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记忆】刘孝文:淳正校风,受用终身

日期: 2014-10-09 阅读: 来源: 关键词:

  时间:2014年1月23日
  地点:西北大学
  人物:刘孝文
  访谈人:王秋林
  文字整理:段小平 红叶

兰大的教育让我受益匪浅

  王:刘先生您好,您是兰大老校友,今天请您回顾一下曾在兰大就学时,兰大给您留下的印象。

  刘:我是1965年考入兰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的,1970年8月毕业分配。总的来说,我们这代人在学业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你问在兰大上学时,兰大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啥?我想有这样几件小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到学校报到,从学校简介上看到兰大校长是江隆基。当我们把住宿安排好后,江隆基校长在系领导的陪同下,逐宿舍查看新生的住宿情况,询问生活情况。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江校长已是六十有四的老人了,每个系的新生宿舍都走到了,这令我肃然起敬。就是说老一代的教育家从细微末节的小事做起,彰显了倾心教育、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务实作风和质朴、厚重的人格魅力。

  第二件事,那时候我们数学系一年级有3个班,数学专业两个班,力学专业一个班。数学专业分甲班和乙班,我是乙班的。我们班38个人,甲班好像是32个人,力学专业40个人。为啥记忆比较深刻?因为入学后我被安排为级班长兼乙班班长,经常协助辅导员组织各种课外和教学活动。那会儿我们数学专业开了四门专业课:立体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英语,当然还有体育、政治等其他课程。我们的专业课都是教授讲授的。立体解析几何是王培桐老教授,高等代数是赵继游教授,我们的系主任;数学分析是陈文原(山原)讲师,他尽管不是教授,但他在泛函分析研究上是全国知名的。给力学专业讲课的好像是叶开沅和唐真副博士,叶开沅是钱伟长的大弟子。教授给本科低年级授课,在那时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平常事。

  第三件事,就是当时学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因为我们数学系学生与文科三系(即中文、历史、经济)的学生同在文科楼上课,中、晚回宿舍都是从南头阶梯教室旁的楼道出口经过,教室外墙的布告栏中周周都能看到学术讨论的海报,以中文、历史系高年级的学术讨论会为最多,以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原因和海瑞罢官为主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我有时也去旁听,所以印象深刻。

  兰大严谨的治学风格,严格的教学风格,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和从事教学和管理的老师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格魅力,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的求真务实、刻苦求知、朴实无华、勤奋节俭的学习生活风气,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师生的道德情怀和刻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兰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当时那么严酷的形势下,兰大师生在下面一些事情上表现的道德素质和正义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6•7事件”后,以李贵子等人为首的造反派组织批斗江隆基等校领导,让崔乃夫等人陪斗揭批,崔站在台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崔是学校的教务长,平时仪态儒雅,很受学生尊重。批斗会上以无声胜有声的态度表示抗议,儒雅中透出了刚强。与同台陪斗揭批的个别人的奴颜婢膝形象相比,让人肃然起敬。崔乃夫后来担任民政部部长,实为德识所至。

  1966年8月8日中央“文革十六条”发布后,有一天学校的造反派在学校小操场批判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让站着不准坐。数学系66级辅导员杨峻与几名同学在远处观看,就让人写纸条:“汪锋同志战争年代腿上负过伤(后来看汪锋传记确实如此),能不能让汪锋坐下。”立刻遭到主持人的厉声斥责和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扑!杨峻在自身也面临不测的情况下,仍维护党的以理服人,不搞残酷斗争的优良传统,主持正义的精神令人钦佩。上世纪九十年代杨峻曾任兰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文革”初期江隆基校长含冤而去,兰大绝大部分师生不理解,怀念、悲痛而不能溢于言表。“中央文革十六条”颁布之后,师生的情感得到释放,便有部分师生联合起来,成立“江隆基翻案团”,为江隆基校长翻案。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当道的情势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会有结果而仍去抗争的举动,表现出兰大师生心中蕴藏的正义之光。

  那时兰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50%以上来自农村。由于处在物资短缺的年代,生活都很困难。来校报到时,都是自带被褥,自备碗筷。因各地生活习俗不同,所带被褥颜色各异,厚薄不一。来自四川的学生,有的甚至穿一双草鞋、背一张草席就来上学。平时校园里学生的衣着也各不相同。冬天来自河南、山东的学生,穿蓝色粗布中式棉袄;来自陕西的学生穿黑色粗布棉衣棉裤。春夏秋穿的单衣多数都有补丁,江隆基校长的女儿江亦曼也穿有补丁的衣裤。来自农村的学生几乎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每月甲等18元、乙等15元、丙等10元。学校的伙食费每月15元。吃饭没有人剩饭,洗碗的水槽中几乎连个米粒都找不到……。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让大家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求知机会,刻苦学习,生活上随遇而安,不攀比,不自卑,自己缝补衣服、拆洗被褥。我就利用假期在兰州火车站干过搬运工、在街道干过垃圾清运工,每日工钱0.8元,挣开学时买肥皂、墨水、纸张、蘸水笔尖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日常零用钱。大学五年间,包括第一年的报名费,我只拿过家里给我的20元钱,这对我家里来说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校友身上隐现着兰大淳正校风的影子

  在陕工作期间,逐步了解到兰大历届分配到陕西工作的学生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成立的陕西兰大校友会登记在册的就有近600人,据说总人数近2000人,分布在教学、科研、工厂、邮电、新闻、军队、党政机关等各个行业。他们用他们在兰州大学学到的知识,用母校给予他们的勤奋敬业、诚信务实、质朴宽厚、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精神,在不同的岗位上给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单位干部职工的称道,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身上,无不隐现着兰大淳正校风的影子。

我对得起党组织和学校的教育培养

  王:说说您自己吧。刘:我于农历1945年12月16日(公历46年1月18日)出生在陕西关中长安县斗门镇白家庄一个农民家庭,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族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小学毕业时全国农村已人民公社化,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农民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配维持家庭生活。当时,我父母年事已高,挣的工分少,家里年年都是生产队的欠款户。我能继续上学,全靠我母亲养鸡下蛋卖钱,起早贪黑给人纺线织布、给供销社拧麻绳子挣钱,维持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和供我读书。我们村子里和我母亲要好的同龄老人见我就说:“娃呀,你要记住,你能上学读书,全是你妈给人纺线的纺车钉子尖磨出来的。”我上高中、大学,都享受了国家助学金,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对农村孩子的关怀。

  我们1969、1970届的学生是1970年8月一次分配的。分配到陕西的学生中,有300人被发配到兰州军区设在宁夏吴忠高糜子湾的农场和“五七”造纸厂劳动锻炼。按军队连排编制,军事化管理,军队干部担任排以上干部。劳动锻炼纪律是:不准回家;不准谈恋爱;结婚的不准同居。这里位于毛乌素沙漠北沿,冬天风沙打得脸痛,夏天蚊虫叮咬,劳动强度比当时公社生产队的社员大得多。名为劳动锻炼,实为劳动改造。

  1971年12月进行二次分配,我被分配到地处秦岭山区的商洛地区柞水县工作。后调到山阳县工作。1988年11月奉调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工作;1999年4月奉调到陕西省政府工作,直到2006年6月退休。可以说,大学毕业后,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陕西的南北二山中度过的。

  对我在岗时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致评价是:依法依规,善谋敢当,雷厉风行,敢做善成,脾气火爆,嫉恶如仇,批评同志不注意场合和方法,但心肠好,对工作有失误的同志敢于担待,处事公正。一生既没有干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大事,也没做过有违人格尊严的俗媚之事,平平淡淡。对得起党组织和学校的教育培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家人和亲友。用文怀沙老先生的一副联句 “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来形容,自认为比较妥帖。

  我对退休后的生活有四句话:读书写字习画,静心养气增精神;晨练太极,粗茶淡饭促健康;偕老伴择机旅游,看祖国美好山河还亏欠;抚园弄孙,享天伦之乐传家风。再用文怀沙老先生的一副联句 “忘了穷、忘了忧、忘了仇、心宽体壮;吃好饭、睡好觉、拉好屎、气爽神清”来形容,自认为也比较妥帖。

  就谈这些。都是我对个人经历的记忆和感悟,语不成文,文责自负。

  王:那非常感谢您的讲述。请您给我们的留言簿上留言。

  刘:(写)感谢母校培养,淳正校风受用终身。刘孝文,2014年1月23日。

人物简介:

  刘孝文,男,汉族,1946年1月18日生,现年69岁。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原长安县)人,大学本科文化。1970年8月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同时参加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在解放军兰州军区宁夏吴忠“五七”造纸厂劳动锻炼;1971年12月先后在陕西柞水县计划委员会、县委、县委办公室工作;1977年先后任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3年3月任中共柞水县凤镇区委书记;1984年1月先后任陕西省山阳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88年11月先后在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延安市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延安行署副专员,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年4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任副秘书长兼省政府参事室主任;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陕西省人大代表,九届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七届、八届、九届党代会代表;2006年6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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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图:
编辑:法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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