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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英记忆】甘晖:兰大的精神和品格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思想财富

日期: 2014-04-03 点击: ...
   

  时间:2014年1月26日10:00
  地点:陕西师范大学办公楼甘晖办公室
  人物:甘晖
  访谈人:王秋林
  文字整理:段小平 红叶
  主题:兰大的精神和品格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思想财富


兰大的精神和品格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思想财富
(节选)

  王:甘老师,您好。我们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就是通过对老职工、老校友、老朋友的访谈,以录音录像的形式收集对兰大历史的回忆,作为资料长期留存。您是从兰大走出来的,今天专门请您对兰大做一些回顾。包括上学时候兰大给您留下的印象,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对您有影响的事件,以及您走出兰大看兰大的感受,对兰大今后的发展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等。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甘:好的。我是1977级的学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第一批进入兰州大学学习。我记得是1978年2月25号到学校报到。这些比较详细的东西,在学校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班出了一个集子,那里边,我自己也好,还是其他同学也好,都有一些详细的回忆,怎么上大学的,这四年在大学里怎么生活度过的等等,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1982年元月份毕业就留校工作,先后在学校团委、数学力学系的党总支工作(当时数学力学在行政上是两个单位,党总支是一个);后来又到团委,然后到人事处,到研究生处、“211办”工作。2001年元月,进到学校班子任党委副书记,2002年的10月份行政换届的时候兼任了副校长。然后一直到2010年底,离开学校。

  应该说在学校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上学也好,还是工作也好,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从开始、到发展、到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从拨乱反正到逐渐规范,又到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作为我们来说,上学是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命运,改变了无数青年的命运,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对咱们学校来说,我们在其中,这种感受就特别深刻。

大学时代小组同学在五泉山合影(前排右一)

  参加工作是80年代初。1985年有一个教育体制改革,提出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89年之后又明确提出,高校的领导体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后来又把这个表述写进了高教法。我们国家高校的管理体制就明确下来了。1993年国家提出,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又是人口比较多的大国里面办高等教育,要集中力量,办一些高水平大学,这就是“211工程”。“211工程”的确切涵义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211”就是这样来的。随后,国家又提出了,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这就是“985工程”。一直到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提升质量、内涵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思路。高等教育这几十年可以用天翻地覆、波澜壮阔来形容。

应该说我校抓住了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每一次机遇

  应该说我们学校踏上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步点,也都抓住了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每一次机遇。这是历届学校领导班子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国家从战略层面考虑,对兰州大学重视、扶持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在经历了100年以后,自然而然、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也就是说,学校发展到这一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她必须要走这一条路。学校从“211工程”预审时提出“做西部文章,创国内一流”,到“985工程”把它修改为“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这些办学理念的变化,也反映了学校整个实力的变化,也反映了我们对整个高等教育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变化。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学校确确实实是抓住了很多的机会。

  我在刚毕业的时候,留在学校团委,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想做一些事情。“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学校组织宣讲团,深入到工矿企业、中小学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社会实践活动,文化“三下乡”活动,应该说还是做了很多事。(插话:那是您从事团的工作的时候做的事情)对。我是1982年元月份毕业留在学校团委,1984年7月份任的团委副书记,另外还做过学生会的专职秘书长,做过研究生会的专职秘书长。那时候团学工作的很多事情都做了。

冲着刘老师的这种精神我们就得好好学

  王:甘老师,请把您在学生阶段的事情做一些回忆,给您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老师、事件等等。

  甘:好的。那时候,应该说,对于大学的概念都是很模糊的,因为十年了,都是推荐上大学。那一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要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我们有幸参加了这个考试,并且被录取。我前面说过了,这的确是改变我们个人命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如果没有这一些,我们后面的命运是个啥,这就很难说了,其实和我们同时代的那些人基本上都这样。

学生时代的甘晖(右一)

  进了学校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另外老师们长时间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过程,突然可以有用武之地了,他们的那种创造力、智慧得到了解放和释放。我就觉着那时候学校里学习风气特别的浓。图书馆里占座位,宿舍里待的也基本上没有做别的事情,都是看书、做作业,很多人晚上熄灯以后下自习回来,家里比较困难的学生,就站在宿舍楼走廊的灯下面看书。后来,慢慢地,大家都是每人弄一个帘子,把床围上,弄一个蜡烛放在床头在那里看书。我记得,我们一个月都要点好几包蜡烛,都是看书。在兰州上学四年,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除了团组织的活动、班上组织的活动,去过兴隆山、五泉山以外,好像其它地方基本上都没有去过。生活日用品就是兰大对面的黄楼,那时候还发各种票据,买东西都是有票的,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各种不同颜色的票,白糖、肥皂、洗衣粉等都是拿那个东西去买的。

  我当时在班上评为一等助学金,27.5元。每个月下来以后就是吃15块钱左右,剩下钱可以添一点生活必需品,再就是买书。我记得到大学四年毕业的时候,光那个书就装了十好几个纸箱子。那时候书也便宜,几毛钱就可以买一本很好的书。我们经常到七里河工人文化宫旁边的古旧书店去淘那个便宜书。所以说当时大家学的热情很高,老师教的热情也非常高。

  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的外语老师,刘涵锦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当时学校里考虑到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俄语老师,所以我们的外语学的是俄语。我们班上开始都不太愿意学俄语,觉得学俄语没有用,那时候改革开放主要对西方开放嘛。后来为这个好像还罢过一次课,有一次俄语课就不去上了。当时学校教务长还到我们班上,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代表学校要求大家必须学。那时候大家还是比较认真的,既然学校出面给我们讲了,俄罗斯文学也很重要,那俄语课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固定教室,刘老师几乎每天晚上在我们上自习的时间都会在教室后面坐着,随时给大家辅导答疑,她就在那儿看自己的书,学生有问题就直接去找她。老师的这种敬业精神,对学生爱护、负责的态度,真的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了,结合得这样一致。刘老师经常这样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给我们辅导,我们大家就不能不学好了,你就冲着老师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我们就得好好学,不然就觉得对不起老师。我们毕业的时候,全班给刘老师送了一个镜框,每个同学一张一吋照片,全部装上送给刘老师。刘老师去世的时候,我们在兰州的同学都到华林山去送她。那时候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它是建立在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这样一种基础上,而且是高度信任的。那种风气觉着非常好。

学校里那种学术氛围非常浓厚

  另外就是我们进校以后,学校的各种学术报告非常多。好几年学校的学术报告月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系都有,每天都有很多学术报告,有学校里边各系老师们的,也有从外边请来的。我记得,只要我们有空闲、只要是感兴趣的都去听,不但听自己系上的报告,还去听本系以外的报告。比如说哲学的、历史的学术报告,甚至还去听理科的一些报告。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我们进了学校以后那种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在老师指导下我们班办了一个像板报一样的文学刊物,叫《新芽》,全都是用钢笔抄出来挂到旧文科楼二楼走廊的墙上,就是同学们的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都在上面,一个月一期,定期出来,别的系感兴趣的同学也都站在那里看。这种文化的交融就非常的好。另外以我们班为骨干组织了五泉文学社、兰大诗社、兰大书画社等等,在校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学生时代的甘晖(前排右一)

  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成立五泉文学社的时候,在旧文科楼的2010教室,刘冰校长还亲自来参加,省上飞天杂志的主编杨文林也来参加。那时候这种事,学校也是非常重视。我记得中文系78级的黄建国(现在长安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那时候发了很多的短篇小说,学校专门给他开过一个“黄建国短篇小说研讨会”,刘冰校长也出席了。给学生召开创作方面的研讨会,当时是空前的,截止到目前也没有再出现过。那时候学校对学生与学习有关的各种活动都非常重视。

校园里边充满着活力,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

  另外一个就是文体活动非常活跃。校园里边充满着活力,你就感觉到,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早上起来,跑步的、做操的、单双杠上锻炼的,那人确实就非常多。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你看那到处操场上都是人。那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确确实实人们的精神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们整个对国家、对民族充满着希望,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在这个学校里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热气腾腾,就是这样。

  在这种环境里边,你就像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文系的齐裕焜老师、吴小美老师、林家英老师、刘庆璋老师、徐清辉老师、黄伯荣老师、沈文豪老师、陈志明老师、刘满老师、刘成德老师、柯杨老师、魏明安老师、陈进波老师、李东文老师、刁在飞老师、祝敏彻老师等一批老师,哲学系的刘文英老师,历史系的刘光华老师、李苇老师等等,上课都非常认真,很严谨也很生动,师生之间的互动也很经常。现在想想我们那些老师很多都是北大、复旦毕业的,而且通过他们请来的那些大专家,像吴小如先生,一次来给我们讲课一个月,从先秦讲到明清。这些课都在大教室上,化学楼1001、旧文科楼的1009、2009。请来的周祖谟先生,费孝通先生,钟敬文先生,请来一讲就是好几天。学校里边学术的氛围、学习的氛围非常好;老师们也是好不容易解放了,都在抓紧时间努力去做研究、努力想办法去认真备课,给学生们上好课,下课以后和学生们交流讨论。甚至都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学生们提的问题也是很刁钻的,老师就说,我下来查查资料,下次再告诉你。那种责任心、负责任的态度的确让人感觉到不一样。在这种环境里受到的教育,确实是非常难忘的。

  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一周才能吃一次肉。每天那个玉米面糊糊、发糕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再加上那时候年轻,也能吃饭,所以经常感觉到吃不饱,但是人的精神愉悦。确确实实感觉到在知识的海洋里边,拼命地在汲取知识,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感觉到学习的压力非常大

  学那几年,对我来说,对我这一生都影响非常大。知道了老师们是可以这样去教书的,学生们应该这样去学习的。另外自己老感觉到有压力,生怕自己学不到东西。那时候我们这个班上年龄参差不齐,年龄大的都30多岁了,有些人上学前已经是中学的教师,高中教师。有些人考中文的,人家数学都是考满分进来的,学习非常好。所以我们感觉到学习的压力非常大,你不努力就不行,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同时学校里那种生活,在刚刚经历过文革,这么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大家的那种团结友爱既发乎自然,又形成了一种氛围。一个同学有了困难大家帮助的那种事情、场景是随处可见的。我那时候粮票不够吃,我们班上团支部一些女同学就给我们捐,一次就捐了200多斤,我就把那一两年补贴过来了,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谁生了病,马上就有同学往医院送。我记得有一次中秋节,班上党支部、团支部、班委会一块儿组织大家去了雁滩公园,我感冒发烧了没去。他们回来发现我已经昏迷了,好多人就背着我往兰医一院跑,有人就跑去推那个病床车。你有时候想一想,在那种条件下,班上的那种气氛,那种同学的感情非常的纯真、也非常宝贵,让人终生难忘,确实是这样。

他们真是了不起

  学校里边印象很深的,一个是刘冰校长,1979年到学校来任职。我记得,刘冰校长反对“四人帮”,在文革还是很有名的,他在清华就做了很多事情。到兰大来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改善教职工生活工作条件,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让群众推荐校级领导班子是他率先在全国做起来的,当时还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介绍过经验。聂大江校长他们那一批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到学校班子的。

毕业照(第三排左起十一)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是分开的,毕业证小,学位证(主要原因是我国1981年才实行学位制度,我们毕业时发证的工作还没进行,是后补的)大一点。我的毕业证上是刘冰校长的章子,学位证上是徐躬耦校长和聂大江校长的章子。颁发毕业证时校长是刘冰,颁发学位证时校长是聂大江,学位委员会主席是徐躬耦。你看,我的毕业证、学位证,三任校长都有,特别有意思。这些校领导,他们那种儒雅之气,他们治学的那种精神,包括当时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办学的理念,当时我们感觉还不是很深刻,后来自己从事了学校管理工作,才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真是了不起。能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尽快的扭过来,让学校走上正轨,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好像是1979年,给江隆基校长开追悼会。一进校我们的老师就老说起,江校长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懂教育规律的,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保护知识分子的一个校长、一个党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那个追悼会给我们印象很深。他们后来讲,那个送的队伍,前面已经到了华林山,后面还没有出兰大校门。可见当时的兰大人对江校长的尊重,那种崇敬的心情。我到陕师大后,2012年,到汉中去检查免费师范生教学实习,还专门到江校长的家乡去看了看,陕西汉中的西乡县。到江校长故居去,那地方山清水秀的,他侄子还在。江校长在解放前还做过陕师大附中的校长,陕师大附中百年校庆的时候在院子里也给他塑了个像。

我觉着在那种环境里给人的影响是终生的

  在那种条件下,大家的思想也比较单纯。就是学习,就是想办法去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想办法去获取更多的知识,确确实实都非常单纯。老师们的那个态度,不仅上课很认真,批改作业也非常仔细,每一份作业、每一个作业都是认认真真批改的,有些地方不合适都有批语,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做得到。我觉着在那种环境里给人的影响很大、很具体,是终生的。

  实际上怎么治学、怎么做人,通过老师们的这种示范,通过同学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有好多东西就深深地烙在你的脑海里了,就深深地固化在你自己的行动当中了。所以说,大学这四年,因为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的,我觉着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评全国的“三好”班级,当时候选的就是我们班和化学系77级分析班,后来化学系77级分析班被评为全国的“三好”班级,我们班被评为省上的三好班级。我感到很多事一号召就有人去做,包括举办舞会、学习跳交谊舞呀,开展一些文学作品研讨会呀,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公益性的劳动呀,大家都积极参与,那种热情都特别高涨。不像后来,后来你就发现好多事还要给点什么好处才去做。那时候就没有这些事,我觉着这一点给我的印象也是特别深的。大家都没有功利,就是喜欢,组织上号召了,我们就要积极参加,就这样。

兰大的经历对我今天做好这个岗位的工作非常重要

  王:您说的这些,我也是亲历者,所以很有同感。您毕业后就从事了行政工作,一路走来。可否谈一谈您在兰大的经历对您现在做书记的影响。

  甘: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工作,起先做过共青团工作,到系上做过党务、学生工作,后来又做过人事管理工作,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做过211工程建设、985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到学校班子以后呢,分管过学生、新校区建设、人事人才、学科建设、宣传、信访、本科教学等这些工作。应该说,在兰大的这些经历,对我今天到陕师大来做好这个岗位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看望新生(右一)

她就是一个标准的综合性大学的摊子

  咱们都知道,兰州大学办校已经100多年。其实在解放前,从1909年甘肃法政学堂成立以后,她一直是历经坎坷。这个学校因为当时甘肃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在那种情况下要办一个大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经费没有保障,生源没有保障,各种条件都不具备。为什么在解放以后,很快的就能够发展起来?一个得益于早期,尽管很艰难,尽管是一个雏形,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民智都还处在一个萌动状态,这么一个地方办一个高等教育,我是觉着我们那些先贤们,确实做的非常不错。像邓春膏、蔡大愚他们这一批人,都是留学回来的。他们对教育、对高等教育有着自己很深刻的理解,对当时的中国国情,特别是西北地区落后的这种实际状况也有着切肤之感。所以说,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做的对国家、对民族,尤其是对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1945年国立兰州大学建立之后,辛树帜校长设置的那几个学院,你一看就是一个标准的综合性大学。法学院、文理学院、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后来把文理学院分开,畜牧兽医学院到1947年把它单独分出去。她就是一个标准的综合性大学的摊子。而且他上来抓的那几件事,一个抓师资、延揽人才;第二个买图书资料买设备;第三个筹经费;第四个弄校舍。抓的全在点子上。一看就是一个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而且他那个视野、胸怀、眼界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在建国以后,在1954年就被确定为教育部直接管理,根本问题就在于,前面的这个架构已经有了,而且在1945年的前后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一些著名的大家都先后在学校工作过。所以说,她有了一个好的学术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厚。

  解放以后,“一五”期间,国家对西部在布局上有一个大的扶持政策,特别是你像“一五”期间那100多个项目,在甘肃、在兰州就有16个。这么多项目需要一大批人才,而且你想,西安以西,再往过去,青海、新疆、宁夏,还有什么?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方教育发展的底子比较薄。兰州大学就等于是到了高等教育边界上了。所以说,从国立兰州大学成立,她提出来就是把了解西北、发展西北、开发民智,把为西北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她符合了国家的需求,国家需要这个。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这是客观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管是各种条件人家走的比较早,西部就是落后。在这种条件下,确实需要一个高水平大学,我觉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建国以后,当时兰州大学教师就是100人左右,学生还不到1000人,就把它由高教部直接管理,1955年又作为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1960年中共中央发文,确定为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这个学校从一开始,她的定位就是非常准确的,她是因时而生,因地而生,因事而生,她确实是国家需要的。再加上1945年国立兰州大学成立的时候,辛校长打了一个好的基础,这架子有了,而且一批学者已经在那个地方耕耘过,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学术氛围、学术理想、学术价值追求。所以说,解放以后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被确定为高教部直接管理,确定为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这是有道理的。

“兰大过去叫小北大”

  江隆基校长到兰大,对他个人来讲是一种不幸,对兰大来讲是一个万幸。对个人来说,因为当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把他调到兰大来了;对兰州大学来说,来了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而且,江校长是我们党培养的教育家,他留学过日本、德国,做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全国解放后,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懂教育,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又在北大待过。我觉着,兰大之所以后来学术氛围很好,或者说在整个这个治学过程中比较宽松,大家对学术很重视,跟江校长的治校风格关系很大,而江校长又是从北大过来的。我到陕师大后,一个离休干部在一次会上给人说,“兰大过去就叫小北大”,他们都知道,圈子里的一些人都知道,兰州大学的学术风气是非常好的。但是兰大又不同于北大,因为兰大是在落后地区,面临着很多北大所没有的困难、问题,条件艰苦,气候恶劣,生活困难,师资队伍建设很不容易。特别是像那时候,国家投入很少,办学的基本条件和人家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就很大。兰大既有北大的那种对学术的崇尚包容,又有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艰苦奋斗、执着和在困难中坚忍不拔的性格,这是兰大独有的性格,是在一个落后地区创办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探索和实践中所形成的性格。北大有“贵族”之气,兰大散发出来的是“平民”之气。我后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平民”之气,因为有了崇尚学术,有了艰苦奋斗,所表现出的质感更带有中国特色,更像个中国的大学。应该说江校长让兰州大学成为一所重点大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他特别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连续多少年提一个口号,“规范教育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这就足见他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人把兰大办成了一个在国内外叫得响的大学

  那么改革开放之前还有个必须要提的,就是国家的重视。一批从国外留学或者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的人或者一些教师,陆陆续续到了兰大,这既是国家从战略布局上对兰州大学的重视,也是计划体制给兰州大学带来的好处。咱们回过头来说,对那些老师来说,也许是不如意的,人家从江南水乡、从东部发达地区、从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到了一个非常落后的西北,到了兰州这么一个地方,个人、家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对兰州大学来说,太幸运了。就是这些人,把兰州大学办成了一个在国内外叫得响的大学,成就了兰州大学今天的名望。

出席草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论证会(前排右二)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在这种基础上,很快就起来了。我觉着,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历届领导班子带领下,艰苦奋斗,抢抓机遇,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厘清办学思想,确立办学理念,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特别是学术上既紧随主流大势,又落地形成特色,在教育科技界独树一帜。一方面保持传统、狠抓本科教育质量,同时又及时地提出和花大力气抓科学研究,抓学科建设,抓研究生教育,抓师资队伍建设,抓办学基本条件的建设和改善。因为一个大学,没有这些你不可能成为高水平大学,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要创办一所研究型的高水平大学,他们的思维、他们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兰州大学既高远又清醒的定位、他们的勇气和探索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而且为兰州大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搭建了一个高规格平台,为兰州大学在学术上的跃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事实上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体现了对高等教育规律的尊重,对高校管理规则的遵循,沁润了对学校的感情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坦荡情怀。学者、学科和学校都需要积累与积淀,而积累与积淀则需要时间。只有对知识,对未知领域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才能够成就学者、学科和大学。如果没有这些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对学术的这种追寻的话,就很难成为一个高水平大学。我觉着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一所大学,你说教书,没问题,把现成的东西拿来,我可以把它吃透,我可以讲得很灵活,可以很生动,很熟练。但是,你只是在热人家的剩饭,你只是在把人家的东西拿来再倒一下手,或者再经过你的加工告诉学生,没有你自己对科学的学术探索和研究,没有最前沿的东西,要有前沿的东西你就必须做科研,只有你对你那个学科有了深刻的理解、把握,有了研究,有了研究成果,你才能够告诉学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和科学,这些知识和科学是怎么来的,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老一代的学者们,化学家像朱子清、黄文魁、左宗杞、陈时伟、刘有成、陈耀祖这一批人;物理像段一士先生、聂崇礼、汪志诚包括后来的一批老先生;生物像郑国锠先生,包括王香亭、彭泽祥他们这一批老先生;数学力学的像周慕溪、陈文塬(左山右原)、叶开沅等一批老先生;核物理像徐躬耦、邢正等一批老先生;历史系赵俪生先生、李天祜先生为代表的世界史、古代史的一批人,当时多强呀!中文方面,现代汉语黄伯荣先生,古汉语那个祝敏彻先生,古代文学齐裕焜先生,现当代文学的吴小美先生,外国文学徐清辉先生,哲学的刘文英先生,学术上都挺厉害的。

他们确确实实都把学术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

  这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是直接分到这儿的,有些人可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到了兰州大学,但是到了兰州大学以后,兰州大学给他们创造了施展才干、彰显智慧的环境和氛围,他们也确确实实都把学术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在成就他们自己的同时,成就了兰州大学,把兰州大学这个大厦就一下子撑起来了。所以说,改革开放以后,包括1995年美国《科学周刊》把兰州大学作为中国最杰出的13所大学排在第6,它是有道理的。它不是凭空说的,也不是撞大运撞出来的,不是!我听老先生讲,黄文魁先生文革期间,那都是从厕所窗户里跳进去,把实验室的帘子拉上做实验的。你说,化学要不是那些老先生,哪里会有今天。那时候什么条件?啥设备都没有,自己制很多东西来做。那一批人的敬业精神,是非常不简单、不容易的,我觉得,这就是兰大精神形成的过程。

  兰大这种精神,对学术的追求,是建立在求是基础之上的。在兰州这个地方搞学术,建设高水平大学,你不能去搞花里胡哨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只有过程没有结果,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要有结果,你都要实实在在做到位。这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不断地去努力,你才能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当年的卡斯比亚考试,为啥化学、物理出国留学生选拔考试,连续5年,要么是团体、要么是个人获得第一,他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在里边。你稍微留心注意一下,就发现很多学生,理科的包括文科的很多学生是慕名到兰州大学去的。他们认为兰大有谁谁谁,他就来了。勤奋、求实、进取,这是咱们大概1985年教代会上定下的学风口号,尽管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实,但放在兰大确确实实很贴切。勤奋,你不勤奋能行吗?求实,你不把事情做实在了,你在那儿虚晃一枪,你啥事也做不出来;进取,你没有进取心,你没有对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你能做出什么来。那种环境下很容易让人迷茫,很容易让人消沉。如果没有一点精气神,没有一种追求,你能做出什么来?

主持土木与工程力学学院成立大会

你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去实践这些东西

  后来在90年校庆的时候,我做校庆办主任,学校领导提出要总结兰大精神。我琢磨很久提出了12个字,就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争创一流。艰苦奋斗这不用说,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甚至工作条件和东部差距很大;自强不息,就是我们说的精气神,一股韧劲;争创一流,兰州大学从来都没有对自己放松过要求,从来都没有说甘愿成为西北落后地区的一个地方性大学,我们从来把自己看作就是国家队。我们就是瞄着科技的学术的国际前沿,在这方面我们从来没有放低过身架。我觉着这些精神呀,确确实实体现在对人才的重视,对学术的重视,包括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关注,对国家使命的担当,这都不是空话,都是实实在在在那里做出来的。

  你想,“文革”期间,段先生做不了他那个理论物理规范场的研究了,他就开始做导弹还有那个反坦克武器、弹道等的研究。他总是在想办法为国家分忧解愁,总是想办法把他学到的知识用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包括像化学,天然有机化学他们那个马苋蒿的研究,如果再能往前走一走,也许能出大成果。还有一个让人惋惜的是,那个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研究,如果黄文魁先生不出那个事(飞机失事而遇难),那后面你都很难估量会有什么结果。

  我就一直在想,这些精神,对我们这些在兰大学习工作过的人,刻骨铭心,这种影响,你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去实践这些东西。包括扎实的工作作风,啥事情最后完了你总得靠实,前面说多少,那是说,最后落实怎么做,才是最关键的。

兰大的锻炼使我对高等教育规律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和认识

  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文理综合性大学,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坐而论道的多,披挂上阵的少。恰恰兰大这一方面做得还比较好,一方面是大家真的在那儿思考很多的问题,在研究很多问题,同时呢,又把这些思考和研究贯穿在实践当中去了。这一点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学校工作这么多年,对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着,兰大那种锻炼,不管是在中层锻炼,还是在学校层面上的锻炼,使我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和认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了很深切的了解和理解,也对一个大学的根本使命到底是什么,怎样去完成这个使命,有了很深切的看法和把握。这大概是这么多年、这么多岗位的锻炼所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王:您在兰大领导岗位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实事求是地讲,就是对兰大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可否讲一下,有哪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事情;还有哪些自己感觉到没有办好、感到遗憾的事情,试举几例。

每一次做这些事情都是个学习的机会

  甘:应该说,在兰大这么多年,得益于历届领导班子对我的培养、教育、关心,得益于老师、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历任领导,不管是主要领导还是班子里的其他领导,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这个帮助既有鼓励也有批评,既有和风细雨又有万钧雷霆,咱们实事求是地说,这都是帮助。我有时候开玩笑,不管雷霆雨露皆为恩典,都是我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所必要的。

  我觉着在人事上对我的磨练很大。过去我这个人,也是急性子,后来到人事处工作以后,发现就急不了了。开始还说,这把人意志都消磨掉了,后来在一些领导的点拨教育下,想想是对的,有时候做有些工作不需要棱角,有些工作需要你深思熟虑,有些工作需要你恰当地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后来到研究生处、到“211办”,这时候开始较为深入地接触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一些强的学科的带头人、教师们打交道,这个过程对我帮助很大。每一次做这些事情都是个学习的机会,每一次都能从里面汲取很多营养,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一些优点,人家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人家看问题的那些思维方式,包括人家在各种各样的事物中怎么样抓住主要矛盾,对我自己启发都非常大。所以我说,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接受别人的教育,学习别人的长处的一个过程,包括那些普通的同事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说自己在这里面还有些什么长处的话,我就觉得,我还算是一个能够积极学习的人,能够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人,一个实实在在为学校、为大家做事的人。

在榆中校区检查迎新情况(左一)

这些年印象比较深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个是,我在做人事处长的时候,具体参与和推进了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那个方案,包括那一本白皮书,可能有一些东西现在还能用。那当时确实是花了大功夫的,在党政主要领导的谋划推动下,在杨峻校长具体指导下,《兰州大学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若干稿,包括学校党政职能部门的职责,都是我负责起草的。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我就去找化学系的刘满仓老师,让他帮忙在计算机上打印出来,一遍一遍的改。我觉着这给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后续改革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第二件事情就是,参与了211工程的预审工作。211预审,我负责的是参观点的事情。19个参观点,时间必须掌握好。我当时是拿着秒表,体育上用的跑步计时的秒表,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测。如果走路多少时间,如果坐车多少时间,一个一个掐出来的。那个时间几乎没有一点失误。这也就是兰大人求实的那种精神。把事情一定要靠在最实在的地方。后来教育部韦钰部长来了,包括那些专家组成员说,哎呀,兰大的管理工作非常精细。通过自己的工作,人家对兰州大学有了好的评价,我们就感觉心里边特别高兴和欣慰。

  第三件事情就是,参与和组织了从系到学院的学校管理架构的改变。我拟定了《关于按照学科群组建学院的暂行办法》,试点是从化学和经济开始的,然后全校推开。现在看,这为研究型大学的治理结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推进了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构建了研究型大学校、院、所三级管理架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主要领导下的决心和具体的指导。我到学校领导班子分管人事工作时,李发伸校长给我说,能不能把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这个事情推开,这对兰州大学很重要。经过认真的调研和慎重的思考,在反复听取意见和论证的基础上,制订了改革方案,分步推行和实施下去了。应该说,这是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在全国高校是走在前面的。我们还因为这个拿了教育部的一个课题,就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我也在全国一些会议上介绍过咱们学校这个做法。通过这个改革,把原来的校、系、教研室结构,调整为适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校、院、所三级架构。这符合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而且,我觉着里边有很多理念、做法现在也不过时。

与旅美化学系校友合影(左)

兰大精神就是那一次总结出来的

  应该说我非常幸运,兰大建校百年只搞了两次校庆我都参与了。九十年校庆我是校庆办主任,李正元、王安平、李映洲是校庆办副主任。九十年校庆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校庆,一个是要摸索出一些经验,第二个也是一个确确实实很好总结学校的机会。九十年校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都题词了,中央台在新闻联播头条播了,这对扩大学校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兰大精神就是那一次总结出来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争创一流,大家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百年校庆做了这么几件事

  百年校庆我是筹备工作总负责,百年校庆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部校史。3册180多万字,2005年12月9日启动,2009年8月份出版。这个事是我推动的,我作为学校领导分管这个事情,创造条件、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提供保障,具体事情是由张克非、赵平等一批同志他们去做的,他们很负责,应该说他们做得还是不错的。

  两部片子。一部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在中央一台播,叫《大学堂—兰州大学》;一部是凤凰卫视录制的,在凤凰卫视台播了,叫《风雨百年萃英路》。这两部片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那部在凤凰卫视播了,好多海外校友给学校来了短信、或者是发了邮件。《大学堂—兰州大学》那个片子拍得也相当漂亮。当然,因为时间紧,在内容上也有欠缺和不如人意的地方。

  一枚邮票。通过中国邮政总公司向国内外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反响很大,影响也不错。至今全国只有6所高校(北大、复旦、同济、中国科大、兰大、清华)由国家邮政发行了纪念邮票。
一台晚会。那个晚会,中央电视台录的像,那个片子录得也非常好。

参加甘肃省高校羽毛球比赛

校史馆、博物馆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一个博物馆、校史馆。当时这个博物馆校史馆的建设还有些波折。开始定了要建,后来又不动了。我认为,一个大学的历史靠什么传承?我们不像国外大学,他有些建筑几百年,你一进去,看见这个建筑就知道这个大学的历史。我们没有,我们的建筑50年就是危房,就得拆掉重建,靠什么?没有。另外一个大学要传承人类的文明、民族的文化,要让学生了解认同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用什么?除了书本上的以外,直观的有什么?一个大学的校史馆、博物馆建起来它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是大学传承文化与创新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主动请缨来抓这个事情,让基建处做个预算,做了7700(平米),我说不行,小了,最后建了好像9800(平米),然后又通过校友从陕西调拨了400件文物,支持高校建博物馆嘛!后来又联系校友杨学成捐了201件陶器等一些文物。

曲校长就永远活在兰大人的心里边了

  然后,包括曲正那个毛主席的任命书,那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呀。核学院的陈熙萌到北京核工业总公司参加一个评审会,吃饭的时候,隔座坐着一个人,就问他哪个大学的,说是兰州大学的,他说,我岳父是在兰州大学做过校长。说你岳父是谁?说是曲正,还有毛主席给他发的任命书呢。陈熙萌回来就把这个事给赵平说了,赵平又给我说了。我说,你这样,先去落实,落实好,我去找。落实完,我到北京出差专门到人家家里去,翻出来一看,是,而且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信封装着,还有他爸在兰州大学萃英门时的照片,那校徽还都是布的,直接缝上去的,“国立兰州大学”的校徽,照片。我就给人家做工作,我说,你看,这个任命书对你们家庭很重要,但是,再过上几代人,你们的子孙后代就未必会认识她的价值,你们都跟随你父亲在兰州、在兰州大学呆过,有感情,你认为非常重要,但是再过上两代人呢,就不一定了。如果你这个放在兰州大学,世世代代进了兰州大学的人,就知道你父亲做过兰州大学的校长,他会永远传颂下去的,曲校长就永远活在兰大人的心里边了。他想了半天说是,好,我们姊妹几个商量一下。后来他们和赵平接触,就在校庆前,就把这个东西捐出来了。

  有了这就证明,你这个兰州大学是重要的,你的校长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的任命书啊。你可以用文字去说你这个大学很重要,但没有这个东西更有份量。所以,刘延东同志参加完校庆大会,到博物馆校史馆参观,看到这个任命书的时候说:你看,解放初好大学都是主席发的任命书。

  王:这个就记录在案了,你不说,我们真的还就不知道。现在这东西应该在校史馆里边?

  甘:在校史馆里边放着。我觉得,校史馆、博物馆建设,应该说对兰大人了解兰大的过去今天,感受兰大的艰辛与坎坷,认知兰大的追求与价值,分享兰大的光荣与梦想,教育一代一代的兰大学子,都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事嘛就是校庆开了两个大会,还有点意思。还好,把榆中校区和本部都照顾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发了贺信,刘延东国务委员亲自到会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郑晓静副校长(编者注: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牵头组织的“百年兰大名家讲坛”,彰显了兰大的学术精神,活跃了兰大的学术氛围,体现了兰大的学术价值。徐生诚副校长主持做的校园环境的整治,景观的设计修建;陈卫东同志主持做的校训石、学风石等系列石景观,也是校庆的亮点和重头戏,给校园增色不少。

  另外,我亲历的还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会见外宾(右)

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并入

  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并入。当时李发伸校长告诉我,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任继周院士,因为南京有高校想挖他去南京,但考虑到草原所的前途和命运(任先生是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个人还是想留在甘肃,但希望能并入兰大。这样既把一位院士留在了甘肃,同时又为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平台。李发伸校长认为,草原所并入兰大是个双赢的事,也符合兰大“做西部文章”的办学理念。因为我当时在班子里头分管发展规划办。这些事,包括“211工程”、“985工程”,不属于学校常规的工作,我们把它作为发展问题来看待。李校长就跟我说,让我具体负责一下合并过程中的事宜。中间与甘肃省的相关部门又多次的沟通协商,但谈的还是比较艰辛的,因为省里一些领导不希望这个研究机构并到教育部的学校。

  最后省里边拍板的那一次会议,在宁卧庄。陆浩省长、李重庵、贠小苏两位副省长,联系教育的副秘书长张天理。李重庵是管教育的副省长,贠小苏是管农业的副省长。然后就是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党政班子加任先生,都去了。兰大就通知我一个人去。在宁卧庄宾馆一个会客室谈的,等省上领导和草原所各位领导都谈了意见后,陆浩省长希望我说一下,兰大是怎么考虑的。当时我就讲了,任先生这个想法学校认为很合适,因为别的地方,包括北京、南京的高校,都想挖任先生去,如果这个所并到兰大,她还在甘肃,主要服务对象还是甘肃,任先生也就不走了,对甘肃不会有什么损失。第二,它进入了一个大学,它的人力资源或者人才资源就有了保障,学科交叉融合也有了可能,它的水平会在兰州大学这个平台上有所提升;第三,学校的211、985工程,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笔经费,一进来以后我们就投入,投入会促使它尽快改善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和水平。

  后来,我记得贠省长还有点不太愿意,还提出能不能还是并到农大去。任先生说我们是从那儿出来的嘛!就不能去了。最后又提出说,你还有一个农业部的开放实验室,是不是还得征求一下农业部的意见。我在任先生边上坐着,我问,这个有问题吗?任先生说没问题。第二天就征求农业部的意见,农业部很快就批复同意。贠省长是咱们校友,因为他管农业,他希望他底下有一支科研力量,这个调动啊、指挥比较便利。进到兰大嘛,隶属关系就发生变化了,这咱们也能理解。

  紧接着,我们就给教育部打了报告。报告上去后,教育部说全国范围内并校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这些事都不可能做了,不再上会讨论并校问题。那怎么办?在常委会上讨论时,当时大家觉得不好办,部里不同意啊!就有点僵到这儿了。我就出了个主意,“整体调入”。我说,草原所100来号人,兰州大学目前编制缺额好几百,整体调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避开合并这个敏感问题,不叫并入,以“整体调入”再写报告。报告到教育部,他们也有点作难,斟酌再三,出于对兰州大学办学给予支持的考虑,最后还是发文同意“并入”。(插话:任先生曾谈到这个事情,张自和也谈到这件事,就是你说的那个话)。

  学院的名称,也是反复沟通,开始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学院”,后来,任先生给我打电话沟通这个名称,他说他反复考虑,还是叫“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好。任先生说,加“科技”有好处,加“科技”就有别于一般农业院校的相关学院。我说,没问题,任先生,您是大专家嘛,就按你说的定就是了,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定下来的。包括这些干部怎么对待、遗留问题怎么处理,当时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一整套思路、办法,上会定下来的。学院进到兰大以后,学校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学院也主动适应大学的管理和文化,上上下下非常努力,很快就上路了。

甘晖题词

兰医并入呢其实先后谈过几次

  王:后来兰州医学院也合进来了。

  甘:兰医并入呢其实先后谈过几次。我在研究生院工作的时候,兰医那时候要申请博士单位,后来教育部就不同意。教育部当时说,要并校,就不让兰医申报。后来并校的事没有着落,就以“兰州大学医学院”的名义报了两个点,一个好像是以泌尿为主报的外科学,一个是中西医结合临床,批了。但批的时候国务院学位办说,什么时候并入,什么时候生效。

  但这中间就有一些反复,后来教育部吴启迪副部长到甘肃来,和省里谈的时候,省上一些领导出于各种考虑,提出医学院并入,医院不给。吴部长说,那开玩笑,医学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实习医院对医学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你医院不给,他这个医学院怎么办?后来省里面又反复考虑,还是同意并入。

  这个时候呢,两个学校就各确定了一名联系人,兰大就是我,医学院是景涛。我们俩每周一碰一次头,来商量到底具体怎么往前推进。包括这个管理体制设计。我也多方面听取了一些意见。兰州医学院多年来尽管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但学科发展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全国解放前成立的医学院校,可能当时就只有这一所不是博士授予单位,其他人家全都是了。后来我们还是想,希望把这几个学院都分开,和兰州大学其他学院都一样对待。当时为啥考虑这样一个管理体制,这个管理体制设计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包括这两个医院怎么弄,当时确确实实还是考虑了医学院发展的历史,以及他当时所达到的学科水平和状态,所以想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学院在与学校打交道的过程中,直接得到支持、指导和帮助,就是直接能够获取办学资源,而且这样做,大家的归属感也可能更强一点。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

  现在这个医学教育到底怎么弄,我觉得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不是就一定这样,一定那样。高等教育中的医学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医学人才的规格、类型、标准、素质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应在这个基础上确定它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优化培养方式和实践途径,以及构建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这两个单位的合并呀,应该说,对兰州大学很重要,对这两个单位也很重要,都有了新的机遇,有了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王:我想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主要是您这里时间有限。请您在这里为我们留言。

  甘:(写) “兰大的精神和品格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思想财富”。

陕师大校园留影(2012年)

人物简介:

  甘晖,男,汉族,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生于1957年1月,甘肃人,研究员。1977年参加工作,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兰州大学校学生会专职秘书长、校团委副书记、数学力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校团委书记、人事处处长、研究生处常务副处长、“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2001年1月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2002年10月起兼任兰州大学副校长。2010年12月起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社会兼职有: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评估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资管理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科研情况: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兰州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主持或参与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教育部研究课题3项;获甘肃省2003年度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九五”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三等奖、甘肃省1999年度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

文:
图:
编辑:法伊莎
来源: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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