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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日报】将敦煌学做大做强——访敦煌学学者郑炳林

日期: 2016-10-13 点击: ...
   

郑炳林

  陕西省黄陵县人。1956年7月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并留校任教,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甘肃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被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教学名师、全国教育系统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艺术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兰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历史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70余篇,出版《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碑铭赞辑释》等专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等著作。主编敦煌往事丛书、敦煌博士文库、敦煌研究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等。

  “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这句话刺激着国内众多的敦煌学专家,郑炳林也是其中之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他就是希望通过努力,能将敦煌学做大、做强,为国争光。

郑炳林同博士后谈话

  郑炳林出生在陕西省黄陵县,现如今已经是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他,在小时候也是“顽童”,他回忆说:“我上小学时非常调皮捣蛋,经常挨揍。那时村上和我年龄相仿的有二十多个孩子,经常打群架。记得我小学第一位老师是女老师,她给我们上课经常被气哭。女老师走后,来了一位男老师,这位老师很厉害,他不打我们但是掐我们,胳膊上经常有被掐紫的痕迹,所以我们都害怕他,学习风气也开始转变,不久在附近的几个公社中成了教学的模范。这个老师走后又来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身体不好,但把我们管的更严了,大家的学习有了很大改观。记得在升中学考试时,同学们都考得非常好,我考了第一名。老师一高兴给我剃了个光头。”

  高中时期,郑炳林赶上了学工学农,上了半学期课的他就被派到公社的拖拉机站去开车,一开就是一年多,高中生涯也就这样度过了。毕业回到农村家中的郑炳林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他利用自己开拖拉机的一技之长到拖拉机站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国家恢复了高考,在很多同学放弃参加高考的时候,郑炳林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毅然参加了高考,并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郑炳林告诉记者:“1976年年底我在当地葡萄寨劳动,一天和工友吃饭时听到公社的广播里说高考恢复了,这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这是改变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我询问在葡萄寨的同学,他们都不准备参加高考,于是我就借了同学的高中课本,准备复习参加高考。记得借完课本后决定第二天就走,去拖拉机站请假。当晚刚睡下不久我就醒了,看到窗台很亮就起来准备走,出房门一看,天还没亮,只是月光太亮以为天亮了。当时也没了瞌睡就往拖拉机站走,走了一夜,路上不仅要趟河,最害怕的就是狗叫,过村子时狗突然一叫,让人头皮发麻。天亮到拖拉机站向站长请假,可站长很恼火根本不同意。我当时也犯了倔劲直接回家复习去了。后来到冬耕结束车长开着拖拉机回到了站里,结果站里以为我去开拖拉机了,而开拖拉机的车长以为我请假了,复习的事情就‘暴露’了。记得当时站长在广播里喊‘郑炳林限你马上到站里报到,不来就处罚你。’没办法只能回到站里白天干活晚上复习。晚上复习我就点上柴油灯,一夜夜复习,几天下来工友受不了了,我就搬到了副站长房间,又过了几天副站长也受不了了,我就搬去了食堂。坚持了一个月参加了考试。”

郑炳林(左一)与国外学校进行交流

  由于复习时间短,郑炳林选择的是文科,在复习过程中,老师和朋友给了他不少的帮助,但考试并非一帆风顺。郑炳林如今回忆起来都感觉不可思议。他告诉记者:“考试时,第一门考数学,我感觉我只作对了三道半题,而别人都说做的很好,心情一下就垮了,有人劝我别考了,但我还是决定考完再说。接下来考语文、史地、政治都感觉不错,只是听到别人说考的很好就没信心了。考完试后灰溜溜地回到了拖拉机站,站长一看到我的样子,还说了不少风凉话,当时真是很难受。回到宿舍我就想,就是工作不要了也要好好复习来年再考。于是我又回到了白天工作、晚上复习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公社喇叭里公布高考初录名单,前四个都不是我,但第五个念到了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高兴。接下来就是政审和检查身体了,政审很严格,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通过。不久后,我接到了兰州大学的挂号信,这才知道我的第四志愿满足了我上学的梦想。”

  说到兰州,郑炳林在高考前对这座城市没有一点了解,但也正是这座城市里的兰州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说起刚来兰州时,郑炳林依然有着很多难忘的记忆:“出身农村,来兰州上学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就穿着拖拉机站发的工作服。到学校后先是让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当时我被分配烧锅炉,每天4点起床烧水,之后就是中午和下午各烧一次水,一天三次非常清闲。结果场长看我太闲就又让我去喂猪,我是农村出来的,喂猪根本不是事,干起来很快,每天烧完水、喂完猪我就到处转。一个月后,同学们开始返校了,大家看到我也准备返校就问:你去哪啊!不烧锅炉啦?原来很多同学都不认识我,见我穿着工作服烧锅炉都以为我是农场的工人。”

  知识改变命运,郑炳林一直坚信不疑。在学习过程中,他非常能吃苦,几乎每晚都要学到凌晨一两点。郑炳林说:“我在班里不是最聪明的,但我绝对是最能吃苦的,所以学习成绩始终排在中上游。1981年暑假,当时兰大历史系的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留校。我说当然愿意啊,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之前就是想着毕业了当个中学老师就不错了,根本没想过能留在大学里。之后我就一直留在学校工作到今天。”

郑炳林(右二)与国外学校进行交流

  留校的郑炳林在前五年时间里获得了很多进修的机会,这也让他迅速的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复旦进修时听过日本学者藤枝晃关于敦煌的讲座后,对他触动非常大,在“学术爱国”的思想中,他找到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郑炳林说:“在大学时,老师就给我们开过《敦煌艺术概论》等课程,对敦煌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进修过程中,尤其在复旦进修时,听过藤枝晃的讲座后真是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在那时我就已经准备将敦煌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想把敦煌学搞上去。进修结束回校后,我就开始帮助一些教授搭建兰州敦煌学院的平台,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跑点’,帮着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但在1988年、1990年和1994年三次‘跑点’未果,可我们的努力让学校和教育部都非常重视,1998年已经是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的我,主持申报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得批准,这就为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平台搭建好了,就要大干一场。我们首先购进了大批的书籍,其次在学校的支持下改善了基地环境,从原本的三间小教室扩大到了现在的四十多间教室,面积近千平米。第三就是与台湾地区及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交流提高我们的水准,收集资料,做项目。当然了,我们要发展敦煌学,离开拥有实体的敦煌研究院是没办法做的,所以就与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合作采用联合共建的方式建设研究基地。”

  兰大敦煌研究所目前正向着更权威、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对于今后的打算,郑炳林说:“今后发展一是资料的补充,现在缺少国外部分,特别是西文部分,资料的总规模要尽快发展到十二万册。二是研究生的培养,这是决定这个学科未来的事,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在这一领域国际领先的人才来,才能让学科在国内外站住脚。三是要进行规划,首先形成几个研究系列,如石窟系列、史地系列等,我们现在就正在做四五个系列图书,等这些系列图书出版,兰大敦煌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声望就会更加巩固。其次是加强薄弱部分的研究,要在这些薄弱环节具有发言权。四是要加强对外交流,以前对外有交流,但还不够,要了解国际上在敦煌学方面研究的重点,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五是注意学科交叉,如计算机等,学科交叉才会看到学科亮点。如和农业部门合作,给他们提供敦煌历史中关于农业的资料,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颖且实用的,这样就有了更多合作的机会。总之研究的面必须打开,敦煌只是一个点,要在更广的范围里进行突破,只有你做的越大,视野越宽广才能发展的更好。”(记者 孔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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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雅璇
来源: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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