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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报]跟随聂校长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

日期: 2018-06-20 点击: ...
   

作者: 楼劲

  1996年夏,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第十年,有两位一直关心我的老师张代经先生 (时任兰大纪委书记)、刘光华先生先后找我,说咱们兰大原校长、中宣部的聂大江副部长要在历史系找一位老师,协助他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他俩认为我可能合适这一工作。

  经再三考虑,我应允了此事。约一个多月后,聂校长来兰州公干,专门抽空召见了我。这次召见,自是他老人家对我的面试,当时我就知识分子史所谈内容大概应属乏善可陈,但想来张、刘二先生的推荐十分有力,考察基本上算是通过了。从此揭开了我跟随聂校长从事这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写作的经历。

  聂校长对知识分子史的关注由来已久。他曾谈到自己长期在教育和文化口工作,点点滴滴的业余空暇中,如果有一样持续不断的兴趣爱好,那就是知识分子史的研习:一直都在注意收集资料,考虑相关问题。知识分子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新中国在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有一个过程,中央高层曾屡次加以讨论。他举例说,吴冷西同志曾抱着一大摞书,去向毛主席汇报关于知识分子的各种观点,以供了解参考;胡乔木同志几近无书不读,也曾感慨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很难定论。而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是感觉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和复杂,亟有必要深入认识。其中,对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不足,是一个明显的短板。可以说,聂校长心中是把本书的写作视为他退休后要了的一个心愿、看成他此生的最后一项工作的。因此,从全书内容体例之推敲,到写作大纲之修订、作者之选择邀请、各卷进度之督促等等,他皆亲为筹度擘画,更独自承担并完成了先秦卷的撰写,直至暮年坐起艰危,仍兀自执笔案前,改稿不辍。凡此呕心沥血诸端,皆我亲眼目睹,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至今追忆,犹如昨日。

  关于本书主旨,在聂校长亲手写定的课题规划上有清晰的表述:“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群体,始终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以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为对象,以研究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中的具体构成、生存状态,他们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关系,及其社会地位、作用等为主要内容的通史著作。长期以来,我国的相关研究对“知识分子”概念理解过窄,经常将之与“士人”等同起来,而把更大数量的技术、艺术者及文吏、教师等知识群体排除在外。一些通论性的著作,多从某个特定模式出发,以事实迁就和推演有关概念,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揭示社会现象间全面真实的联系。表现为:只围绕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做文章,而忽视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所做的贡献;只集中于某些上层人物,而忽视数量庞大、类型多端的中下层人士;只着眼于其入仕登进、宦海沉浮以及隐逸、耕读之况,而忽视社会发展为知识分子提供的诸多职业出路;只重视其社会守护或批判功能,而忽视其最为基本的知识创造、传播、服务活动及基此发挥的各种社会作用;如此等等。目前我们之所以仍在知识分子群体历史的许多基本面上缺乏认识和了解,便与诸如此类的局限有关。因而本课题的任务,就是要较为系统地整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存在和发展的史实,由此入手来克服前人的局限,争取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史,把研究切实向前推进一步。”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知识分子史研究,除现实的触动外,在观点上曾深受部分海外学者的影响。当时所流行的“知识分子”定义,具体说法虽不尽一致,大略仍从“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出发,借用了卡尔?曼海姆等早期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将之看作特定信念的承担者、贯彻者的观点。但问题在于,“社会的良心”、“基本价值无论是、的维护者”,还是超越个人的公共关怀或具有某种人文担当,其实都可归为一种精神或思想现象。若仅据此来作界定,所谓“知识分子”,显然就不是一种可以据客观条件来定其范围,并且稳定地存在于各历史时期的社会群体或阶层,对此的研究也就不能不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学”,一种特殊的思想史。

  这类研究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却大大收窄了“知识分子”作为特定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应有内涵,直接导致了循此研究的种种缺陷,使其所获认识与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实际状态并不相称。事实上,欧美学界在以“知识”和“思想”两大要素来标识“知识分子”时,一直存在着不少纠葛,当代的知识社会学则多侧重于从“知识”(knowledge)的一面来诠释知识群体或阶层,甚至有鉴于“intellectual”(英语“知识分子”的一般表述)、 “intelligentsia”(俄语 “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英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用此)及“intellectualstratum”(知识分子阶层)过多染上了特定意识形态的气息,不太再就此展开讨论,而是更多地在 “manofknowledge”(知识者)、“knowledgeworker”(知识工作者)、“knowledgestratum”(知识阶层)名下,对各种职业化的知识活动主体展开多重研究。无论相关纠葛和趋势的背景、缘由如何,其中无疑都贯注了对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反思。在我的印象中,聂校长几乎没有正面谈论过“知识分子”的定义,但在课题组成员为之争执时,也曾点明过自己的结论:特定信念或观念形态虽很重要,却须进一步探究思想现象背后的社会存在,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社会群体属性,才能确立“知识分子群体”或“知识阶层”的客观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分际确切的阶层群体研究,也才能真正明确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更好地了解其特有的思想观念。因此,面对“知识分子”定义的众多说法,聂校长坚持认为,以“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来界定知识分子,对现阶段研究来说已是一个合适的出发点。他的这个看法显属思虑已久,经过反复推敲,同时也从善若流地做过调整。如在讨论是否要以“脑力劳力者”来界定“知识分子”时,有课题组成员认为,截然区分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思路过于绝对,事实上两者多交汇于知识分子一身,大量学者的知识活动,特别是技术、艺术性较强的工作更是如此,应表述为“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社会成员”,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来确定知识分子史的对象、范围,当可涵盖以守护社会价值、表达人文关怀自任的少数知识精英,又包括了在这方面表现不够明显甚或相当平淡,而是一般地以知识创造、传播和服务活动为其生计并贡献于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者,同时也解释了在总体上基于“较高文化知识水平”而发生的各种思想现象,因而其足可兼容有关“知识分子”的各家说法。本书正是由此出发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就我个人体会而言,这个出发点对本书写作来说,确实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根本的影响。

  一是在定义莫衷一是,知识分子史研究多少有些徘徊不前之际,由此出发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有关知识者的各种资料,而不致于从一开始就因概念之争,把大量有价值的问题和线索排除在外。归根到底,要解决研究过程存在的问题,克服各种可能的局限,还是要基于事实、清理事实,实事求是地梳理各时期知识分子的诸多表现,这才有助于弄清其具体的构成类型和分层,补足那些以往关注不够的方面,特别是为揭示这个复杂阶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奠定基本的资料序列,从而切实推进研究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当然亦可继续深化认识,审视、修正和完善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二是在任何时期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客观标准,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知识分子即有其他特点,却首先是以此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因而是社会上的一个客观存在、分际清晰的特定阶层群体。这不仅解决了以往知识分子研究偏于精神现象、难以界定其群体范围的问题,也避免了以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这把特殊的尺子来丈量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知识分子状态的凿枘不合,更可把知识分子史的重心,真正转到对特定阶层群体的研究上来,从而更为切实地研究其形成、发展的过程,揭示其生存状态和思想倾向等各个方面的演变。

  三是明确了这样一个出发点,也就突出了从知识的角度来研究知识分子群体的必要性。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和作用、地位,显然都须以知识存在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过程来说明,这正是介于社会基础和知识分子状态之间的一个认识纽结。要之,正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体系,包括高、低端公共知识和专门技术、艺术等各种知识的特定结构关系及其各自赋有的社会属性,构成了说明知识分子群体状态的一个关键,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具体构成和生存状态,还是其知识活动和由此而来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实际上都与知识体系的这种结构态势内在相关。而以往的知识分子研究,或直接基于社会状态来讨论某些思想现象和精神传统,前已强调其实质上并不是一种阶层群体的研究;或一般地以经济基础、阶级关系来说明其依附属性,但兼跨了各阶级又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却自有其特点和发展的脉络,其局限都是抛开了知识体系来讨论知识分子,这是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说服力都显得有限的一个要因,因而是今人研究亟待补上的一课。

  四是“知识分子”的内涵被如此扩大后,研究的困难也就随之扩大了。在由此出发需要展开研究的众多问题上,现有知识分子史研究成果可资参考的不多,有关知识体系和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研究,更是以往讨论的薄弱环节,即便在教育史、学校史等成果相对较富的领域,也还都留有不少空白。这就使得整个课题从资料的收集到相关现象、事态的梳理,几乎都需要重起炉灶加以清理和筹划,工作量之大自然远远超出了预料,课题计划不能不一再变动增改。为之,课题组成员也曾试图在 “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增加限定词来约束研究范围,如以前面所说的“脑力劳动者”,或以“知识创造、传播和服务活动者”,来取代内容宽泛的“社会成员”一词,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对本书写作的影响同样是根本性的。不过在我看来,确定这样一个出发点所带来的工作量和困难虽多,却总还有望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来逐渐接近准确的认识,即便是留下若干错误、教训,亦足启迪来者、有益学界,比之于一开始就收缩战线、丢三落四,甚至南辕北辙、愈趋而愈远的出发点,这应当也可说是现阶段的一种取法乎上的考量吧。

  以上这些,基本上就决定了本书内容、体例和方法上的特点。需要在此说明的是,课题的准备工作,是在聂校长从中宣部任上转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后启动的,到1998年底,经他联系,调我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得以与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一直都在协助聂校长从事相关研究,制订课题规划的李宏学长一样,随时前往万寿路聂家求教请益,做一些查找、核对资料和修撰课题写作大纲的工作。到2004年,因课题经费得到落实,才确定了课题组其他成员,正式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在聂校长最初设想的工作计划中,整个课题主体部分的研究,应该从原始末期通到近现代,也就是从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最初的萌芽和形成,历经秦汉至明清的发展演变,直到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转型的。故本书原定的先秦卷和近代卷,着重要解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源与流,其研究和写作当围绕这个群体形成和流变的一些关键问题来展开。在这两端之间各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状态,则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四卷来依次讨论和阐述,由于这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态相对明确,其各个方面先后演化的衔接性较为明显,因而原则上都要求包括“群体构成”、“养成体制”、“职业出路”、“收入生计”、“阶层地位”等5个主要部分,至于具体章节的安排,则由各卷据本时期的实际状况随宜调节。除这样一套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多卷本通史外,为更切实际、更为深入地考察和展示某些知识群体的状态,聂校长又设想对教师、文吏、医师、方术士、工匠、伎乐者及女性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展开专题研究,以与通史相辅相成,更为系统、全面地刻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总体面貌,并且先期安排了“中国历史上的医师”和 “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知识分子”两部著作的撰写。

  这个计划无疑是宏大的,是便于并足以对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做全面、系统研究的,但其显然需要各卷作者有较为扎实的断代史功底,有深入研究各时期知识体系和知识群体状况的必要素质和充分准备,同时也对课题展开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课题的实际推进和各卷写作过程,也正是在这些方面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即就各卷作者的情况而言,除一开始所定先秦卷由聂校长自任,魏晋至隋唐卷由我担任外,聂校长原定由兰大刘光华先生负责秦汉卷,李蔚先生负责宋元卷,王劲先生负责近代卷,高伟先生负责医师卷,由西北师大的田澍先生负责明清卷,由中国传媒大学的李宏先生负责女性卷。但在具体落实之时,李蔚先生因身体多病难任写作,改由中央党校文史部的张军先生负责宋元卷;继而刘光华先生因年高体衰,改由兰大雷紫翰先生负责秦汉卷;王劲先生则因常年出国在外,改由西北师大的郑锋先生负责近代卷。这些调整均经历次课题组会议确认,并由新定作者汇报工作计划,共同讨论相关问题,各卷写作预计在2014年全部完成。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各卷研究和写作的艰巨性不断凸显,作者们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研究上的短板需要努力补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具体撰写进度很不顺利,又陆续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困难。自2010年以来,高伟先生因眼疾严重,自诉几近失明,已无法完成医师卷的写作;继而李宏先生不幸因病去世,女性卷写作亦告中辍;分别负责秦汉卷和近代卷的雷紫翰、郑锋先生,则因种种变故,现仍不知能否完成任务。众所周知,作者是完成课题的第一条件和保障,上述这些情况,当可说明本书写作何以旷日持久而形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基本背景。回想这个不得已而陆续收缩课题目标任务的艰难过程,由于当时聂校长所患帕金森等病已甚严重,每次跌跤骨折后身体状况即明显下降一大截,以致有兰大学生隔年前来探望,见其衰老之态而痛哭失声,因而课题的组织、协调工作,至此已均由我承担,上面所述问题的出现,以致课题研究和本书写作拖沓至今而留下不少缺憾,我实不能辞处理失当、督责不力、协调无方之大咎。每思及此,即深为自己有负聂校长重托而惭愧无地。

  2014年5月12日,聂校长在北京病逝,除他的家人外,我是唯一在场的兰大学生。目睹遗容,悲恸之余,不禁想起1996年聂校长来兰州时,与我谈论知识分子史研究时的情景,当年他尚步履生风而颜若壮岁;2004年以来我曾数次陪他前往兰州布置课题有关事宜,他体力尚好,有空时常步行到兰大家属区探访当年的同事和老师,言谈间提到其左眼近盲而右眼仅余0.2的视力,而每日所好仍在于读书;最后5年他已诸病缠身,却还在案头孜孜矻矻地修改他的先秦卷稿子。这二十多年中,聂校长从身轻体健逐渐衰朽老弱的过程,是与课题的展开和本书写作相伴随的,是与他点点滴滴的心血倾注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相伴随的。直至他辞世前一周,我去友谊医院病房探望时,他还执意下床,勉力坐于轮椅,郑重握着我手,托付了课题的各项工作,嘱我代他校读先秦卷清样,抓紧催督完成其他各卷的写作,并让我代向一直以来支持课题工作的兰大领导、兰大出版社尤其是具体负责本书编辑的施援平先生致以谢意。他老人家对于本书写作,对于课题和整个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关心和努力,可以说一直坚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值此《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出版之际,谨书此代为本书序言,以纪念敬爱的聂校长。

    (《兰州大学报》第920期  2018年5月15日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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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晁芊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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