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永远的辛老

日期: 2018-10-23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辛安亭先生是知名的教育家、作家、学者型的领导。先生出生于山西吕梁山区的一个贫苦农家,12岁考上省立贫民小学,而后又考入著名的山西进山中学,因成绩优异,小学中学期间一直享受公费待遇;1931年是山西省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学子,受到省、县两级国民政府的资助。先生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当教师时,曾因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运动而坐过阎锡山的牢,抗战开始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上个世纪30年代,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极少,个人的选择余地和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辛安亭先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延安的窑洞,选择了为人民群众写儿童三字经,写小学课本,写民众读本和农村应用文教程,在边区教育厅编写和主持编写教材达十一年。他的思考是:“可以设想,多一本或少一本一般化的诗文集是无所谓的,不会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果没有《三字经》等类书,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就会受到影响,人民的愚昧程度就会严重得多。”基于这种历史使命感,先生在半个世纪里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写下了洋洋400余万字著作,直到去世之前,还在用颤抖的手写作。

辛安亭先生的女儿辛小明女士给了我一册统计不完全的先生著作名录,收录了1938年至1998年60年来出版的63种书目。其中各类课本和辅助教材就有46种。不难想象,他的创造和成果已成为多少人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起点。

1950年代初开始,辛安亭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编写教材,又是十一年。从北京回来后,先生主持筹建了甘肃教育学院,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直至“文革”落难。出了“牛棚”,他又去编写了几年中小学教材。辛安亭先生临危受命,在兰州大学遭受深度创伤时,担任学校领导。粉碎“四人帮”后,先生主持了兰州大学的拨乱反正。促使”兰大很快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李发伸《钟情启蒙执着开拓》序言)后,从兰大顾问岗位上离职休养。

辛安亭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以职务相称反而生分,身边工作人员一直称呼他“安亭同志”和“辛老”。扎根在甘肃人民心中的亲切称谓是———辛老。

66年后,父亲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49年8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兰州解放的第五天,硝烟刚刚散去,大部分学生尚未返校,位于西关十字萃英门的兰大校园一派冷清。父亲接到兰大军管会通知,到至公堂参加在校党员会。那天到会的人不多。一个又黑又瘦身材矮小、穿普通士兵装的老者(后来才知他才45岁),自我介绍是接管兰大的军代表辛安亭。对面这位沉静儒雅的教书先生,与父亲想像的满身征尘、叱咤风云的军代表形象相去甚远。辛老那天没有发表大家期待的重要讲演,只是语气平和地宣读了甘肃省军管会接管兰州大学的命令,宣布了接管学校的主要任务,宣布军管会成员分工和接管学校工作中的几项纪律;明令禁止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学校的其他一切工作照旧运行。

作为同时身负兰州多所高等学校军管重任的大人物,辛老的莅校如此简单低调,姿态如此朴素平实,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面对的将是对自己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尊师。从那天起,兰大地下党员公开了身份,按军管会的要求投入到学校接管工作中。从那天起,父亲走到辛老的麾下。从那天起,父亲一步步走进和辛老终身不渝的友谊。

半个世纪后,父亲在《追忆辛安亭先生》一文里写下:“在我平生成长的过程中,接受过许多师友的教诲和影响,对自己影响最大、最久远的就是辛安亭先生。我在几十年工作中,用自己的思想言行影响过许多朋友和青年,而这些言行中,很多是直接间接地来自于辛安亭先生当年的教诲。”

在兰大军管会,父亲主要和的陆润林、孙达克、李登文等人共事。很少见到辛老,因为他还同时负责西北师院、西北兽医学院、西北农专等学校的接管。辛老住在兰大,他总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或出去就近找兰大的教授和有关人谈话,或在家里接受兰大人的来访。父亲多次陪同辛劳“出访”或“接访”。父亲看到,不论对教授、对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助手和下属,辛老都和蔼可亲,没有丝毫官气。每次谈话,辛老总是先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然后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或态度,即使对错误言论,也是和颜悦色地分析批评,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作长篇大论或疾言厉色说话。他的真诚,他的风度,他的雅量,很快赢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一些对共产党不了解,甚至有成见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行看到了希望。

解放前兰大的校长辛树帜、教务长董爽秋都是德国留学的博士,是享誉全国的学者。辛老对父亲说他们是教育界前辈,是值得敬重的大知识分子。辛老要求军管会成员,在高校工作要充分尊重专家学者,得到他们的理解支持,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础。一次,辛老和父亲谈学习经历,同时说起徐褐夫教授。辛老说自己上大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学毕业后,回山西老家教书,仍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直到阎锡山反共,无法容身,只得把进步书籍埋藏起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后,又开始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十多年来,还未通读过《资本论》。徐褐夫在苏联留学时期,就通读了俄文版和英文版的《资本论》,对书中一些重要观点和精彩论述,徐记得非常清楚,引用自如恰切,实在令人佩服。

父亲说过,辛老对自己的两个助手孙达可、陆润林很尊重,他曾说起过和孙达可的交集。延安时期,一次回晋南,他想要从晋南行署调几个文化人到延安工作,行署的领导向他推荐了孙达可,同时又说这个人你们恐怕领导不了。辛老问为什么,行署领导回答,孙达可北大毕业,学问很大,却茕茕寡合,喜欢埋头读书,很少与人来往交流。辛老对此不以为然,反而一心想把孙达可带回延安。因敌人突然发动扫荡,他未能见到孙达可,匆匆离开晋南返回延安。西安解放后,组织决定辛安亭到甘肃工作,孙达可这时也由晋南到了西安,被分配到甘肃,成为辛老的部下。辛老非常高兴,遂开始观察这个“学问大难领导”的人。以后的实践证明,孙达可是个有才华、正派干练的好干部,是50年代甘肃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才。可惜他调任兰州师范校长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对此,辛老和孙达可的同事们惋惜不已。

兰大党组织在解放前夕遭到严重破坏。军代表进驻兰大后不久,兰州市委即派组织部组织科长蔡瑜、干部科长吕微瑞等人来学校整顿党组织,对每个党员进行审查。尽管兰大军代表是省军管会派出,但辛老对市里来的同志非常尊重,要求校军管会全力配合市委工作组。整顿结束后,蔡瑜代表市委向辛老提出,市委要从兰大调几个党员。辛老认为,兰大是重要阵地,方方面面工作任务都不轻,建议组织不要外调兰大的党员,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是,到11月中旬,市委要举办党员训练班,要求全体党员参加。参加党训班以后,由市委统一调配。辛老没让我父亲参加市委培训,直接把他调到文教厅工作。

1950年元旦前夕,文教厅办公室张主任安排父亲代表厅里解放军驻兰部队写一封致敬信。父亲下笔千言很快交卷。不料,他的稿子没有采用,因为不合行文规范。这不并奇怪,父亲没有受过窑洞文化的洗礼,对“新华体”写作还没入门。其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几个老区来的年轻干部对父亲说了一些挖苦的话:什么大学生,还是学中文的,连一封慰问信都写不好,把政府与解放军的关系都没有搞清楚,像是个人给解放军写信,满口学生的腔调。父亲听了这些话,情绪很低落。

辛老得知这事,问张主任:“写信前你向他提出了写信的内容和要求没有?看了他写的信,你向他指出了不合适在哪里吗?”

主任回答:“没有。”

辛老当即严厉批评主任:“陈世勇脱下学生装才几个月?让他写东西事前不明确告诉他写什么、怎样写,事后又不向他本人谈你的看法和态度,而是在别人面前说三道四、论长论短,你以为你们都是老区来的,他是异己,就可以不负责任地批评,这是宗派活动,是山头主义!”

张主任承认了错误,并向父亲道歉。挖苦父亲的那几个人随后也表示了歉意。从此以后,张主任对父亲特别关心,其他从老区来的同事也对父亲很亲热,相互间的关系比以前更融洽了。这件事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父亲一直为此感激辛老,经常说起这事,说辛老不但注重保护下属的自尊,也善于不失时机地言传身教,教导大家如何做人做事。

有一天,辛老看见我父亲阅读苏联人著的 《论思想方法》(这本书在延安时期被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说:“年轻人读书,切忌好高骛远,应当脚踏实地,结合自身的工作。你读这样大厚本的翻译书籍,费的力多,收效甚少。你是国家干部,以后在各种工作中要宣传政策,执行政策,应该把政策的学习要放在第一位,先学习工作最需要的知识。”

还有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辛老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学习应当从根基上抓起的重要性。他说在他赴京考北大的时候,住在山西会馆,当时住在会馆赴考的学生很多,都有各种资料,而他每天只是复习中学的课本。结果,在众多考生中,只有他一人考进北大。中学课本是高考必备的知识,不注意课本知识,到处翻阅参考资料,一定事与愿违,正所谓在手的鹌鹑你不抓,漫天抓鹞子,结果什么都抓不着。父亲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老师、学生重视课本的学习,而不去拐弯抹角地到处翻找各种参考资料。这种安排取得明显效果,正是从辛老那里得到的教益。

辛老的敬业勤奋在延安时期就出了名的。曾任甘肃省教育厅长的王志匀说,延安时他与辛安亭、李之钦三人同在边区教育厅工作,辛任编审室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他和李同任科长。在工作之余,辛安亭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写作,常常是他俩刚刚起床,辛老便拿着晚睡早起写好的文章来征求意见。

辛老忘我工作的精神,令文教厅的每一位干部职工感动。辛老的夫人卫明是个老革命,她给辛老提意见说,进兰州以后,先是在兰大住宿,从不顾家。到教育厅以后,早上6点钟起身就走,晚上12点钟还不回家,孩子们连一个面也见不上。辛老对大家解释说,新政权刚刚建立,没有新法令让我们执行,过去老区的一套又不完全适用,我们只能从领导的讲话中、报纸的社论和报道中,研究一些政策的动向和工作的重点,所以,每天忙在学习上,不学习我们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也无法领导别人。他通过这件事教育同志们,自己不清楚的事,不要乱说乱做,一定要自己先搞清楚再说再行,才能不出乱子,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

辛老的好学,为厅里的年轻干部做出了表率。一次辛老下乡到外县调研并带了电影队做宣传。回来以后,电影队长李正心对我父亲说,每次放映休息时,辛厅长都要求给他讲些放映机的结构原理和启动方法等的知识,听得比学徒还用心。在路上,吉普车发生故障修理时,辛厅长站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观察修理,过后,还要求司机给他讲解汽车的构造和发动原理,确有孔子的”每事问“和“不耻下问”的精神。

因为好学好问所以博学多识。辛老学问之丰厚,使一些大家赞叹不已,高尔泰先生写到:“很难想像,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书都是教育学著作和普及读物,很难想像,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术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辛安亭先生》《读书》2005.6期)

辛老要求下属正确对待职级和待遇,自己在这方面一直是大家的榜样。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辛老的警卫员向他提出批评意见说:“我的任务是保护首长安全,而我整天连首长的面也见不到,出了问题我负得起责任吗?如果这里不需要我,我还是回部队当排长去。”辛老说:“不论人访问我还是我访问人,你挂着手枪站在门外,让人家会产生怎样的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在路上行走,你挂着手枪跟在我身后,显出我是一个什么首长,反而不安全。汽车司机也提出意见,说首长每次出去都不叫车,来回步行,既浪费时间又不安全。他解释说,安步当车也是我的一种锻炼方式。

辛老处理过的一件事,给父亲深刻印象。山西一个师范学校的校长姓李,一位山西中学的校长姓刘,两人随着准备接管甘肃政权的干部团队,从晋南一路走到西安。在西安,西北局召开了会议,李被定为甘肃教育厅中教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刘被定为教育厅副厅长。会后,从西安到兰州的行军途中,刘副厅长配备了马匹马夫,吃的是小灶。而李科长继续步行、还在吃中灶。李心里很不平衡,便迁怒于在行军途中管理生活事务的孙达可。孙达可认为什么人享受什么待遇是由组织决定的,与他本人执行无关,对李的发飙不理不睬。这更使李火冒三丈,对孙达可耿耿与怀,以致到兰州以后,两人见面互不说话。为此,厅党支部专门召开会议,解决两人的矛盾。辛安亭没有因为李科长是他的学生和老部下而有丝毫偏袒,对其争待遇、不讲团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对孙达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行为给予赞扬。他教育大家说,同志们在一起一定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要攀比职位待遇,只有这样,才能精诚团结,搞好工作。

凡是接触过辛老的人,都对他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有很深的印象。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重灾区”的兰州大学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老人经历的艰辛和劳累实在是难以言述。

当时,来找他的人特别多,有的因为工作需要,有的则是奔他声望而来,对来访者,他总是热诚接待,哪怕是正端着饭碗,哪怕是刚躺下午休,他都立即出来倒茶让座,悉心倾听。

辛老的平民意识不仅贯穿在创作里,也体现在生活中,1980年代,在兰大校园里,流传着许多辛老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故事。无论是打牛奶,还在医院候诊,需要排队的地方,但凡他去了总是静静地从后面跟起。辛劳简朴清贫的生活我更是亲眼所见难以忘怀,他经常带着一顶藏青色解放帽,身上的呢制服已磨出了织纹,脚上穿的总是家人做的圆口布鞋。他不吸烟不喝酒,甚至很少吃肉。我陪父亲在辛老家吃过多次饭,无非是白菜熬豆腐还有山西农常吃的“钱钱饭”,后来我才知道老人一直患有营养不良症。

在陌生人眼里,辛老是一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普通老者,只有读过他的作品,领略过他的谈锋,才会感受他思想的火花,智慧的闪光,理解什么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父亲回忆:“50年代,省直单位机关党委每两周在礼堂举行党课报告,要求党员必须参加,非党干部自愿参加。父亲说他听过的最好报告时辛老做的。那次辛老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做人做事。他没拿文稿,以通俗的语言从孔夫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围绕着如何做人做事主题旁征博引,展开论述———要做好工作,首先要端正地做人,要从待人处事接物的具体问题上做起。孔子的诚意、正心、修身是做人的问题,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做事的问题。共产党员加强自身修养,这是做人的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做事的问题。他不像作报告,也不像是讲课,倒像是和大家娓娓谈心没有一点说教的味道。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说,大家对所引证的内容都能理解。他没有大声疾呼和慷慨激昂的语言,听的人都非常用心,从神态上表现出会心的领悟。近三个小时,台下一片肃静,中途很少有人离开。这在每次党课中是很少见的。辛老当时报告的内容现在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他讲演的神态和会场的气氛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回忆:“我在天水、酒泉等地工作时,遇到过很多从老区来的干部,他们说自己小时候除了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外,就知道辛安亭。因为他们识字读书是从辛老编写的《新三字经》开始的。还有不少人是在参军或到地方工作以后,从学习辛老的《新三字经》、《边区民众读本》和《日用杂字》等读物而接受文化知识的。可见辛老对老区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知识的普及做出的卓越的贡献,以及在革命队伍中留下的深远的影响。”

父亲还说:“我跟随辛老工作时间并不长,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辛老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不断地学习,获取新的知识,保持思想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防止僵化和落后,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自尊,还要尊重别人,只有尊重别人,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才能从别人身上吸取自己短缺的东西,提高完善自己;在任何情况下,要端端正正地做人。对自己、对别人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因自己的好恶和个人的恩怨而违背事实说是论非、处理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一直处在风云变幻不定的状态中,我也多次搅在这些风雨中,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够安然度过几次较大的风浪;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也能够心安理得地生活。”

父亲说,辛老有大智亦有大勇。1960年代,辛老在北京工作时,曾因抵制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了打击排斥,被调离首都回到甘肃。

辛老筹建甘肃教育学院,把兰大、师大著名的大“右派”如数学教授段子美、物理教授方孝博、中国最早的电教专家南国农等人调进学院,请上讲台。这些专家讲课,很受学员欢迎。有真才实学的人,加盟教师队伍,是学院的幸事,学生的福音。这事也成了“文革”中辛老的一条罪状。造反派为此批斗辛老:“你为什么引进重用右派分子南国农!”辛老的回答掷地有声:“南国农是我引进的,但还没有重用!”意思是重用的不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引进“右派分子”并让他们给学员上课,一般人不敢做。辛老敢!为了学生获得更多知识,接受更好教育,辛老无私无畏。

1970年代,林彪如日中天的时候,辛老对“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毛选》有定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辛老表示,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在动辄因言获罪的时代,敢亮出这些观点者能有几人?

“文革”阴影还笼罩校园,针对兰州大学工宣队和一些“左”派对被迫害致死的原校长江隆基所谓的 “批判肃清”,辛老写下了“‘阴魂’不散理当然,肃清‘流毒’难上难,驱散妖雾跃红日,迟早定有这一天”的诗句。

“文革”刚结束,青年就业成为老大难问题。中央提出“谁的孩子谁抱走”,制定了一系列“顶替”政策,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辛老给我父亲说:“什么顶替政策,说轻些是政府逃避责任,说重一点,是封建世袭思想作怪。怎么顶替,官员退了,孩子进政府部门坐办公室看报喝茶?煤场职工退了,孩子去打煤砖、滚煤球?还有没有公平?再说,有些职业可以顶替,有些职业怎么能顶替?让考不上学的待业青年顶替专家教授,学校还办不办?”后来,辛老把这个观点讲到教职工大会上,明确教学科研一线坚决不执行顶替政策。

辛老1973年重返兰大任职,当时的工作环境,正如曾任兰大副校长、后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先生说:“他跟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点儿也不懂,品质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权,他有什么办法?……是没办法,你就是再棒的人,你是一只老虎,但在恶狗当中,老虎也没有办法。”尽管困难重重,辛老还是顶着压力,为恢复教学秩序,保护知识分子做出了努力。

李发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兰大,又是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 ‘重灾区’,此时他(辛老)以古稀之年主持工作,按照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冲破重重阻力,给一大批教师、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启用被打击排挤的中层干部和靠边站的教师,大刀阔斧地清除‘四人帮’流毒,整顿干部队伍,建立新的领导体系和教学体制,使兰大很快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校风和学风得以逐步恢复。”(《钟情启蒙执着开拓》序言)

下面说说辛老给我的教诲,以及我和老人之间的一些来往。

“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兰大辛老家。初次登门,我看到的是一位面容清癯,表情温和,目光清澈的长者,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消解了我造访前的顾虑。

再看看房屋,我惊呆了,人家屋里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书!除去门窗,几乎所有的墙壁都被书柜占满。

1978年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学油画专业,读写课程设置专于美术史论。所以,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我经常找辛老求教。老人思维很活跃,谈起来,对一些新观点、新思潮相当敏感,许多在我看来挺深奥的道理,经他以浅显朴实的话语讲出,也就不难理解了。我觉得他的话像一把柔韧的梳子,能将我心中的迷茫理清。老人记忆力非常好,引用史料典籍不用思索就信手拈来。从他身上,我能感受到知识怎样活化为智慧,智慧又如何丰富着人格的魅力。

辛老待我宽厚慈蔼,关怀有加。在他面前我从无拘束,不怕显浅,不怕露“怯”,想说就说要问就问。我对文艺评论感兴趣,平时也喜欢写些东西。有一次,我向他求教如何写好文章时,他说:“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写文章其实就是写话,最好待有话可说、非说不可时再动笔。”他还给我介绍了宋人谢枋的观点:一是放胆写,二是小心写。就是先放胆把想要说的都写出来,不给自己设置障碍,定条条框框,然后在放言成文的基础上,再追求准确精练、生动等效果。他认为精读古文是学习写作的必须功课,比如韩愈文章的气势和神韵,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高峰,不可不读。有些优秀 古文要反复读,最好能背诵,才会有所悟,有所得。谈及写文艺评论如何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传达结合起来,他建议我多读一些西方哲学,比如费尔巴哈的著作。

许多人都有体会,和辛老交谈,如坐春风。这一点,我感受犹深,每次到他家,老人也是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听我把话说够,然后以商榷的口气释我之疑,解我之惑。他投向我鼓励的目光,他耐心倾听的神情,他舒缓坚定的口气,都永远铭记于我的心中!这一切,对我做人做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我在县、市党委、政府担任领导工作时,凡有干部群众来访,我会鼓励他们把话讲完说透,在平等交流中,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对我了解社情民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在是受益匪浅。

十一

辛老退居“二线”担任兰大顾问,终于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我们的来往更多了。他和我谈话内容范围越来越宽泛:说吕梁山区的民俗风情,说他在延安时背着行李在军旅途中的行吟,还有军管会接管兰州大学的一些往事……他的述说像展示着一幅幅富于过去时代特色的画卷,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着我的人生体验。每次交谈都是那样的充实愉快,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年轻不懂事,占用了老人多少宝贵的时间啊。辛老给了我太多的宽容和厚爱,他对我是长辈又如良师益友,我看他仰之弥高又可亲可近。我从他那里受到的教诲足以受益终身。

1982年,兰州大学正筹备成立美育教研室,拟从西北师大要两名美术系毕业生,除了专业要求,还要有一定的艺术理论基础和写作实践。辛老认为我比较适应这项工作,他亲自出面做了协调。在系里第一次宣布的分配方案中,我的去向确实是兰大。等待派遣的那些日子,我在友谊饭店画一幅巨幅壁画,对未来很有些憧憬。想不到,最终我却被分回酒泉。据说省里的大方案是边远地区的毕业生必须回原地工作,学校对此只能是服从(说不出口的原因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辛老对我前途的关心,我是不能忘记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酒泉教育学院任教期间,写了些美学、敦煌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文章。每次发表,我必给辛老带去一份。我的文章,他都会仔细地看,并形成指导意见,要么在见面时娓娓而谈,要么在信中循循善诱,从分析讲评入手,引导我把思考和探索深入下去。他老人家83岁那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回顾延安时期教育的文章,给了我主编的《丝路论坛》,为我们的创刊号增色不少。

十二

随着对辛老更多的了解,我对他的敬重也日益加深,在这位平实无华的老人面前,怎么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产生了拿起画笔来表现他的愿望,看到他是那样繁忙,又觉得不好开口。他退居“二线”以后,我才下决心向老人讲出自己的想法。他不假思索欣然应许。辛老认识一些大画家,也有人想为他画像。他所以答应并不是我这个大四学生画艺有多高,主要是为了鼓励我。我既感激又有些不好意思,唯唯道:“油画费时间,而且摊子铺得大,会给你添许多麻烦。”辛老笑了笑,未说什么。

我观察到,读书间小憩时的神态最能反映辛老的形象特征。于是,我请他坐在沙发上,左臂伸展手扶书卷,右手轻拈眼镜,面部侧对光源,目光迎向我的视角。这个姿势看起来静适,持久了却很费力,老人就这样坚持了数日。在我作画的那些日子,他家原本就不大的书房,被我的画架、画箱、颜料挤得既满又乱,沾着油污的擦笔纸一会就成了堆,对此我很难为情,辛老时不时地示意夫人为我换怀热茶……我选择了偏暖的黑褐和银灰作为基调色,采用稀油薄涂的技法,力求在柔和、平缓的色彩过渡中追求整体协调;衣着、书架、沙发等背景都松松地将颜色铺开,把刻画的重点放在老人清癯的脸和修长的双手,放在表现他优雅睿智的气质和安详仁厚的个性上。可以说,这是我在校4年里画得最成功的一幅肖像,不但为辛老和家人所喜爱,也得到了几位名家的首肯。画完之后,外框还没来得及做,老人即把它挂在书房的墙上。他还将看过画的人对作品的意见和评价记录下来,给我一一转述,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分配前夕,学校举办美术系毕业生创作汇报展。系里指名要我把那幅辛老肖像送展。展览还在继续,我已去酒泉文教局报到。以后的几年里,我曾多次去系里,试图找回那幅肖像画,竟无人知其下落,专为它做的外框也一直空放着。

当时还拍了一些作品照片,1997年《甘肃日报》发表了这幅画作(的照片)。我曾想过重新画一张,以后自己的生活道路与绘画越来越远,只能把对老人的歉疚和无尽怀念深深地藏在心里。(完)

(《兰州大学报》 2016年5月15日 总第885期 第04版:萃英文苑)

发现错误?报错
文:
图:
编辑:赵洋

推荐关注

阅读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