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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周年校庆特稿之四】微观看兰大——柯杨访谈录

日期: 2013-09-19 点击: ...
   

  时间:2013年5月22日
  地点:档案馆会议室
  采访人:王秋林
  文字整理:焦燕妮

  从个人的角度谈兰州大学历史的变化,因为是个人的角度,眼界有限,只能说是一种从个人角度来微观地看我们的兰大的变化,通过我个人的成长,也能看到学校的变化。

  我是1954年考到兰大的,在萃英门报到,当时的中文系招收的学生是40名,那个时候好像各系都是四五十人,人不是太多。一个学期招收的新生大概是一千多一点,不是很多。当时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女生宿舍在楼上,男生没有楼房宿舍,就在老兰大的老平房里面。三间屋子,大通铺,一个房子里22到24个人,学生是一个挨一个,木头板上把被子褥子铺上就可以睡,整整睡了一年。后来二年级上半年,就从萃英门搬到了盘旋路的新校区,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学生宿舍,我就住进了拐角楼,后来叫做3#楼,(现已拆掉)。

文艺生活

  我当学生的时候,兰州大学演话剧是很有名的,我还参演过。导演是水天明,他是我们的俄语老师,学生、教员里有不少的人参与演出,何天祥,李希等,我们演过《希望长安》、《幸福》,还有染成黄发的苏联的剧(具体名字忘了),当时我们的水平在兰州还很可以的。那时候演的外国剧只能是苏联的,其他就只能是革命的、红色的。我当过兰州大学刚开始的学生会文艺部长,搬到新校区(盘旋路)以后是副主席。我当文艺部长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学校也比较穷,周末的活动是个大问题,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放电影,派上汽车去接兰州市放映队的人,把片子订好,再把他们接来吃个饭,就在操场里给同学放电影;第二种就是办舞会,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至公堂,当时至公堂的地是水泥磨过的,光光的。大概是一周电影,一周舞会,舞会的乐队或者从外面请或者是同学自己组织,我记得当时经济系有一个志愿军军队下来的湖南籍学生,他各种乐器都会,是个天才。

回忆兰大人

  上学时期老师,我们的系主任舒连景,他是山东聊城人,主讲先秦文学。李松涛,他是东北人,主讲是外国文学,他夫人叫孙杨,她还当过我们学校校医院的院长。孙轶秋主讲古典文学史,这个老师的水平很高,后来去了民大,一辈子肺结核。匡扶也是搞文学史的,后来调到了师大,她的夫人叫杨萼,留学日本,学的是舞蹈,给我们还上过体育。舒先生他是山东聊城人,上课抽烟,五四年还穿的长衫(长袍子),有两幅眼镜,一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看近的,上课的时候烟不断,那时候烟没有过滤嘴,抽出一个往下墩一下,然后就按到上面接着抽。舒连景先生的学问不错,一口山东话,我们老开他的玩笑。水天同先生晚年在兰大外语系还带过研究生,水天同是水梓的长子,美国哥伦毕业大学的博士,翻译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培根论说文集》,翻译得很好,水先生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我觉得比其他的三个版本都要好,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培根的名言,培根是很有水平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是古典式的英语著作,水天同他本人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也很高,英语又比较棒,所以它能够把培根文章的味道、风格翻译出来,别的年轻人虽然英语学得很好,但是国学的底子比较差,把那个味道翻译不出来,我读了水天同的《培根论说文集》后感觉非常好,有点文言文的味道,但是可以看得懂。

临夏州民间故事与民歌调查

  当时我带学生到临夏州的东乡县,做东乡族的民间故事和民歌的调查,经历了很艰苦的一段时间,当时是生活困难时期,我跟我的四个学生在东乡的索南坝这些地方,一共调查了四十天,顿顿吃洋芋,一顿面都没见过。刚开始胃受不了,觉得难受,酸酸的。因为农民家里就是洋芋多,粮食少,当时我们一顿饭交半斤粮票,洋芋尽饱吃,这就不得了,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把煮好的洋芋皮一剥,蘸着盐吃,我和我的四个学生围在一个炕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那个大脸盆,一共端上来四盆(四次),四个学生围着一个炉子,吃了四盆洋芋,可想而知,胃撑得多大,很可怕,这是我经过的在下乡当中在生活方面最艰苦的。不过经过了一个星期,也习惯了,不酸了。

皋兰县民间调查

  有一次到皋兰县的石洞寺,帮着农民起沙、背沙。咱们甘肃农村,有一种旱沙地,这种地有个特点,就是把地整平,把深层次的沙子挖出来,再把细沙子铺上很厚的一层(大约是一尺左右),再在沙子上面铺上鹅卵石,从表面上看就是鹅卵石,其实这个细沙地富有营养,而且能够保墒,上面的鹅卵石有避免太阳晒透沙子的作用,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起沙,背沙,那个劳动是非常之重的,一人发一个背篼,背篼里面用大铁锹满满一铁锹(还是湿的)一倒,就那么一铁锹,是很重的,我们就从远处的挖沙地方往地里头背,一天劳动下来非常的累。但是,我们当时吃的农民家的饭也很有特点,一个大碗糜面散饭,散饭就是将面在水里和得硬硬的,然后用擀面杖搅熟后舀到碗里,如果把筷子插到糜面散饭上面一天都不倒的,很硬。再把油辣椒、酸菜调到上面,然后在一个角角上和着吃,最后吃完碗都不洗,光光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的。

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贫下中农教育  与农民建立建立深厚友谊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谈下我在泾川县黑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是一个医生的后代,我的父亲是甘肃的名中医,我也从小懂一点医学,但不是很精通。因为毛主席在文革当中过了一句话: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我听完以后认为文科大学不办了,就得想办法找其他的出路,下乡的时候,除了带《毛选》、《语录》之外,我就带了二三十本中医书,我家里中医书很多。当时我就决心在下放劳动的时候钻研中医学问,一面看书一面给农民看病,我居然看好了几个很难治的病。当时我父亲还活着,我还可以请教,当时没有手机,通信很不方便,我都是写信的。一遇到很难治的病,我就写信给我父亲,过上大概一个多礼拜,回信才能收到。我就根据信里的说法开药方,我给农民治病治好了很多,当时工宣队跟着我们,监督我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说人家农民找我看病怎么办?那个工宣队的老工人不错,他说:知识分子学的知识,就要为工人、农民服务,现在有人找你看病是好事,你就看病,不用管劳动的事情,如果没有人来找你看病,你再劳动。因此,在我下放劳动的后半期当了大夫,毛驴骑过,烂自行车骑过,骑上毛驴下乡看病也是很有趣的,平凉一带把医生叫“良医”,到了农民家里住的窑洞,先不让你去有病人的窑洞,而是先找个其他的窑洞把你请进去,给你做些吃的(起码四个荷包蛋),还说良医不吃病好不了。所以,文革结束我回来的时候,因为正是秋天,泾川的梨很有名,农民就给我送了很多梨,说没有其他东西。当时送的梨太多了,大家一起分还装不下,最后还让农民装回去了。当时跟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感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只要真正地把知识贡献给普通劳动者、普通的农民,你就会受到农民的尊重和热爱。这种经历对我日后从事民间文化研究很有启发。

教学中带领学生下乡调研  感受民间创造力

  文革结束后,我就带领同学在课余时间(当时我开的是民俗学课程),开完课每个学期我都带学生下乡,从文革以后直到我退休总共下乡27回,每次带十个左右的学生,我认为我的课程在兰大的文科里面是接触社会实践最多的,而且我每次都要让学生写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素材。不仅是本科生,后来带研究生也是这样。所以长期以来,我对于甘肃的民间文化,尤其是民歌,比如大家熟悉的花儿(花儿只是我研究的一个方面,我研究的方向不完全是花儿)研究比较多。当时我几乎跑遍了甘肃省所有的花儿会,还有青海的一部分花儿会,也到宁夏、新疆昌吉做过花儿流传的调查,通过花儿的研究接触了民众,而且感受到了普通老百姓文艺创作的才能,好多民间歌手对唱有问有答,都是即兴创作,有些歌词相当的精彩,简直不可想象,所以不能轻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通过社会调查,我越来越觉察到人民的创造力是很惊人的,比如有一次,我到临潭县做花儿会的调查,有三个女歌手远远的看到来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喇嘛,他也是逛庙会的,那三个女歌手偷偷地笑着,就给小喇嘛唱了一首歌:手拿杆杆当白杨,年轻小伙好模样,为啥你要当和尚。我听懂了歌词,当时就想,这个尕喇嘛应该被问的没什么答了,没想到,那个尕喇嘛马上回答:手拿杆杆当白杨,命里算下没婆娘,一口气上当和尚。这个回答妙得很。这都是即兴的,没有事先商量。所以,民间歌手很聪明,应对很快。还有一次,听到一个五十多岁的歌手唱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活,唱的是:女孩要把头发拉直呢,老的要做卷呢,媳妇要染呢,偏偏叫我付款呢。这个反应了现代农村生活改善,妇女们都要美化自己。通过各地民歌的变化,可以反应农村生活的变化。

进修北师大,提高课程质量

  79年到81年,我作为兰大的教师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跟随我的最后一位老师钟敬文教授学民俗学,他主编了一本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民俗学概论》,他在全国挑了一些学生,其中就有我。为什么挑我呢?这里面有个故事,有一年他来兰州,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西北民院召开了一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研讨会(在兰州饭店),把钟敬文先生请来了。我是搞民间文学研究的,因此就请钟先生到我们兰大做了一个学术讲座,钟先生很高兴地来了,他讲的题目是《为孟姜女的冤案平反》,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把民间故事都认为是封建迷信打到了。钟先生在讲这个报告的时候,总要起来写黑板,我就给他说:“我说钟老,你不要起来,你就讲,我来写”。然后他就讲,我在黑板上写,他中间转过头四五次,看我写的究竟对不对,包括古人的话,他说的词、概念,我没有写错,写得都对,他就放心了,就再也不回头了,我就在后面写了擦,擦了写。因此,他说我基础不错,因为他的讲座里面引用了很多明清时代搞民俗学的言论,那些言论刚好我讲课的时候讲过,所以我记住了,不然我也写不出来。因此,他挑我去帮他编材料,在北师大那一年,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年开窍了,原来仅仅是初入门,那么按现在的说法是上了几个台阶,我觉得进步很快。所以,回来以后我的课程质量我自己都感觉到进步很快,学生们喜欢听我的课,不管是本系的还是全校的文化课,我的课《中国民俗学》不怕没人听。有的老师开选修课的时候害怕没有人,人越听越少。我的课由小教室换成中教室到大教室,一直到礼堂,因为人太多了,这就把我就整惨了,因为既然是选修课,就要交作业,结果学生的作业太多,有几百份,两三个月才能看完,我还都认真看,并不是随便划,因为想看看学生的收获。所以说,那是我作为教师最舒畅的时间,一直到我退休以前。当然在这段时间当中,我还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从86年开始到95年结束,一共是担任了9年三届,在这段时间当中,我想主要是把一部分教师送出去进修,因为我深深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与课程质量的改善和开拓视野有关系,再就是从外面请名师来短期讲座,这样工作还是有些进步。

学术著作

  《民间歌谣》是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是民俗文化丛书的一部分,专门给全国基层的图书馆,农村图书室免费发放,是民政部邀请专家写,然后委托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人民服务,没有稿费。《中国吉普赛人》虽然不是我编写的,但是我和我学生的三篇论文占了近一半,我写了一篇序,是关于民间信仰习俗的思考。我还参与编写了《西北民俗文化》丛书,总共四百套,赠送给了全国高校的图书馆和著名的大图书馆,甚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藏有一套。我和杨建新分别有这套书的一部分,兰大应该就我们两个有,那套丛书有八百多册,我只有我主编的那一部分,杨建新的是他主编的西北历史部分。另外,我还编写过几本《花儿集》,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儿选集》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退休后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推广

  关于民间文化的研究,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十几年了(应该说是十六年),却更忙了。除了学校内部的事情,我在社会上承担的任务是很重的。最近省上成立了一个甘肃省文化建设学会,宣传部长连辑是会长,我担任的顾问。现在为什么特别忙呢?因为国务院批准了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这么一个任务,即1313工程,所谓“一带”、“三区”、“十三板块”。这个文化建设任务是相当繁重,我现在还投身于其中,参与讨论和评审。我还是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传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每过一段时期,各地州市报上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还要进行评审,有的时候还得下去考察,看上报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事实。同时我又是兰州市历史文化建设小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白塔山,五泉山,皋兰山兰山公园的建设等。不但把握宏观,微观的也要研究。我给九州台的国学馆还写了几副对联,五泉山也有一副对联,不知道有没有挂出来,我个人认为五泉山那副写的还不错。

【人物介绍】
                                         
  柯杨(1935.8——),男,甘肃宁县人,1958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直至1996年退休,先后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讲授过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俗学、神话研究、花儿研究、民间文化研究方法论等课程。1960年8月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两次获兰州大学教学优秀奖。曾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九年,兼任过国家教育部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甘肃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甘肃省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近年还应邀在北京、陕西、山西、河北、浙江等省出席有关学术会议,并在甘肃省各高校和省、市、州、县所举办的基层文化干部培训班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等问题达70余次。(文学院网站2010年7月发布)

  校园文化精品项目——“萃英记忆工程”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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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伊莎
来源: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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