以他名下还有项目经费,不另外给与支持,为此,先生发了脾气。我得知后即将借款本送往先生府上。高先生告诉我说,先生以各段都有负责人,都需要支出一些,还要留下一些作为出版费,项目虽然挂在先生名下,但工作是大家做,所以他自己不愿动用。经我解释再三,说明这是他名下的项目,将来还要由他来统稿、写序言,外出开会动用一些合情合理,而且学校的规定也是有根据的,最终赵先生才同意从此项目经费中支取了七、八百元会议差旅费。

1990年,我与汪受宽、王劲、王钺、杜斗城诸学兄一起,取得了副教授职称,当年我们即申报硕士生导师资格。当时先生已经离休,他创立的专门史硕士点自从1981年的答辩风波后,已经好多年没有招生。1989年,由李蔚、刘光华、齐陈骏三位老师挂名招生,但只招了一名学生。由于我在硕士阶段是跟随杨建新先生学习专门史中俄关系史方向,又对屯田制度感兴趣,汪受宽学兄建议我申报专门史硕士生导师,系上也支持我申报专门史。为此我登门拜访了先生,谈了自己对搞专门史的一些想法。先生很高兴,再三鼓励,希望我关注中亚西域民族史等方面,期望做出成绩。所以,我从1991年开始指导的前几届硕士生,如梁志胜(后来考取北师大顾诚先生明史博士生,今陕师大历史学院副院长)、周云(后来考取南开魏鸿运先生近代史博士生,今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杨伟(现在宁夏自治区人事厅)、申素丽(现在美国)等,都是专门史专业。那时,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已在八十年代中期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成为硕士生们的必读书。1995年底,我与汪受宽、王劲两学兄取得了教授职称,并跟随杨建新先生在职读了民族学博士,此后,我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民族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史方面,但与专门史方面的情结至今仍然持续未断。今天,我院从事专门史研究的教师越来越多,研究的领域也更为广泛,但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先生对专门史学科点的开创之功。

先生自1991年离休以来,虽然长期赋闲在家,但学术研究并未中断,他的不少成果和回忆录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同时,他仍然关心着历史系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经常给前往拜访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以学术建议和指导。自2000年初我担任历史系主任后,每年春节,按例我们班子成员总要一起去给已经退休的老先生们拜年,首先自然是到赵先生家;每年逢先生诞辰,班子成员和学生代表也总要前往先生府上拜寿。我们每次前往,先生与高先生总要出面接待,很兴奋地交谈,问及系上的发展情况,对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兴。2001年,系上引进南京大学完成博士后工作的张金龙同志,我将金龙的成果目录送给先生过目,先生给与了很高的评价。2004年建院后,我们连续引进选留了一些青年教师,当我们给先生介绍这些青年教师的籍贯、专业方向以及目前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情况时,他总是表示高兴、欣慰。

先生与高先生是1938年初在山西抗战前线结为伴侣的,在共同生活的几七十年时间中,他(她)们伉俪情深,相濡以沫,既是生活伴侣,又是学术同行。用高先生的话说,像朋友、同学和兄弟,经常总是一块切磋琢磨问题。2006年高先生以93岁高龄先于先生病逝,这对先生的影响是极大的。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已因患病不能写作了。2007年11月下旬,先生重病,住进了省人民医院,我们班子成员前往医院看望。在病房中,先生拉着我的手,还能给我们讲述他的病情,尽管已因呼吸困难,话句断断续续,但仍然诙谐幽默,记得他还说了一句“这次恐怕真的不行了!”但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仅仅过了3天,11月27日,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愿先生含笑长眠!我们将铭记您的教诲!

(作者为我校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本文作于2008年10月5日)

(《兰州大学报》 2008年11月25日 第393期 第04版:文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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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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