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报]萃英大先生——兰州大学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三)

日期: 2018-10-22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历史地理学家。1947年1月至1948年10月任教国立兰州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代理主任。1948年后,历任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运河》《河山集》(一、二、三集),与顾颉刚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

史念海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校长史学家陈垣先生亲自给学生上课,课读甚严。加之强邻侵逼、国难深重的现实,促使史念海发愤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刻苦学习,因此学业进步甚速,三年级时就修完大学本科生的全部课程,为进行史学研究打好了基础。由于受到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也是出于对陈垣先生的钦慕,史念海对考据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四年级时就连续写出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论文,受到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赏识,遂经顾先生介绍加入了禹贡学会。大学毕业后又被聘为该学会的编辑。史念海正是在禹贡学会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的精神熏陶下,在顾颉刚先生具体指导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写成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此书全面总结了中国2000多年来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上起大禹治水分州之传说时代,下迄民国时期历代之疆域分布与政区设置,不仅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还突破了前人所划定的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在有关人口、都城等方面作了考证分析。至今,这本《中国疆域沿革史》仍是青年学者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必读的入门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念海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学社及陪都重庆之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辑与副编审等职,后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迁至重庆北碚之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等教职,并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建国不久,史念海在院系调整中从西北大学调至新分建的西安师范学院(现陕西师范大学),长期在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这期间,他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力图建立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他一方面结合教学工作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一方面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需要开展科学研究。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着重围绕黄河流域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农业、蚕桑、交通道路、居民聚落与经济等多个侧面,论证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过程,揭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1963年他将这方面的多篇论文,汇集成册,由挚友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命名为《河山集》,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

70年代初,史念海以花甲之年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于野外实地考察,将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结合起来。十几年里他北越阴山,西抵青海,南达珠江,东迄渤海。野外考察使他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获得了现场第一手资料,帮助他订正补充了文献中许多讹传与疏漏,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委托的科研任务,也使他最后实现了由研治沿革地理学向研治历史地理学的飞跃。

史念海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具有的悠久的历史渊源,只要把握好眼下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开拓进取,就一定能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更完善,理论更精湛,研究方法更先进,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就必须使这门学科取得更全面的发展”。

史念海惜时如金,在担任研究生导师期间,他要求学生每天写一篇读书日志,每周写一篇读书札记,两个本子轮换,每周呈交一次。他曾对学生说,他不反对上街,不反对跳舞,但必须知道学生每天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学生的读书日志出现了时间空白,他就会不客气地问他们这段时间做什么去了。对于学生写的每一篇札记,他都认真地批阅,批语有时甚至比学生写的札记还长。他不止一次的告诫学生,“学如金字塔,非博无以至专”,要学生广泛的涉猎自然和人文科学诸科目,因为如果没有广博的学科基础,就不可能有出色的专业建树。

史念海不仅教学生做学问的道理,而且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他不止一次对学生说,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要遵循学术规范,“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这是顾领刚送给他的话,他又把它送给学生们。史念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来没有节假日,经常教诲学生要珍惜时间,在近八十多高龄的时候,每天还规定自己要写多少字的文章。

史念海的一生兢兢业业,对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促使他在学术上节节高攀。如今的兰大人身上也依旧能够看到这种精神,扎根祖国西部汲取的养分,将会通过不断的探索发光发热。

经济学家刘天怡

刘天怡(1914—1992),四川宜宾市筠连县人,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早年赴美国丹佛大学读研究生,后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留学生。1957年在《经济研究》发表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学术论文,引起广泛关注。1980年创建兰州大学人口研究所,任所长。创办《西北人口》杂志,任主编。刘天怡在人口学方面的真知灼见,直接促成了“三西”移民开发思路的形成。1982年任甘肃人口学会会长、甘肃计划生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任兰州大学第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委员。

刘天怡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欣闻新中国成立,毅然放弃学业,于1950年6月回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短暂的政治教育之后,携妻执子来兰州大学经济系任教。

在兰大工作生活的40多年间,刘天怡先生虽然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屡屡被迫中断正常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被迫更改研究方向,但始终以一个学者所特有的执着与胸怀,践行着“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校训,在每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能够作出开拓性的贡献,令同代学人赞叹不已。

刘天怡先生学贯中西,是新中国第一批在该学科取得学位授予权的经济学家,并为我国培育出首批外国经济史硕士。他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跨度大,涵盖范围广,涉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史、人口资源环境学、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理论译著等五个领域。

在美留学期间,刘天怡先生就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学术功底,接受了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系统训练。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具有话语权的学者。50年代在国内经济学权威刊物发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长文,代表了那个时代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流水平。

刘天怡最先提出把外国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的主张,代表作《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2期),系“文革”后首个探讨学科建设体系的论作。

刘天怡是我国西北人口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创办了兰州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及《西北人口》杂志,并出任第一任所长兼主编。其代表作《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看待区域移民问题,在1984年北京“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后,受到中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50年代初,为了掌握当时国际理论界对凯恩斯研究的最新动态,刘天怡翻译了不少资料。甚至在“文革”期间,刘先生刚刚从“牛棚”被放出来,还偷空翻译了《近20年欧洲经济概况》一书。1982年8月,为了解决国内人口学教材不足问题,刘天怡不顾68岁高龄,亲自担纲,组织翻译了美国人口资料《人口手册》及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所著《人口学》一书,对于当时我国刚刚起步的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刘天怡曾先后讲授过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学、外国经济史等8门课程,他的教学方法独特,以启发式、示范式为先导,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刘天怡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视品德修养高于知识修养,常以“宁可德大于才,不可才大于德”教导学生。他以仁人之心待人,手书“心底无私天地宽”自勉而勉人。他的学生赵伟回忆说:“(他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甚至侮辱,和系里同事当有不少恩怨。我们读书时就曾听别的老师提及,但从未听他本人说过这种恩恩怨怨。对少数曾恶意整过他的同事也很宽容”。他虽为著名学者,但对学生如朋友。

刘天怡不以学历论人,按照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选材。没有正式学历,去区“招办”报名,连报名点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上眼的学生却能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刘天怡门下。只因刘天怡看了该学生的答卷后,“感到思路很顺畅……论述题推理有创意,有创新潜力”。

刘天怡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亦写有大量诗词佳作,书法有“雪松之体”之称,我校档案馆现存有一副刘天怡的诗词书法代表作。

刘天怡家两代六口人都与兰大有缘,是真正的“兰大一家人”。妻子白朝莼在兰大图书馆、物理系工作直到退休;大女儿刘元露在兰大中文系勤恳耕耘近四十载;1977年恢复高考,刘家三兄弟同时考入兰州大学,长子刘新陆考入经济系,次子刘仁杰考入数学系(后转外语系毕业),三子刘东平就读中文系,一时传为佳话。

刘天怡把一生献给了兰大,献给了西北的教育事业。他因材施教激励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以仁人之心待人的谦谦君子品质,宽厚大度、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将一直激励着兰大学子奋进前行。

核物理学家徐躬耦

徐躬耦(1921—2014),上海市人。194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50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副教授、物理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兰州大学教授、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系主任、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南京大学教授。徐躬耦长期从事核结构理论及核反应统计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生成坐标方法与原子核集体运动”的研究,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撰有论文《核反应过程的统计描述》,著有《原子核结构理论》《原子核反应理论》等书。

1955年9月底教育部电告南京大学,调徐躬耦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以加强兰大物理学科的建设,配合核物理专业的创建。1955年至1961年,徐躬耦任物理系主任,在基础课程的开设、师资队伍的培养、新专业的设置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兰州大学建立了理论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磁学、半导体等专业。1958年,兰州大学设立原子能系,徐躬耦任系主任。

在女儿徐鸣洁的印象里,父亲非常忙碌,她都是自己带着钥匙上学放学。1958年,在父亲筹建原子能系期间,工作更是格外艰苦,常常要开会到深夜。因为徐鸣洁年纪小晚上不敢一个人在家,徐躬耦就把女儿带去开会。那时条件艰苦,大家围着一张桌子而坐,徐鸣洁困了就睡在中间那张桌子上。等散会了,大家再帮忙把她背回家。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很久。

1959年春,江隆基调入兰州大学,提出“整顿教育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口号,不久又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深受“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冲击的兰州大学进行了艰苦的治理工作。徐躬耦完全赞成和支持江隆基的教育思想,在江校长的领导下,在现代物理系进行了艰苦的创业工作,从建系时十几位教师,发展到百余名教职工,建立了原子核理论、实验核物理、加速器、核电子学、核放射化学等教研室,使得兰大物理系成为当时国内仅次于北大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教学科研基地。

1979年起,徐躬耦开始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务,更是将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他的学生任中洲回忆说:“有一天晚上我7点钟到了徐先生那里,徐先生才刚刚下班回到家,还没有吃饭。徐先生就简单弄点饭吃了,紧接着就和我讨论问题。当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徐先生的爱人和孩子都已经在南京大学了,徐先生一个人在兰大待着,既搞科研和行政工作,又亲自指导研究生,非常辛苦”。

徐躬耦在科研工作中的严谨态度和创新求真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对物理学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浓厚的兴趣,决心献身于科学真理的追求,以科学和教育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服务。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核力与原子核少体问题的研究,在莫赛的指导下,与胡济民一道,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世界瞩目的成果。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作为当时最前沿的成果而被人引用。

从1961年开始,徐躬耦领导的现代物理系在教学上已站稳了脚跟,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成为全系师生的迫切任务。作为全系的负责人,他率先在当时核物理的发展前沿,以玻尔—莫特逊模型为代表的原子核集体运动研究领域,开展了系统的工作。在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可变转动惯量模型,振动与转动耦合、核表面振动的非谐效应等方面,与当时发达国家科学家所做的工作相似。然而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这些研究成果丧失了适时发表的机会,而且也堵塞了徐躬耦在这些领域中进一步取得成就的道路。

1975年,徐躬耦利用承担国防科研任务核数据编评工作的机会,再次带领理论核物理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开展了核反应统计弛豫理论和原子核集体运动微观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项研究中,他不仅把以激子模型为代表的前平衡核反应统计理论成功地用于中子核数据工作,而且还从非平衡量子统计理论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包括多步直接反应和多步复合核反应的核反应统计理论,为唯象的激子模型奠定了微观多体理论基础。这项工作发表于1979年,比类似的FKK理论早一年。他领导的核数据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国防科委战略武器与尖端科技成果四等奖。在集体运动微观理论研究方面,他指导进行了原子核相变的研究,从I-N(Z)核相图上分析原子核集体性质的突变。这一研究受到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视。与此同时,他把生成坐标方法、动力学群和相干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描述集体激发和非集体激发以及二者相互耦合的有效手段,并基于内禀态确定集体运动自由度这一思想,论证了玻尔—莫特逊的几何模型和IBM代数模型的微观多体理论基础,指出了这两个模型的本质联系。该项工作受到核物理学界的著名学者Talmi、Iachello、Klein、Casten和Rowe等人的好评,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奖,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徐躬耦墓碑上写着的“科学、教育、坚毅、奉献”八个字是对他一生的评价,“科学、教育”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坚毅、奉献”是他生活与工作中坚守的精神。徐躬耦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来到条件艰苦的西北,来到兰州大学,为兰州大学的建设发展,为西北教育科技事业和祖国核科学事业的发展,艰苦奋斗,殚精竭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值得兰大人终身学习的榜样。

植物生理学家吕忠恕

吕忠恕(1916-1991),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1年吕忠恕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国外优厚的待遇并未能留住他的脚步,他毅然选择回国。回国后即应教育家辛树帜的邀请,到陕西省武功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授、园艺系主任。1952年调入兰州大学,任教研室主任、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自此他就在西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播撒知识的种子。1984年担任甘肃省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还先后任《植物学报》《植物生理学报》《西北植物学报》《西北高原生物学集刊》等刊物编委。同时,他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曾担任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甘肃省工委主任委员等职。

吕忠恕从不闭门造车,而是立足本土,关注社会。50年代初,吕忠恕了解到甘肃有许多地方进行砂田栽培,但在农业文献当中却很少提到,由植物生理角度分析砂田增产原因的研究更是无人进行。他觉得对于西北劳动人民的这一智慧应当进行发掘和研究,因此决定对兰州的砂田状况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他经常深入到东岗镇一带的远郊砂田进行调查,采集土壤样本,同时还在校园内铺了两块小面积的砂田,进行观察分析,分别发表了《甘肃沙田之研究》《兰州砂田之改良》两篇论文,这一研究是国内首次对砂田的增产原理进行较全面的科学总结,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

吕忠恕还曾连续六年把榆中县冯家湾大队作为实验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实验,开展生长调节物质在农业上的应用研究,将试验地扩大到了五百多亩。几年过去了,农民学到了技术,实验取得了成果,作物得到了增产。农民始终没有忘记和他们共同劳作过几个春秋的吕忠恕,大队的一位老农民特地找到吕先生家里,捎来了自产的冬果梨、红枣、豆子、炒面……这是乡亲们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淳朴的问候。

在教学中,吕忠恕身正为范,兢兢业业,始终把教课视为本职,先后开设了植物生理学、高级植物生理学、水分生理、矿质营养、生长调节物质、光和作用、果树生理等课程,逐步在兰大形成了系统的植物生理学课程体系。吕忠恕深入学习,系统研究,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先后发表了60余篇在国内外极有影响的论文。即便如此,为了能把所学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他总是在课前不遗余力地搜集好详实的资料,认真钻研教材,备好每一份教案。他尤其强调要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支点对学生授课,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风格。1956年吕忠恕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1年开始培养博士生,共培养硕士生、博士生21人,为外单位代培硕士生2人。吕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和其他学生现在遍布全国各地,很多已成为全国生物学界的骨干力量,涌现出梁厚果、张承烈、曹仪植等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

吕忠恕在兰州大学创建的植物生理研究室,是60年代全国教育部直属的两所研究室之一,他也因此被誉为西北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研究室重点研究代谢作用的改变与植物发育过程的关系、植物激素对发育过程的调控作用、逆境条件对植物生理功能的调节与影响等几个方面的科研课题。在他的领导下,研究室硕果累累,曾多次荣获甘肃省科研成果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使得兰州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在国内外植物生理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70年代末,研究室开展了旱地增产及其抗旱机理的研究,使得兰大成为全国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单位之一。同期,吕忠恕和他的团队又研制出了植物水分状况测定仪,填补了国内空白。

吕忠恕虽已经辞世多年,但他在做人、教学、科研等诸多方面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有一句话:“仁者,为公,天下爱之;德者,为民,天下敬之;智者,为众生,其名千古不朽!”让我们沿着先生的道路,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奋斗,为兰州大学生物科学的研究贡献才智,为中国生物科学的事业奉献力量。

工程地质学家张咸恭

张咸恭(1919-2015),江苏沛县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共党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著名的工程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工程地质学界一代宗师。1940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44年毕业并成为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者之一;1946年供职南京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1947年就读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系研究生,后留北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受命主持创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并致力于工程地质教学与科研;1970年随夫人下放甘肃酒泉总寨公社卫生院;1973年调入兰州大学,创建兰州大学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历任水工教研室主任、地质地理系主任、校工会主席;1987年重返北京地质学院。

张咸恭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关心实验室建设。在北大地质系工作期间,工作非常繁忙,除教学工作外,还负责全系财务和抗美援朝捐献等工作,但他仍亲自负责实验室建设。在配制岩石、矿物、矿床标本和薄片之余,他制作的中国地形模型和地质构造模型在当时地质教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全国各地争相定购。

调入兰大之初,临危受命讲授变质岩课程期间,张咸恭发现当时实验室的岩石标本类型不全、典型性不强。利用野外工作之机,他随时采集新标本,周末也领着儿子到黄河北岸徐家湾采集岩石标本,用自行车拉回来,补充岩石标本。

由于国家教委和地质部的重视与支持,北京地质学院工程地质专业实验室建设相对容易,但兰大水工专业实验室建设则颇费周章。当时兰大办学经费和实验用房极为紧张,张咸恭与学校多次沟通,终于在化学楼得到两间房用作土质土力学实验室和水化学实验室。张咸恭也多次到国家教委请求,获得教委专项支持,为岩石力学实验室和地下水动力学实验室建了二层实验小楼(水工楼)。张咸恭坚持“花小钱办大事”“急事先办”,利用学校有限的专款和教学经费,甚至不惜贴进科研经费,凭个人声誉和关系,先后以优惠价、低价甚至无偿从中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武汉岩土所、兰州冰川冻土所等单位购置了一批基本实验设备,满足了教学基本需求。1984年水工专业实验室基本建成,保证了水工专业的运行和发展。

张咸恭特别注重教材建设,他常讲“教材是学生的口粮”,从教数十年中,虽然日常事务繁忙,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仍编写了一系列工程地质专业教材,包括《岩石标本和镜下鉴定观察与描述》《土质学》《工程地质学讲义》《中国区域工程地质概论》《工程地质学(63版)》《岩石肉眼鉴定》《工程地质学(79版)》《专门工程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概论》等。这些教材,无论是油印、铅印,还是正式出版,都及时地解决了无专业教材的问题,“取得极好的教学效果”。

张咸恭极为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早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推荐年轻人进修,与年轻人共同学习,指导年轻人教学科研,后来在兰大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都不遗余力。聂德新教授无比感恩地说:“(先生)对学生的精心教育、关怀,展示了得一恩师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关键!……让学生深切体会到大教育家精心育人的方方面面,让学生在教学、科研征途上,有明晰的榜样,有指引的典范和遵循的道德。”韩文峰教授也说:“研究生毕业时,虽有留校、出国、读博等诸多选择,但我决定留校的最根本原因是受张先生的人格魅力感召。”

张咸恭数十年来并不是一帆风顺。1960年,他在湖北宜昌实习基地带领学生参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产实习期间,担任实习大队领导。受反右倾极“左”思想影响下,队内少数人对他进行了无端批判;1964年,大冶铁矿露天坑边坡设计方案科研项目立项受到了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文革初期受到了无情批斗,并调离教育战线,全家随夫人远涉大西北;在兰大担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和校工会主席期间,个别教师不切实际地闹个人得失,对张咸恭先生产生很深的成见。面对种种不正常和不公正待遇,他胸怀坦荡,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1960年生产实习期间仍然认真负责,保证工作质量,回到学校后,忘我地投入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中;下放甘肃酒泉期间,甘当家属,建病房、牵电线、装电灯、打水井、装自来水、挂号、办食堂、卖饭票、采购食品药品,为卫生院改善条件,三进祁连山为老百姓打井找水。对待曾经批斗过他的人和对他有成见的人,张咸恭以德报怨,甚至给予这些人极大帮助。

虽为工程地质界一代宗师和学术权威,张咸恭从不在别人面前“耍大牌”或倚老逞威,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总是能耐心听取和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对别人的成就,总是充分肯定,“他总把最多的时间、语言用于指出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特点和优点上”,看到工程地质新人辈出,“他总是脸上露出乐呵呵的笑容”。

张咸恭身上有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是治学、为人、待人的典范。正如王思敬院士所评价的那样:“治学如同劲松之刚毅、浑厚、坚实;为人如同翠竹之挺拔、正直、高尚;待人如同红梅之温存、包容、慈祥。”张咸恭对中国工程地质事业的贡献将永留史册,他奠基和开创的工程事业也将会一代代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流行病学专家乔树民

乔树民(1913—1989),江苏省盐城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于194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担任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回国后曾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兰州大学医学院院长;1950年担任西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长;同年7月任大连医学院教授、教研组主任、副教务长,1980年任大连医学院副院长。

乔树民长期从事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流行病专家,中华医学会终身会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流行病学》分卷副主编,美国医学会会员,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中国籍专家,著有《公共卫生学》(上卷)等书。1947年在美国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第四、五届常务委员,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

乔树民终身为预防医学事业奋斗。在抗日战争期间,乔树民辗转于川、黔、湘、桂、陕、甘等省,从事多种传染病流行的防治工作,并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及湘雅、贵阳、广西、上海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乔树民教授认为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是现代医学中互相联系又不能互相代替的三个组成部分,必须“防治结合”才能行得通。他将自己的科学研究进行总结,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为预防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对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乔树民曾在国内外发表论文40余篇,有著作9部,其中,《医学统计法》一书曾被多次再版重印,是广大医学学生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广泛应用的参考书,对医学卫生界的青年起到了启蒙和指导的作用,被公认是典型的医务启蒙教材。

在流行病学理论方面,乔树民提倡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应包括非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60年代初,国际上对这一提法众说纷纭,目前已经得到公共卫生界专家的认同,如肿瘤、心血管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已广泛开展。

乔树民大力提倡接种卡介苗防痨,其专著《卡介苗的理论基础和发展中的问题》《卡介苗测验的诊断价值》于1951年获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科学成就甲等奖。《经鼻接种卡介苗的豚鼠试验》一文,提交1956年国际结核病学术会议,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重视。

1963年,东北及华北数省爆发十万“未名热”患者,乔树民进行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对新金县石城子大队进行挨门逐户的科学生态学全面调查,阐明了钩端螺旋体病流行的病原体性质、传染源、传染传播途径和有效的防治方法,防止了该病的蔓延,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70年代,身处逆境的乔树民与郭永沺、高广猷等人合作,利用3.8平方米的走廊作为实验室,克服了艰苦的办公条件,成功研制了抗癌药物:顺铂(顺式二氯二氨铂),并通过化学鉴定、动物实验及本人自身实验,证明了该药物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转让后在国内首先被应用于临床。1974年,该成果获旅大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其论文多次在学术会议上交流。1980年,他在全国流行病学会议上,宣读了《医学流行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文。乔树民撰写了有关顺铂的论文10余篇分别在省、全国、国际肿瘤学术会议上宣读,对癌症流行病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乔树民忠诚党的医学教育事业,一面长期坚持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一面开展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流行病学人才。乔树民除了为医疗系本科生进行教学外,还培养了肿瘤流行病学研究生4名,均被授予硕士学位,其中乔友林教授现为我国肿瘤流行病学领域领军人物。

乔树民见证了我校公共卫生教育的艰辛历程,向我们展示一位医者的情怀和担当。他兼收并蓄的学习理念,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求学精神,尊崇科学、追求卓越的严谨态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公卫人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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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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