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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乡村政策落地要多倾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
大学生村干部应有明确化、制度化的上升通道

日期: 2017-06-20 点击: ...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杜园春

  农村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关于农村的一系列政策,在基层的实践状况究竟如何?在政策着陆的“最后一公里”,发生了什么事?遇到哪些切实的困难?

  为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位在中国西部农村工作了3年的实践者——赵安之。作为兰州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硕士,在学业有成之际,赵安之选择投身乡村,先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五里沟村、祁川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城关镇团委书记等职务。去年,他写作的《祁村奋斗》一书出版,真实记录了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参与基层实践的经历。

乡村问题要倾听实践者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会考虑大学毕业后进入基层农村工作?写《祁村奋斗》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赵安之:我国的农村问题一直存在。我在学生时代学的也是法律和农业相关专业,对扶贫开发和乡村治理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就想去试试。

  通过在农村基层3年的实践,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国农村现阶段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难题,包括一些被误解和被忽略的情况。我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也为一些基层工作者提供借鉴和参考。而且基层工作者很难有人代言,当我回到学术界,我便决定,要以基层工作者的视野,来做这样一件事。

  中国青年报:一开始接触基层农村,对比您之前在高校的理论学习,有没有感到反差?

  赵安之:反差是存在的。在学校接触的是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而在基层实践中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很多政策在基层落实的过程中存在着技术难题,而这种技术难题只有实践者才能体会到,也是学术界很少关注的。有的人将政策着陆的“最后一公里”没能落实到位全都归咎于基层干部的能力、道德素质等,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政策在基层落实中确有难题,我们应该倾听实践者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有具体的例子吗?

  赵安之:比如农业补贴,政策初衷是为了鼓励农户种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补贴方法是自上而下,从中央拨款到各省、各县,再以“一折通”的形式直接拨到农户手里。但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发现,最初土地分给了每家每户,但后来很多散户已经外出打工、不再耕种,将土地租给其他经营主体。这部分流转经营主体不仅拿不到国家的补贴,还承担着昂贵的地租。那么,如何合法地让这些散户把已经到手的钱再拿出来,真正落实到流转经营户手里?几乎没办法。一个流转经营户可能同时承租了几家甚至上千家的耕地,而且数据具有流动性,数据采集成本、监督成本都非常高,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

基层数据不完备、不公开的情况严重

  中国青年报:在书中,您特别提到了基层数据资料的不完备,这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赵安之:农村基层数据资料不完备的情况太严重了。我任祁川村村支书那段时间发现,不少数据都是空缺。我曾尝试去上级相关部门查找,却被拒绝。后来我只能自己查找官方已公开的数据,计算推算出相关指标,或通过开展调查,来估量个大概。

   以拆迁安置补偿政策为例,拆迁安置补偿是要按人口来分配。那么一个村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很多人会纳闷,一个村有多少只羊可以数不清,但有多少人口怎么会不清楚?目前计生委、公安局、乡政府等各机构、各系统收录的统计数据都是有出入的。比如,一些户曾挂过亲戚的户口;有的人结婚、离婚不领证,认为民间认可就行,导致娶进来的媳妇户口不在当地;有的政策外生育的孩子也不会去登记户口……村干部对实际人口可能有一个大概的掌握,但也会存在出入。

  中国青年报:您对基层农村构建完整的数据资料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赵安之:希望在政府信息公开上,能够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哪些数据必须公开,让政务工作有法可依。在社区,提倡居民建立一种习惯,一种信息公开、透明、阳光的习惯,而不是光靠政策。比如,通过建立网站或宣传栏张贴等形式,每年定期公开村级财务状况,及时公开、及时统计,让数据说话,来直观评判干部的政绩。我曾在村里要求制作一个黑板,用来按时公示财务状况,但后来只有黑板,没有内容。说到底,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村民支持,只能是倡导者在自说自话。

精准扶贫,难在贫困户的识别

  中国青年报:当年您初到祁川村时,贫困状况是怎样的?

  赵安之:祁川村位于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距县城9公里。当时辖区内有农户548户,人口2348人,其中贫困户437户,贫困人口1845人,贫困面达79%,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道路、电网、水利建设等,都非常落后。

  中国青年报:对此,您作出了哪些努力?

  赵安之:短期的、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如道路建设、电网改造、水利建设、学校修缮等。但我更看重的是,观念、制度层面上长期的改变。如经济上,我建立了村民互帮互助组织,通过互助资金协会为村民提供小额贷款金融服务;行政上,我创立了村级人大,由各村小组选举代表,进一步组建村级人大,并配以制度设计。让“民主”有落地的土壤,进入百姓生活中。

   中国青年报:您在落实扶贫政策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赵安之:我们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过程,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阶段。但在精准到户时遇到了问题,就是贫困户的识别,难度太大。

  最初我们采用定量的办法,即根据严格的公式计算人均纯收入,再进行倒排序。公式中包括受教育程度、劳务输出、占有耕地等诸多项,通过各项加权核算出最终数据。实践中,我们按照流程算出了548户的数据,倒排序后发现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赵安之:首先,收集数据时,很多项的数据农民不知道如何去核算、什么该算什么不该算。其次,很多数据我们无从核对,主要靠村民自主报填。我们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家里有车、有房、有产业、有公职人员的“四有户”也在贫困户之内,后来我们从车管系统、房管系统、工商系统等查底,将这部分人全部清理出去,并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将结果进行公示。

  中国青年报:之后你们是如何识别贫困户的?

  赵安之:定量结果不尽如人意,只能靠村干部定性地对村民进行了解,这样可信度更高一些。当然,缺少了“量尺”型工具的辅助,随意性很大,结果还是受到不少农户的质疑。

大学生村干部应有明确化、制度化的上升通道

  中国青年报:您主要从经济和法治方面来为乡村治理出力,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和突破。那么,刚从学府走出来的大学生们,他们都做得怎么样?

  赵安之:近些年到基层去锻炼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他们有各种知识结构、专业背景,这为农村社会注入了很多新鲜力量,也作出了一些成绩。比如,有年轻人擅长创业,带头做企业;有的利用互联网资源,致力于做电商;还有的会制作VCR、写小说,通过宣传让外界看到中国农村。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的整体状况和发展前景怎么样?

  赵安之:我认为选择做大学生村官的机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上得来”,现在“下得去”的通道打开了,但一定能“上得来”吗?我认为应有一个明确化、制度化的通道,让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上来的。当然,如果只带着一颗学术之心,去成长、去观察,也是非常值得的。但若期盼因此而圆政治理想,通道还不够畅通。

  中国青年报:结合您3年的村支书工作,从基层干部群体出发,您有什么想说的?

  赵安之:基层是政策执行的末端,在实践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这部分群体,多给他们发声的机会,同时给他们施展的空间,并允许一定的试错机会。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6月20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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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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