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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兰大-2】江隆基校长和兰大的老师们

日期: 2017-04-25 点击: ...
   

  1959年3月19日,江隆基给全校师生做报告,这是江隆基到兰州大学后首次与全校师生员工见面的报告会。这个首次报告会是在饭厅二楼举行的,主题是围绕“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全面展开的。报告持续了三个小时,除了一阵一阵的掌声外,整个会场都是静悄悄的,给广大师生留下来了深刻的印象。

  徐躬耦教授回忆说,“师生们听罢报告后,在分别讨论中,都觉得报告实事求是,说服力强,从而提高了认识,受到了鼓舞。江校长来到兰大时,他自己政治上正处在逆境,仍以其对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的胆识,领导兰大从乱到治,为学校大踏步前进打下了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基础,从而得到了师生员工的崇高敬仰。”

1961年,江隆基在物理系听取工作汇报

江隆基与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磁学专业的师生座谈

    赵俪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山丹农场劳动改造。他在农场受到非人的虐待,每天吃不饱饭,经常饿着肚子,却干着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几度濒于死亡。他曾多次要求回兰州探家,都被拒绝,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1961年冬天,赵俪生的二女儿赵纪在攀登兰州皋兰山时不慎摔成重伤,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仍未能挽救住她年轻的生命。江隆基一方面组织抢救,一方面通过省委给山丹农场拍急电,立即让赵先生火速返兰。江隆基见到赵俪生先生后,紧紧握着赵先生的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照顾好你的女儿,使她遭遇了不幸……”这对于身处逆境和丧女悲痛的赵先生是极大的安慰,给他们全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在江隆基校长的努力下,把三年前从兰大分割出去的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三系重新要回兰大。又力排众议,让赵先生重返讲台,讲授《中国通史》,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江隆基亲自带领党委、校委等领导听赵俪生先生讲课,他评价“听赵俪生先生讲课是莫大的享受”。崔乃夫、丁桂林竟连续听赵先生讲课达两年之久。赵俪生先生怀着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一鼓作气讲了五个学期的课。从中国猿人讲到鸦片战争,每次讲课都长达三个小时以上,一堂课下来,内衣经常湿透了。后来,当江隆基了解到赵先生全家七口人,仅靠他一人每月140元的工资过活,平均每人每月只有20元,日子过得很艰难,经常是寅吃卯粮,不得不时常变卖一些书画贴补家用时,他马上决定,给予赵俪生每季度100元的补助。这是在赵先生最危难时刻给予的最真诚的帮助,赵俪生全家感动不已,终生不忘。

  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江隆基专门深入到化学系蹲点,并在蹲点中树立了“四大台柱”。这四大台柱就是主讲物理化学课的张汉良,主讲有机化学课的鲍启申,主讲无机化学课的陈佩芳,主讲分析化学的张光。需要指出的是,江隆基提出并树立的“四大台柱”都是讲师,并且都不是中共党员,其中三个人出身不好,按照当时的原则是不能重用的。但是江隆基校长、时任化学系党总支委员的苏致兴教授(以后曾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这样说到:他们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开创了当年教学的新局面,为后来化学系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他们的主导下,不仅提高了化学系的教学水平,保证了教学质量,而且相继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学骨干,建立了一整套教学质量的保障机制”。树立化学系的“四大台柱”,不仅影响了化学系,也影响了全校基础课的教学,影响了走上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带动了全校的教学质量的提高。

  江隆基的听课,对广大教师是鞭策,也是鼓励。当年还是年轻助教的林家英教授有这样的回忆:“一天,上午第三节上课铃声一响,我跨进(旧)文科楼三楼靠北的一间教室,准备给中文系同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按平日习惯首先环视课堂秩序时,突然发现江隆基校长正安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真没想到,作为一校之长能在百忙中深入教学第一线,来听一位青年教师的讲课。紧张、感动的情绪一时交织于心。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第四节下课铃声响起后,我收拾好讲稿准备回家时,江校长已从教室最后一排向我走来,含着微微的笑意对我说,“谢谢你讲的课!”这始料不及的一声‘谢谢’,不但让我再次感到紧张、感动,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惊喜和温馨!在回家路上,我的心情慢慢静静下来,回味着‘谢谢’二字所蕴含的善意——这是我从教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位党的领导人的善言!它是对教师人格的尊重,对教师劳动的肯定。

  六十年代初,买到一块国产手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教德语课的老师没有手表,为了便于掌握时间,就在班上宣布了一条“土政策”;“请课前先到的学生把手表放在讲桌上,到下课后再来取走”。江隆基听德语课,来得早时也同样取下表来交教师使用。有一次,商业局发给江隆基一张购表证,江隆基就将这张购表证转送了这位德语教师,这位教师很受感动。但他也知道,江隆基的手表已经很旧了,也需要更换了,于是对江隆基说:“江校长,你的表已经很旧了,购表证应该你自己用。”江隆基恳切地说:“我原来那块表在访问苏联时丢失了,当时在苏联买了这块表,虽然旧了,但还可以用,你没有手表,教学很不方便,购表证应该给你用。”

1964年,江隆基与部分教师在天水社教

1965年3月,江隆基、郑国锠、徐躬耦在甘肃省民兵比武大会上

  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郑国锠教授被划为“白旗”,七次检讨都没有过关,并在全校张榜通告,撤销了系主任职务,停止了细胞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停发了工资,只给生活费35元,整天从事体力劳动。江隆基在找时任生物系副主任张鹏云的谈话中,了解到了郑国锠教授遭受批判的情况,还了解到郑国锠在政治上一直是要求进步的,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在思想上是靠拢党的。江隆基沉痛的说:“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教育事业中十分难得的宝贵财富啊!”

  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江隆基请郑国锠教授介绍他的科研进展情况,江隆基当即表示,这样的工作要继续搞下去,不能停下来。座谈会后,江隆基将郑国锠教授留下来,关心地询问了他的生活情况,并明确地表示说,“科研课题虽然是基础研究,与当前的经济联系不上,但很重要,仍需要继续做下去,学校支持你”。就这样,郑国锠教授的科研课题被列为全校五个重点课题之一。筹建了细胞学研究室,配备了专职的科研人员和必要的实验设备。郑国锠教授的“白旗”问题也得到了甄别,被扣发的工资也予以发还。1961年,在各系领导班子调整中,郑国锠教授的系主任职务也得到了恢复。

  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代的有机化学家朱子清响应祖国号召,支援大西北,来到了兰州大学化学系任教。不幸的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受到了降职降级的处分。江隆基到校后,为他甄别平反,恢复并支持他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不仅为他配备科研助手和实验设备,还派人照顾他的生活,给他买粮、买油、买煤,还帮他到医院看病。朱子清不顾年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他对天然产物进行了大量的化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开发和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天然资源,发展有机化学理论,促进有机化学、植物化学、药物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位教授去校长家中申请调动。江隆基热情地招呼他坐下之后,便翻箱倒柜地寻找白糖为他冲糖水。在当时物质极度匾乏的情况下,白糖的稀罕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让那位教授流下了眼泪。最终,被老校长感动的他选择撤回申请,留在兰大。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现代物理系高压倍加器组的教师和职工,经常加夜班,并接触较强的γ和β射线。江隆基知道这些情况后,亲自批示要学校奶牛场保证供给高压倍加器组每天八瓶牛奶。在江隆基的积极关怀下,高压倍加速器终于调试出来。在调试时,他专门到现代物理系,爬上高凳去看靶室中的束流,向大家祝贺。

  这张照片摄于1964年7月,藏传佛教圣地青海塔尔寺。照片画面中共16人,其中小孩1人,男士多着4个兜的中山装,女士穿翻领西装,或席地而坐,或蹲坐,轻松惬意。据网络继续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黄飞跃、人事处原处长安世德、退休职工王玉霞等辨认,居中而坐的是时任党委书记、校长江隆基,前排戴眼镜的女士为于之一,中排左一为吕忠恕先生,左三为化学家程溥先生,中排右一为历史学家张孟伦先生,中排右二、手扶膝盖的是俄语教授刘阿丽女士,右三、紧挨刘阿丽的是曾任总务长、图书馆馆长的刘佛吾先生。江校长很随意地坐在地上,但身板仍然挺得笔直,面露微笑。

  江隆基十分关注“尊重”二字的分量。对于教师的尊重,他专门有个解释,他说:“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前人的劳动”。他认为教师的劳动是重要的,也是高尚的。尊重教师,尊重他们的专长,是做好教师工作的主要内容。

  本文部分文字照片由学校档案馆副馆长段小平提供,部分照片文字材料摘自《江隆基传》(苗高生 韦明 邱峰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岁月有痕——我与隆基在一起的日子》(宋超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萃英记忆】陈生俭:江隆基校长为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兰州大学报《江隆基——缔造兰州大学“黄金时代”的教育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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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伊莎
来源:新闻中心、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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