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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英记忆】刘善修: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日期: 2017-06-30 点击: ...
   

  时间:2016年9月28日、2017年6月7日
  地点:兰州市
  人物:刘善修(兰大第一任分党总支专职书记)
  访谈人:王秋林
  拍摄:陈闻歌  红叶
  文字摘录整理:徐瑾涛(2015级萃英学院数学班学生志愿者)
  文稿审定:段小平 陈闻歌

  王:刘书记,您好。我们是兰州大学档案馆,马上就是国庆节了,今天专门来看看您。

  刘:好啊,谢谢了。

  王:您老好福气啊!96岁了,还行动自如,气色也好。

  这是我们新出的一本书(递上《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1》)。眼力还好吧?这里还有一些学校档案馆的资料,给你放在这里,回头慢慢看一看。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请兰大的老领导、老先生、老校友回顾一下在兰大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您是兰大的老领导,今天请您谈谈当年在兰大的工作、生活情况。

建国初期兰大的党建工作

  刘:我在兰大工作了11年(头)。1953年,我和林迪生先后到的兰大,他先来,我后来。我是第一任兰大的(专职)党支部书记。

  王:当时是支部还是总支?

  刘:当时还是分总支。总支是兰州市委,我是兰大的分总支书记。那时候(分总支)只有3个支部,文科一个支部,理科一个支部,校部一个支部。党员少得很,才三十几个党员。那是刚解放的时候。

  1951年,我被调到宁夏省委统战部,做了两年的统战工作。1953年,甘宁两省合并成为甘肃省,原宁夏地区称为银川地区,归甘肃省领导。原宁夏省委组织部决定,让我到惠农县做县委书记,属于银川地委领导,并将我的档案材料报送西北局备案,但西北局将我分配到兰州大学,并建议我从事党务工作。我于1953年10月到兰州大学报到——就职高等学府,从事党务工作。同年11月,兰州市委组织部批准我任兰州大学分党委总支书记,并兼任组织委员。教务长高诚斋任统战委员,哲学助教叶金声任宣传委员,校团委书记李大诚任青年委员,校长林迪生、还有康世臣、李志杰为委员,李志杰同志负责日常事务工作。我成了兰州大学第一任党的专职负责人,这个职务原来是由校长林迪生同志兼任的。

  党要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教学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党组织和党员。那时的情况是党员少,有的系、有的班一名党员都没有,让谁去保证呢?根据这一情况,分党总支研究决定要加快发展党员。

  分党总支的指导思想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既要放手,又要慎重。在审干工作基础上,只要政治历史问题查清,本人有要求入党的愿望,就教育培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绝对不能马虎行事。各位分党总支委员作为各部门的负责人,要做到兵对兵,将对将,把发展党员工作落到实处。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也是如此。青年学生年轻、经历简单,思想比较单纯,只要学习好,思想进步,有入党要求,就可以大胆放手发展,但绝不是“拉夫”式的。

  1955年夏季,高教部长杨秀峰到兰州检查工作。林迪生校长和我到省政府交际处向杨部长汇报兰大工作情况。杨部长指示,兰大工作重点是发展理科,办好理科,突出理科。我们在思想上明确了工作方向,要在理科加强建党,发展高级知识分子。物理系主任徐躬耦教授、化学系刘有成教授等同志,就是在审干中(经我介绍)发展的新党员(我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虽然重点是理科,但是党建工作没有忘记文科,将够条件的(文科)师生发展为党员。

  经过几年的党建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截至1957年3月,全校共有270余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各系成立了党支部,这给成立学校党委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1957年3月24日,经省委批准,中国共产党兰州大学委员会成立了。党委由刘海声、刘善修、林迪生、陆润林(教务长)、任雄士(人事处长)、邱贤道(总务长)、叶金声七人组成,刘海声任书记,刘善修任副书记。党委成立大会除全体党员参加外,还邀请了学校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学生代表,许多知名的老教授也参加了大会。我在大会上作了(分)党总支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从此,(分)党总支的工作结束了,完成了历史使命。

参与领导学校审干和肃反工作

  解放前,国民党发展的大批军警、特工人员分布在各个机关、院校,残酷镇压杀害共产党员。兰州大学地下党支部在解放前夕惨遭破坏,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校革命师生和共产党员七人,他们是:陈仙洲同志,俄文系学生,时任中共兰州市学委书记兼兰州大学支部书记,于1949年8月11日被杀害;程万里同志,任教兰大附中,负责领导各中学党支部工作,于1949年8月9日被杀害;魏郁同志,历史系助教,时任中共陇右工委兰州大学支部书记,于1949年8月21日被杀害;焦洁如同志,兰州大学俄文系二年级学生;陈敬宇同志,兰州大学植物系二年级学生;李承安同志,兰州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杨怀仁同志,兰州大学附属中学教员。他们被捕后,在敌人监狱里经受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兰州解放前夕英勇就义。

  兰州大学地下党支部遭破坏,七名革命师生被害,他们的鲜血能白流吗?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根据当时情况看,原训导处是暗藏特务的地方。特务抓共产党员就是从训导处查到的照片和宿舍房号。原训导处主任解放前逃往台湾,我们对原训导处长进行了审查。他交代他和甘肃省主席郭寄峤是好朋友,郭经常请他吃饭、喝茶,交往甚密。他在国民党刊物上经常发“戡乱救国”的反动文章。其他的他没交代。我们分析,他可能是高级特务,单线联系。有关人员逃亡台湾,无法调查,他的问题只能暂时挂起来。我们让他继续教书,找他也只是谈谈话,没有斗争过,也没有给他戴什么帽子,方法很文明。但是,在“大鸣大放”时他自己跳出来喊冤,学生不明真相,也替他喊冤。我们将情况向学生讲清后,学生们不替他喊冤了,反而斗了他。

  因此,兰大审干肃反工作必须进行,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兰州大学审干肃反运动,是在全国大好形势下进行的。兰大师生投入到运动中来,为我们内查外调创造了条件,取得了很大成绩。林迪生校长和我还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介绍过经验。

  审干肃反取得的成绩有:清查出兰大中文系一学生在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的记者,经人介绍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解放后考入兰大中文系;清查出一干部,河北省正定县人,是个有血债的汉奸,杀害过我抗日村干部党员,日本投降后他投靠国民党军队,石家庄解放时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后转业到兰大总务处任伙食管理员,查清后送回原籍处理;清查出一反动的害人“一贯道”道首,解放前夕混入兰大小卖部当经理,后送回北京原籍处理;清查出三青团分队长若干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多人;清查出参加国民党外围反动组织的若干人;清查出参加过封建迷信组织的多人,什么青红帮、兄弟会、盟兄弟会等,真是五花八门。

  经过肃反审干运动,清除了隐藏在师生员工中的毒瘤,纯洁了队伍。有问题的师生员工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组织上弄清了问题,正确使用干部,正确分配毕业生,做到了心中有数。但有个别人对审干肃反运动有不满情绪,说什么扩大化了,小题大做等。兰大肃反运动,清查出有问题的人并不算少,还有中统特务分子。解放初期,台湾蒋匪帮一直喊叫反攻大陆,假设敌人真的反攻大陆成功,以上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不知道又要杀害多少共产党人。审干肃反运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天下,所以说是正确的,绝非小题大做。

50年代的兰大印象

  王:您和林迪生先后来到兰大,当时的兰大是个什么状况?

  刘:1956年前,兰州大学位于兰州市西关十字萃英门内。当时的兰州大学生活条件很差,学生住宿楼大小有五栋,都是二、三层砖木结构的简易楼房。教职工家属住的是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做饭、冬季取暖都生煤火炉子。没有自来水,教职工家属都买水吃,一担水三五分钱。水是从黄河挑来的,很浑浊。因此每家都备有两个盛水器具,哪个器具水澄清了先用哪个,就这样轮换着用。员工灶、学生灶用水多,学校有一辆马车到黄河去拉水,供大灶用水。因为没有自来水,就没有现代的抽水马桶,用的都是旱厕所,学生和教职工合用一个。当时的兰州大学和农村一样,卫生条件很差,洗澡必须到街上澡堂去洗。那时兰大只有一辆美式吉普车,一辆苏联吉普车,供校领导乘坐。当时兰大的生活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王:当时大概有多少老师和学生?

  刘:我记得教职工学生一共大概千儿八百人。那时候就是八个系。文科三个系,理科三个系,(还有医学等)一共我记着就是八个。

  那时候在萃英门,以后,1955年才建新校(现盘旋路校区)。这是和医学院、科学院一块建的。那时候(盘旋路)这个地方都是坟滩,没有人烟。连兰州火车站都是荒草滩。1958年才建的铁路局嘛,那时的火车站还是席棚子搭的。兰州那时候才十几万人口。

  我现在脑子也迟钝了,记忆力也差了,好多都忘了,记不太清了。唉。我今年96岁了。

  那时候,南方考来的学生多一些,上海来的,广州来的,还有四川的学生。那时候四川的学生多。广州学生来的时候,我们到车站去接,啥行李都没有,就是穿着一个拖板子鞋,一个裤衩子,一个背心,胳肘窝夹着个凉席子。学校给他们补助棉衣、夹衣。

峥嵘岁月,心胸坦荡

  王:您这一辈子经历很坎坷,经历的事情也很多,很不容易,您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刘:我们这人心胸都比较坦率一点,你想我活了96岁,林迪生活了94岁。林迪生的一生也坎坷。他入党也很早,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闹学潮,日本把他驱除回国来了,把党籍都给丢了。他就跑到延安来了,1937年在延安又入党了。后来和日本恢复外交,根据从日本取出来的档案,他的入党时间又恢复到了1927年,是1927年的老党员了。我是1937年10月份入党的,当时是15岁。卢沟桥事变后,我们那里很快就让日本人占领了。我是保定人嘛,我们那里就成立了人民自卫军。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善修

  我们那时候的司令员是吕正操,后来任铁道部部长。他是东北人,原来是东北军的,在南苑打仗,他是团长,南撤撤到我们河北河间,他不走了,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我们就属于冀中军区的。那时候地下党在我们那里组织县政府。反动势力也还很厉害,什么反动会的红枪会、大刀会。那时候吕正操有一个团,就一个连驻扎在一个县里头,就把那里形势打开了。以后我们都撤到太行山地区了。在太行山里头,原来的陆军中学就改成抗大二分校了,吕正操是陆军中学校长。胡宗南的部队要攻打延安,吕正操就带着部队保卫延安去了。我们学校就变成二分校了,抗大二分校。后来我们校长就是孙毅,孙胡子。全国解放以后,孙毅当过河北省的省长,以后是军委参谋长。日本投降了以后,我们就改成解放军了。北京、天津都解放了,我们就解放西北来了。我是省级部队的,开始司令员是杨成武,以后是杨得志,罗瑞卿是政委,杨得志是司令员。我们是19兵团,解放西北来了,解放兰州、宁夏来了。以后就留下来了。

江隆基像长者一样关心我的成长

  江隆基是1959年(初)来兰大的,他来了是校长。他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留学日本、德国,是党内红色教育家,在兰大还教过德语。刘海声书记调到甘肃省文教厅去后,江隆基就是书记、校长,林迪生是副校长,我当助手。

  我原在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七分区司令部工作,1943年春被保送到陆军中学学习,学制三年。那里是培养抗日大反攻骨干力量的地方,吕正操将军任校长。1943年,国民党在陕北闹摩擦,吕司令员带部队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抗大附中和陆中合并,校名改为抗大附中,校长是江隆基同志,所以我称江隆基是我的老校长。合并后,陆中学生成为一大队,附中学生成为二大队。虽同属一个学校,但太行山里人烟稀少,两个大队又相距近百里路,学员们从没有见过面。江隆基校长到我们大队看望大家,并作了一次生动的讲话。他说你们都是来自部队的青年干部,要好好学习军事技能,提高指挥能力,成为大反攻的骨干力量。还要努力学习政治课、文化课,提高政治文化素养,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文武全才的合格军人。我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声。

  江隆基从北京大学调到兰州大学任校长,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是我的老校长,我特别高兴。他的老伴宋超是我的老乡,我们的家乡相距二十华里。在兰大时,江校长住二楼,我住三楼,是近邻,因此关系更为密切。江校长既是我的老校长,又是我的首长,我很敬重他。他为人正派,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非常谦虚。有一次我俩谈话,他说中宣部负责人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是去安徽大学工作,还是到兰州大学工作。他考虑自己是西北人,还是到兰大工作吧。就这样到了兰州大学。他说自己是在北大犯了错误的,中宣部给他戴的帽子是中庸思想,让我常帮助他,经常提醒他不要再犯错误等等。这么高级的干部还这么谦虚谨慎。我说你是我的老校长、老领导,水平高,各方面经验比我多,能力比我强,应多多指导我的工作,我一定当好你的助手。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交换思想。

  江校长常常指点我说,你年轻,前途远大,礼拜天常到省委领导家中汇报工作,事事多请示汇报,让领导了解兰大的情况。还嘱咐要和区上、街道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他像长者一样关心我的成长。

  暑假期间我陪江隆基同志去了趟河西走廊。江隆基同志在一次开完党委会后说,他没有去过河西,想利用暑假去河西看看。海声同志说他去过了不想去,我和林迪生同志说我们没去过,愿意陪江校长去一趟。于是我们三人乘一辆华沙车同行。第一站到武威黄羊镇农业大学住宿,受到农大领导招待;第二天农大校长李运和我们同行,在张掖参观了大佛寺等名胜古迹;到酒泉参观嘉峪关城楼、酒钢建设基地以及酒泉公园。看了汉朝大将军霍去病碑迹,然后到敦煌参观莫高窟。说来很巧,我们到时朱德总司令一行刚走,常书鸿院长又接着接待我们。我们走一路参观一路,收获不小。

  我们三人中属我最年轻,三十多岁的楞小伙子,又没有经验,性格直爽。一路走来,对大炼钢铁,粮食高产,什么亩产多少万斤,我有不同看法,议论了一路。路过张掖地区时,看到大炼钢铁的炉子修在公路两边,一排一排很像群众家做饭的灶台。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小土群”,即土法炼钢。晚上点上火像两条长龙,热火朝天,看起来场面壮观。为什么修在公路两边呢?因为那是给领导看的,实际根本炼不出钢来,只能烧出铁块。这是弄虚作假,蒙骗领导的招数。到了敦煌县,我看到棉花长了有一尺多高,我数了数,一棵棉花才结二十多个棉桃,怎么能亩产千斤呢?在兰州我就看到《甘肃日报》上登的消息,说敦煌县亩产已过千斤,即粮食亩产量一千斤,棉花产量一千斤。我又开始发议论,敦煌的棉花杆长得那么小,我家乡的棉花杆能长一米多高,分那么多杈子,一亩地收个四五百斤就是高产了。而敦煌棉花杆那么小又无多少杈子,怎么能亩产千斤呢?我有怀疑,这又是虚报浮夸,欺骗领导。我参观一路议论一路,回到学校,省里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内容就是针对那些怀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认为是劳民伤财、怀疑粮食产量亩产几万斤是夸大指标、虚报浮夸的人。凡是抱有怀疑的人,被揭发出来不是定为右倾反党分子就是秋后算账派,帽子一准给戴上。我一路的言论如果被揭发出来就是高质量的右倾反党分子,或秋后算账派,戴两顶帽子没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两位老领导没有揭发我,我得以 “蒙混过关”。这两位老领导政治水平高,修养好,不会落井下石,借机整人。可在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有少数人出卖灵魂。虽然他们也怀疑“大跃进”、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粮食产量虚报浮夸,但他不说实话,这还情有可原。最可恶的是他趁机揭发别人,黑着良心说瞎话整人。这种人的思想品质极端恶劣。

  1962年,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要解决“虚报浮夸”问题,省委派一批好干部到基层去工作。我被派到镇原县任书记兼县长,要求三年改变镇原落后面貌。由于掌握政策得当,加之三年风调雨顺,天时地利人和,据统计,到1965年过年时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杀了猪、做了黄酒,结束了吃回销粮的历史,镇原落后面貌基本改善。因此,在我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庆阳地区的十位干部给我送了一幅四扇屏刺绣的竹子,评语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竹子后面画了几个石头,评语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另送一双缎子拖鞋,评语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好作风。2009年11月18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甘肃省委办公厅发文,我开始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

刘善修先生近照

  王:您写了一本书,档案馆想收藏。

  刘:我写的那本书叫《峥嵘岁月》。如果家里还有的话,我给你们送一本,因为那时候印的不多,我给兰大党委没有送。

  王:那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打扰您了。过节了嘛,过来看看您,老兰大人了。在兰大做过贡献的,都不能忘记嘛,应该来看看。

  刘:做啥贡献,就是做了点工作吧。

  王:做了工作的,都不应该忘记。好,再见。

  刘:谢谢,谢谢。再见再见,我不远送了。

【后记】

  经物理学院原副院长刘肃教授推荐,我们采访了刘善修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刘老多次提到“我现在96岁了,好多事都记不清了,我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峥嵘岁月》,那上面都有,需要时可以参考,以那上面所述为准”。因此本文参阅并摘录了《峥嵘岁月》部分段落,成稿后,经由刘肃教授转交刘善修先生审阅。2017年6月7日,在刘肃教授陪同下,我们来到天庆嘉园刘老居所,再访刘善修老人。刘老很高兴我们的到来,再次面对镜头追忆了过往的片段,和我们一起认真订对了文稿内容。刘老耳背,交谈中我们必须大声地喊出来;视力也不好,看文稿需要戴老花镜,配合以放大镜,很辛苦。刘老面色红润,生活自理,头脑也还清楚,他告诉我们:我现在吃饭挺好,身体没有大碍,看样子能活100岁。当我们离开时,他坚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一再招手,说:“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

【人物简介】

  刘善修,1922年生于河北省定州东城村。15岁加入党组织,任抗日青救会主任并当选为抗日村长。三年后参军,先后任冀中七分区司令部通讯科见习参谋和指导员。

  刘善修满门忠烈,家中有多位亲人为抗日捐躯或被汉奸出卖杀害,有的至今不知葬骨何地。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期间,刘善修作为连排级干部培养对象,克服文化水平低,通过军事、政治和文化课目的学习训练,进步很快。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善修原中队编入中原野战军十九兵团三纵队,他任营教导员,先后参加了大同战役、青沧战役、正太战役、保北战役,随后,又相继在解放石家庄、太原、兰州和宁夏的战役中英勇作战。

  全国解放后,刘善修转业到地方工作。1953年10月调到兰大从事党务工作,先后任兰州大学分党总支书记、党委副书记。曾任甘肃省镇原县委书记兼县长,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1983年离职休养。

文:
图:
编辑:晁芊桦
来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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