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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报]传承过去 造就现在 开创未来
——雷恩海教授谈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日期: 2017-05-27 点击: ...
   

作者:本报记者 罗小芳

  雷恩海,男,1969年生。1996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光华奖,1999年6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治明清诗学。2001年6月出站,2006年6月晋升教授。自2001年起,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起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兰州大学教授、兰州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校“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丝绸之路智库建设专家、文学院学术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项以及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多部,发表百多篇学术论文,讲授中文专业多门核心课程。主要社会兼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唐代文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韩愈研究会常务理事、刘禹锡研究理事、北京智诚阅品学术顾问、甘肃政法学院兼职教授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雷老师,有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观众对一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比如《中国诗词大会》的青睐,还是国家相继出台的有关政策规定,比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似乎都显示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优秀传统文化(国学)在我们国家正在越来越被受到重视和尊崇,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雷恩海(以下简称雷):这个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我们有着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国家、社会发展到现在,必然面临着一个重新走向文化、振兴文化的过程。近30年来我们重在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增强国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从文化的根脉上汲取滋养,就很有必要。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是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支撑。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是思想深层、灌注在血脉里的一种积淀,事实上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本身需要回归到过去的根基上去,如果不回到根基上去,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内在的东西。打个比喻来说,回归优秀传统文化就相当于我们人知道自己的昨天一样,知道昨天,就会安排今天,就会知道如何走向明天。如果一个人早上起来失去了记忆,就不知道自己今天该干啥,因为你忘记了过去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该如何安排当下,是作为环卫工人去清扫马路呢?还是作为公务员去机关上班?还是作为教师去教室上课?因而也就不会明白该如何走向明天。所以我们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就必须记得过去,传承过去一脉相承的思想,而这一脉相承的思想恰恰是我们华夏民族所形成的东西。我们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了了解我们民族过去是怎样走来的,在当今世界中的处境,在未来世界中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在世界文化、世界民族中从哪个层面去发展,其关键就是我们当下该如何去安排好,该如何生存,怎样努力奋斗,发扬光大,然后发展起来。

  前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文化共同体”,也写了一些文章,从传统文化与历史场阈来论述这个问题,指导博士生也在从事这方面课题的研究。事实上,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构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化认同,是以文化来划分的,而非血统与种族。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即使是夷狄之人,接受华夏文化,就是中国人;虽然是中国人,不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夷狄之人。显然不是从血统、种族、地域来划分的。儒家把人分为三类:一是华夏人,接受比较高的文化;其次是不大能够接受华夏优秀文化者,即孔子所说的夷狄之人;第三类就是拒绝接受文化教育的人,就是禽兽。这种划分法事实上就是以文化来划分的,所以,中国的历史上就一直存在这种民族观念很淡的情况,很强调文化认同。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我们事实上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宏大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其优秀而丰富的内容。至于像《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这些弘扬传统文化节目的出现,它只是一种表现形态,一种现象,我们要对形态、现象里所含有的情义、思想有所触及、把握。当然,人际交往、交流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雅化,“政事贵文”“修身贵文”,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诵读诗词也好,看到优秀的名言隽句也好,它总是对人精神层面的提升,是人的修养的外现。古人讲进德修业,德乃物之本然———事物本身所应具备的素质,人之所以为人的素养提升了,境界提高了,才会全身心投入所从事的事业,事业才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东西。《诗词大会》这样一种形态兴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感觉。这种久违的感觉,是社会心理的需要,是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国家制定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体现了远见卓识和宏伟的气魄。

  记: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我们这个族群的内在需要,能不能这么理解?

  雷:是,雅斯贝尔斯讲过人类的轴心时代,要想发展,就得回到思想的原创时期,传承发扬。这是历史所证明的,也是历史的经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唯一一个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未曾断绝者,七十年前,冯友兰先生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文史界有一句话叫守正出新,传承优秀而激发创新。比如儒学,它之所以被社会认同,或者被传统社会选为治国的基本纲领,是因为有非常合理的东西。儒学的伟大,一是它认同自然伦理、自然秩序,一是它能够超越自然伦理,突出人类理性。在动物界是老的爱小的,儒学认识到了。“我”能有今天,是因为我有父母的爱护抚养,然而儒学要超越这种自然伦理,达到一种新的状态,所以“我”成年之后能够敬老,敬老且抚幼,并由此出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充推广此心,“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己及人,和谐群体。我觉得这是儒学的可贵之处,由此才能契合成一个群体,群居相切磋而共同发展。20世纪初期,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出问题了。我们现代人已经违背了该有的秩序,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像孩子,像“老子”,而父母这一辈像“孝子”,乃是“孝子”式的父母,愧对老人,溺爱孩子,成为孩子的奴仆,代替了孩子的一切,这显然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像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回到传统去看。当然任何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如何把优秀文化传承下来,把它发扬光大,就是说,要接续文化血脉,守正出新,形成伟大的创造力。

  记:前不久,学校发文成立了“兰州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由您担任中心主任,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学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它的定位,以及今后要开展的工作和达到的目标?

  雷:兰州大学的文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早,但是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研究比较黯淡了,那么现在如何承接传统,对接国家战略的部署,兰州大学人文学科在这之中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因为还在酝酿期,还不方便说。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兰州大学的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设目标,做哪些东西来激发学校的文化以及内在活力,以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来支撑起兰州大学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从服务社会的角度看,在当前大背景下,兰州大学能够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为社会为国家带来些什么,给国家贡献的智慧能解决什么问题,传承哪些东西,是我们要考虑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构,我们该做什么?我有一个想法,作为思想载体、呈现为生活方式的国学,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在我们西北族群几千年的发展中起到了哪些作用,比如族群融合、文化融合、社会稳定、社会自治等方面都起到了什么作用,现在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发掘出来传承下去?实际上我们看到乡村的民众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能更多一些,他们虽然读书很少,但主要靠这些传统的东西来影响,依靠呈现为生活方式的国学来影响,维持着一个传统中国人固有的礼仪道德、生活习惯。这是国学坚实的土壤,应该开垦出来和传承下去。

  记:雷老师,把传统的经典和时代的主旋律结合起来,让传统的经典走进青年学生的心中,这其实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要求,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让人向善向真,如何让文化自信这种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发挥作用,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和感受谈一谈?

  雷:总书记提出的观点很及时,很必要,站位很高,这是以前没有的。这里面有个问题,从我们个人来讲,大家现在都知道国学,但除了专业的研究者之外,大家对国学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一知半解的。想要了解学术与国学,我们需要通读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经典,一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表达着一种思想与理念,蕴涵着激情与逻辑思维能力。阅读经典,除了可以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最主要就是从中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借助前人的思想路径,训练我们的思维,提高我们的能力,增长我们的才干。由粗读到精读,学与思结合,“学而不思而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我们现在对国学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正是因为没有涉猎相关的书籍。比如,我们阅读《孟子》与《论语》,可以思考两者的完整体系,了解《孟子》中如何讲“民本”思想,《论语》中如何讲“仁爱”“忠恕之道”。时代在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中合理、优秀的成分也要予以继承。比如,对“忠恕”的态度,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就是抽象继承法,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恕,就是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需要换位思考。还有,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之“君为臣纲”,在古代是君臣关系,在现在就是上下级关系,这其中就蕴含了安于其位的意思。在什么职位做好什么事情,这是社会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叫爱岗敬业。目前所提倡的“工匠精神”,事实上就是一种爱岗敬业思想的体现,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敬畏之心,认真对待,才能有所成就,有所创造。现在社会浮躁,大家急功近利,往往不安其位,导致工作生活呈现出纷乱的状态。社会分工并不等于社会阶层的固化,它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庄子》就从相对论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方式,西施为美人,人人喜欢,鸟兽见之而深藏,避之惟恐不及,从鸟兽的角度来看“孰为天下之正色”?我们看问题不能胶着于一点。

  除此之外,我觉得传统文化中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其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具体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道直行、和而不同,实践理性、民本思想、民胞物与的情怀,包容性以及和谐共处的原则,这体现出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文化,崇尚理性的一面。比如《资治通鉴》中对于王朝盛衰原因的探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都是传统文化崇尚理性的表现。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上强调,要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看您写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感觉也是非常注重文学人物思想境界的阐发的,这实际上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雷:总书记说的很对。我反对在讲课过程中照本宣科,从人文社科角度而言,教科书是最便捷的参考书,我们所做除了传达知识外,更需要提供给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教师,面对的是从18岁到30岁充满朝气与阳光的学生,他们的思维很活跃。我所要做的是传达给学生思想理念,教授给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择取材料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其思维方法,训练其思维能力,“授人以渔”。同时这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传统文化中讲“知人论世”,了解一部作品,首先需要了解作者的社会经历与想法。了解其人,才能了解时代,继而了解作品。传统文学中的作者几乎都是有感而发,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这样便能感动读者。孟浩然世称隐逸诗人,与朋友一道登上家乡的岘首山作 《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那种在圣明时代不甘心隐居、沉沦,努力做一番事业的胸怀与激情,充溢激荡于诗歌之中。孟浩然是不甘心隐居,错过了发展的机遇,不得不隐居的诗人,其内心的激情、怅惘、无奈、忧伤,在诗歌中无法掩抑。他的进取心,做一番事业的冲动,很有感染力。我以前作报告的时候讲到过柳永的作品,柳永出身很好,父亲是南唐高官,入宋以后,境遇不错,柳永兄弟三人号称“柳氏三绝”。柳永少年时就被父亲带到汴梁城,但他却没有充分利用个人条件与历史的机缘,在“朝野多欢”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出入于秦楼楚馆、流连风月场,为歌妓写词,也经历颇多的坎坷,晚境凄凉。依照现在的文学观,柳永是一个文学家,实际上只是歪打正着。而此时,与柳永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人,却在艰辛中发奋图强,如范仲淹幼年丧父,入寺庙读书,饘粥不继,艰苦卓绝,潜心奋斗;欧阳修家庭贫困而以芦杆划地识字;理学家胡瑗也是备尝艰辛,他们后来都成为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物,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柳永难以望其项背。通过这样的对比,我跟学生讲青年时代应该怎样去付出,人不可能随便取得成功。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咐青年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通过您这样讲解传统文化,就能使这句话得到很好的阐释。

  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很生动形象。我在讲文章时讲抒情类作品,当然也更多地讲一讲实用文体。我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工作十多年,感觉到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很欠缺。写作能力有两种,一种是文学创作能力,一种是实用文体的写作能力。事实上处理问题的时候,文字、文章如何发挥社会执行力和社会作用,它比文学的功能可能更实际,用途更广泛,对思维能力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语言作为载体是需要传达内涵的,文学作品中如何用恰当的、唯美的语言———即简洁的语言,把思想与情志表达出来,这就需要培养自身的语言文字能力。比如在讲到李白诗词时,我会讲李白诗歌中的逻辑思理,浪漫诗人的逻辑思理很是严密周全,并非天马行空,一无依傍。一部作品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于世界的认知,作者会告诉你,他以什么样的视角思考世界。当你进入这样的状态时,便有意识地以他的方式思考,从而培养出自身的认知能力。学习知识在于求知,认知能力的提升,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需要传统文化典籍这样的媒介。

  传统文化最大的一点就是 “和而不同”的思想,所谓“和而不同”,“和”就是不同事物、不同意见之交流交融,“同”就是相同的事物相同的意见之汇集。公元前774年,周幽王昏乱,史伯对郑桓公就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他打了个比喻,“和”就是做羹汤,有水有火有汤有肉,有酸的苦的辣的咸的调料,整个熬出来就是味道特别醇美的羹汤。什么叫“同”,同样的、单一的事物为“同”;拿上一碗水,做不成羹汤就叫同。和而不同,苏轼讲的很到位,有人给苏轼提意见,说你老是唱反调提意见啊,苏轼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他说每个人的认知,根据不同的知识结构、立场、视角都是有差异的,我不是提意见,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认知,在你认为“是”的时候,提出“非”的可能性;在你认为“非”的时候,提出“是”的可能性;“可否相济”,相反相成,都是为了把事情做的更好,避免错误。这恰恰是我们讲的和谐的核心,这也是历朝历代那么多人敢于提意见的思想根源。因而,青年人更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应该以宽容的心态,虚心接受、思量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切磋琢磨,是完善事业的良师,是成就自己的益友。

  记:谢谢雷老师。

  (《兰州大学报》第903期 二版)图文链接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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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玉爽
来源:兰州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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