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记忆】陶祖贻:兰州大学现物系的艰难起步
——兰州大学“核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六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三

日期: 2015-07-17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时 间:2014年10月26日10:30
  地 点:苏州
  人 物:陶祖贻
  访谈人:王秋林
  摄 像:红叶
  文字整理:陈闻歌 贺莉丹

  王:陶老师,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请我们的老先生回顾一下过去在兰大工作、学习、生活的经历,作为一个历史资料留给后学去了解、认识兰大。今天请您做一些回顾。

  陶:好的。我1935年出生,在苏州待了18年,考大学考到了北大,1957年毕业分配来到兰大,所以我在兰州差不多待了50年。我主要讲一下兰大现物系建立的过程。

1955年:中央决定在兰大筹建物理研究室

  我在兰大网页上看过你们搞的【萃英记忆】。

  吴老师(吴王锁)他们找到了1955年高等教育部的一个文件,《关于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筹建物理研究室的报告》,这个文件就是说,要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成立一个物理研究室。我们的那个新的核科学技术事业就是1955年由中央确定的。

  为什么要在西北这个地方跟北京大学同时设立这么个点?我想主要是当时好多核工业都部署在西北,所以把这个学科设在兰州大学非常合适。

  从根本上来讲,当时在核工业方面,中央的政策主要是想搞原子弹,需要理科的人才,想从这两个学校来培养。

  北京大学成立核专业的时候,经费都是从核工业部(当时叫二机部)来的,包括我们当时在北大念书的奖学金都是核工业部给的钱,基建,包括买仪器都是核工业部给钱。北大的管理体系就是经费都是核工业部给的,党政管理是北大管的。但是从教学、科研上来讲,北大也没多少力量,靠的是科学院的力量。所以我们到北大物理研究室的时候,我们同时又称为中科院物理所第六组的组员,可能是为了保密的原因。当时老师主要是来自科学院,我们北大的人并不多,搞核的人并不多。

  筹建的时候北大有一个附带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兰大建立物理研究室。兰大是林迪生校长负责物理研究室的筹建。朱光亚当时负责我们这个地方搞基建,据说当时图纸上都是他签名。那么搞基建的经费是由甘肃省的葛士英副省长负责,因为如果没有省上的支持,这些工作也不行。1955年的时候兰大已经开始搞基建,就是我们后来现物系的几栋楼,叫1号、2号、3号、4号楼,还有那个高级(宿舍)楼,就是那个两层的小洋楼。1号楼是教学楼,2号楼是靠东的侧面,是个两层的小楼,里面包括了一个中子发生器。当时北大订仪器的时候给我们也一起订上了,我记得好像是瑞士的。这个楼一边是一个很高的大厅,另一边是一个两层的小楼。4号楼是放化楼。

始建于1955年的现物系2号楼

中子发生器

  基建到1957年已经建好了。基建好了以后,兰大“物理研究室”或者说现物系什么时候成立,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什么原因呢?当时我们国家经济上是个马鞍型,1956年速度很快地上去了,1957年下去了,1958年又上去了。我估计从经济上的发展来讲,当时也没有急于要去成立这个物理研究室,所以到1957年尽管房子造好了,但是没有开始工作。一直到1958年才成立。

始建于1955年的现物系4号楼(放化楼)

徐躬耦先生来兰大建立了两个系

  我刚才讲那个高级(宿舍)楼,总共有六套,现在讲就是联体别墅,准备调6个教授来,为他们准备的(也有说是为苏联专家准备的),当时有这么个说法。后来只有徐躬耦先生来了,他是从南京大学来的。当时他刚回国不久,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当代理副系主任。那时他好像在南京大学是副教授,到了兰大成了教授,当时他可能是最年轻的教授。来了以后,他不仅负责现物系或者物理研究室的成立,还包括物理系。当时有一个教育部的副部长到兰大参观后,觉得兰大物理系的力量太弱,化学系相对来讲力量比物理系强得多。物理系的力量太弱,所以,徐躬耦刚从国外回来就把他调过来,一开始是在物理系做物理系的建设。徐先生他自己跟我这么明确说,他到兰大来的主要贡献,就是建立了两个系。第一个就是物理系。同时物理系还有北大分来的好多老师,比如钱伯初、汪志诚、张宏图等,他们都是研究生毕业,他们来了。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呢?当时我们1957年北大毕业,就一下子分到兰大了,我们那时候总共来了10个人,现在还在的有朱介鼎、洪忠悌、我,另外有杨宏秀、许国茂、张承理,大概六、七个人。这10个学生来兰大以后,暂时没什么事做,我就到北大去进修。我作为进修教师在北大,但是拿的是兰大的工资。洪忠悌和朱介鼎在近物所,近物所也是1955年搬过来的。

现物系的建立得到很多单位的帮助

  1957年,当时有个口号叫“全民搞原子能”,所有学校都要成立这样的“原子能系”。但是兰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这个基建,五栋楼房造好了,还有从北大来的10个学生。兰大决定要成立现物系,那么成立的标志是什么?后来从兰大还有西北师大(那时候叫甘肃师大),把一部分三年级的学生调过来,放化专业调来了18个学生。辛文达就是从兰大来的。辛老师是1955年进校,到1958年三年级把他调来了。核物理专业大概30个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已经招来了,来了以后,放化的教学计划是什么?教什么课?都不清楚。所以打电报叫我和杨宏秀回来。这时候已经到1958年,天比较冷了。我俩就回来了。当时放化的学生到底是归化学系管还是归物理研究室管?不明确。所以我回来以后,又找刘有成又找徐先生,两个都找。接待我的是陆润林教务长,他也不明确。

  但是学生已经在现物系那边了,他们先有学生,我后来。教什么课?我刚毕业,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就完全照北大的方法,北大教什么课,我们就教什么课。后来我和杨宏秀商量,我教放射化学课,当时实验室里一点东西都没有,杨宏秀回北大去准备18个学生的实验。上课和实验两门课由我们两人负责。当时徐先生来了后,要从物理系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完成这边的教学,那时候他还住在本部四号楼,所以他要来回跑,他也不会骑自行车。

  因为学生从化学、普通物理转到核专业,要学一门《原子核物理导论》,也没教材。这个课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在北大)都是这样,老师上完课了发给你讲义,上一部分课发给你一部分讲义。杨宏秀在北京负责把每一期发下来的讲义寄过来,由徐先生和郑志豪两个人教,实验部分由郑志豪教,理论部分由徐先生教。这样的话,三门课就把这些学生送毕业了。放化的第一届学生就是这样毕业的。

  当时核物理的好多课还是近物所的老师来教的,如杨澄中先生,核电子学也是近物所的一个老师教的。当时我们的实验室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系的建立,一个是靠北大的帮助,另外还有赖于物理系、化学系和近物所的帮助,这些单位帮助我们把现物系成立起来了。

  我再要说个事情就是,我来的时候,北大有人通知我可以带一部分图书来,是考虑到兰大的需要。叫我到系图书馆,只要有副本,你抽出来以后可以带到兰大,所以兰大现物系图书室最初的建立也是来自北大(图书)的副本。仪器设备由张承理负责。张承理从北大拿了一部分仪器过来。刚开始我也不认识他。当时我们都在北大那个系的大厅里装箱子,他说他也要往兰大装箱子,我当时在装图书。这样我才知道,他也是被叫回来了,他原来可能也在北大进修。他后来是兰大物理系的,和段一士一起工作过。

  所以从建立过程来讲,得到很多单位的帮助,根据中央的指示,根据当时1958年的形势,还有根据甘肃省以及西北很多核工厂(工业)的需要建立起来的。

1963年:现物系的教学走上正轨

  我们1958年开始招生,由于学生是从兰大物理、化学以及师大相关专业三年级学生中选调来现物系学习,所以,1959年我们就有了第一届学生毕业。这时,我们除了从北大调来的老师、从物理系调来的郑志豪老师以外,还有第一批兰大自己留的老师,苏桐龄就是这时候留下来的。由于后来四年制改成五年制了,1956年招来的学生要学五年,所以1960年没有毕业生。1961年我们又留了一批毕业生。王顺金就是1961年毕业留下来的,他留下来给徐先生当研究生。这样就基本上把那些课程慢慢地接过来,由我们自己教,不再依靠近物所的老师们教学了,像杨澄中先生(注:杨澄中,由于他是从英国留学归来,为了和法国回来的杨承宗,人称“法杨”区别,业内称他“英杨”),他好像教了一、两次就不教了。

  到了1963、1964年的时候,兰大现物系的教学工作基本上可以自己承担,质量高不高很难说。徐先生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一直教课,四大理论课程他一门一门地教,理论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他一门一门教,教完以后交给年轻人去教。这些课程都是他先教一遍,然后年轻人再教,这样来完成教学工作,同时也培养年轻教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基本能担当教学工作,只能说担当,质量谈不到。我那时候是找了一大批俄文书,现看现翻。我们在北大也没好好学,因为那时候是苏联专家教,苏联专家没教多少就跑掉了。这样的话我们从1963年教学基本上就走上正轨了,老师人数也增加了很多了。

现物系成立之初叫“原子能系”

  从全国的形势来讲,到1962、1963年,又变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部看到全国到处是物理研究室,多得很,每个学校都有。开始没有个名称,就叫“物理研究室”。兰大成立系的时候最早叫的是“原子能系”,那时候都叫原子能系,当时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叫“505”。其他学校各种各样的名称都有。

  比较正规了以后,可能是江隆基校长认为可以成立系了,后来徐先生到北京开会,说中央要把各个学校统一规划,就改成叫“现代物理系”。现代物理系差不多叫了30年。但是多数老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它(现物系)叫成“505”。

1965年:南开大学核专业并入兰大

  后来中央又有一个决定,要集中力量,不能这么分散,就是把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核物理和放化专业并到兰州大学。南开大学,那时候人的思想特别重专业,从天津都想到兰州来,想来的人挺多,这个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南开大学来的时候,我记得江隆基校长还去接了。1965年南开大学的核物理专业和放化专业迁到兰州。当时是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如果仍旧留在南开大学,就搞不了核物理专业,当时是这么个思想,不是因为兰州生活条件好,而是因为不跟着来兰大就得转到别的专业去,那时的思想跟现在有些差别。山东大学积极性没有南开大学高,就一直拖,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不来了。

  南开大学核专业并入兰大以后,现物系规模扩大了,放化专业的教师来了5个人,核物理的教师来了大概20个人,这样我们现物系的教师有100人左右了。

  当时现物系力量相对还是比较强的。两个学校合并了以后,徐躬耦先生兼两个系(物理系与现代物理系)的系主任,后来不当物理系系主任了,由李轲任物理系系主任。这时候核物理的力量,徐先生是一个教授,南开来了一个副教授叫宫学惠,还有就是比较老的、1950年代初毕业的讲师。我那时候刚升讲师,是初等讲师,他们1950年代初毕业的要比我们年纪大上五、六岁。

  南开大学放化专业来了两位教师,一位1952年毕业,一位1953年毕业,其中一位还是从苏联读了副博士回来。原来我们这个专业这个教研室是没有指导力量的。我是1957年毕业的,其他教师是1959、1961年毕业的,谁也指导不了谁,没有指导力量,没有科研力量,那时候主要还是要把教学带动起来。

  从当时的成立系来讲,是经过了一段很艰苦的过程。当时我到现物系来一看,什么都没有,玻璃棒都没有,化学系的刘有成先生在开始成立系的时候,当过我们放化教研室的主任,他每周下午来半天。因为他在英国做过放射性标记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做过一些铀的工作,所以他是我们教研室的首任主任。物理系把郑志豪和王永昌调过来。化学系把孙慧珠调过来,她是1953年毕业的,比我们要老练得多了(后来调走了)。这样的话兰大的现物系在核教学领域还是比较强的。

当时主要是教书育人

  我们那时候刚毕业,教书能教下来就不错了,还没想到要做科研什么。邱陵从南开来了以后,邱陵和邵品熙他们两个年纪大的讲师,来了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作科研,本来我们没条件也没时间做。邱陵从核工业部二院接了一个科研任务,用离子交换法把放射性元素钷(Pm)从稀土元素里提出来(注:项目全称:“从高放废液中提取Am、Cm、Pm的冷试验”),这个科研任务当时应该是很好的工作。他从1966年开始做,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也就没有人做了。当时除了兰大,原子能研究院也做这个工作,但是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展科研工作,是邱陵和邵品熙来了以后才慢慢做起来的,也就是1965年以后才慢慢开始搞科研工作。大体上就是这些情况。

高压离子交换装置(1990年代国内领先的稀土元素分离装置)

  王:咱们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以后,对“两弹一星”做过什么事情吗?

  陶:“两弹一星”我印象中是没有参与的。我们主要是在教学方面,培养了人才。

  王:咱们的核专业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在全国来讲,除了北大,这边是最早的了?

  陶:从时间上来讲,北大最早,我们是第二。后来我们一直都坚持下来了。

  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有什么特殊的人物、事件给您留下印象?

  陶:徐先生创建了现物系,而且培养了许多的年轻教师,他自己也是一门一门教课,教完以后再交给别的年轻教师去教。除了他一个年纪大的以外,王永昌那时候还没有从苏联回来,郑志豪原来是北大学光学的研究生,他也是过来后又学。实验核物理、放化不是他的专业,但是他也同样关心,爱护,帮我们。他有时也跟我们讲,如果你们自己力量不够,是不是可以一起讨论,这样来提高自己。还有,比如他跟我说,教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不能只是教书,要做科研,他强调这个,高等学校教师跟中学老师不一样,一定要做科研。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徐先生亲自带到北京请人审后,1965年在兰大学报发表。

  王:请您在留言簿上留个言。

  陶:(写)桃李遍天下,今后更辉煌。

  王:谢谢陶老师。

【人物简介】

  陶祖贻,1935年11月生于苏州,1953年至1957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现代物理系教授,博导。曾任现代物理系系主任、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历任助教、讲师(1963年)、副教授(1981年)、教授(1986年)。1958年起讲授专业基础课放射化学和专业课,直到1980年代中期。1982年起招收研究生,并讲授研究生课,直到2002年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共培养研究生40余名。长期致力于离子交换平衡及动力学,放射性核素吸附及迁移的研究工作。与人合作出版专著《放射化学与核过程化学》,《离子交换与平衡动力学》等。

发现错误?报错
文:
图:
编辑:张敏

推荐关注

阅读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