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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周年校庆特稿之一】朴实 奋斗 感恩 知足
——我校校友葛墨林院士采访录

日期: 2013-09-17 点击: ...
   

葛墨林近照

  按照约定,2013年7月21日上午9:00,兰州大学档案馆馆长王秋林来到葛墨林院士在南开大学“省身楼”的办公室,对葛先生进行了专访。葛先生以“朴实、奋斗、感恩、知足”为题,回顾了曾在兰州大学的日子和对兰州大学的感受。以下采访内容由红叶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葛墨林先生审定。

  我是1956年进入兰州大学的。那时候,兰州大学还在萃英门,在黄河铁桥边上,1957年搬到新校区,我们在老校区还上了一年课。1956年我在北京13中,原来的辅仁男中毕业。那一年全中国都在“向科学进军”,最红的就是学核物理。我本来是想报清华的工程物理,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让一批北京的学生报考兰州大学,后来我就改了志愿,报了兰州大学。到了兰州大学,开始在萃英门的那边,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我记得那时候是在昆仑堂上课,好像那曾经是左宗棠时期考试的地方。条件虽然艰苦,大家还是比较努力学习。后来1957年搬到了盘旋路新校区。那时候,兰州刚刚建设,据说1954到1955年的时候,老机场(现一分部)还有狼,现在当然建设得非常现代化了。经过这么多年在兰州大学的学习,后来到1961年大学毕业,就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研究生毕业就留在兰大。文革以后,我在1980年第一次出国,到美国杨振宁先生的研究所,1986年调到南开大学,原因是,1985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南开数学所”,办得很成功。因为理论物理和数学联系很多,任何一个数学所都和理论物理有联系,所以,他就请杨振宁先生在这个所里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1985年我刚从杨先生那里回来,杨先生打来电话,建议我到南开的数学所协办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我1986年到南开,正式的关系是1990年才转过来。那时候的研究生也就和我一起到南开来工作。

  1. 我和母校有着非常深的感情

  简单说,我和母校有着非常深的感情。我接到你的通知以后,也简单的想了想,兰州大学毕业生的作风可以用很多的话来形容,各人的经历角度都不一样,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我回想一下,想用几个字来形容:一是朴实,学风很朴实;二是奋斗,就是自强不息;三是感恩,知道感恩兰大,感恩国家;四是知足。我为什么会说这些呢,严格地说,兰州大学在国内还不是特别一流的大学,不能和北大、清华去比,又地处边远地区,虽然国家花很多力量建设西北,还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我们毕业以后,不能靠名校的影响,没有这个基础。身处兰州,倒没有很多的干扰,有的也就是努力读书,好好学习。整个西北人比较朴实,不是那么很张扬、吹嘘。一个是没有吹嘘的这个本钱,另外整个作风也比较朴实,就是要靠自己的奋斗。学校就是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克服各种困难,来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得到一些进步固然有自己的努力,还有很多别人的帮助,才得以成长起来。从内心里边,我从西北出来,到了东边,也算做出了一点成绩,对整个国家和帮助过我的人,有一种感恩的思想意识。比如对自己的老师、对江隆基校长。

段一士与葛墨林合作研究规范场理论

  2. 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是我一生最好的机遇

  对我来说,我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是我一生最好的机遇。段先生从苏联回来,他的教学方法,从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他培养人的方式,思维方式,探讨问题的态度,尤其是钻研学问,终身与世无争的态度,对我一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现在我和段先生还是保持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我有重大的事情,还都请教段先生,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教导。

  由于跟着段先生做,就结识了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对我一生有极大的帮助。1977年,杨先生访问兰州大学,我当面见到了他。可以说,从那以后就改变了我的一生。另外,从刚才给我的档案上看到了谷超豪先生给我的评价信。谷先生和胡和生先生,这两位院士,对我一生的帮助,都让我终身难忘,其他还有很多的院士,包括:郝柏林院士、贺贤土院士、南京大学的孙义燧院士,不少物理、数学、力学和天文的院士们,等等,对我都是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能够从兰州大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也是有诸多的因素的。对我来说,也非常感恩于母校,感恩于这些先生们。
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不愿意跟谁争什么,就是自己努力去做,做到什么程度,觉得很知足,按部就班地、老老实实地做事情。我觉着,兰州大学的这样一个作风、学风,非常扎实、非常好,尤其针对现在的这种浮躁风气。这是我谈的一个简单的感觉。

  3. 兰州大学的发展,江隆基校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觉得兰州大学的发展,江隆基校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1957年开始反右以后,兰州大学的形势比较乱,各种运动,整个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可是,1959年江隆基校长去了以后,整个可以说是拨乱反正,使整个兰州大学走上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现在兰州大学做的比较好的这些人,也都得益于江校长。他的指导思想,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教学环境。除了江校长之外还有崔乃夫(当时是教务长),聂大江(当时是江校长的秘书,后来到化学系做书记,又做校领导)等,他们一贯坚持江校长的办学思想,这是兰州大学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方面。可是很遗憾的,江校长为了捍卫他的办学思想,最后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感激不尽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江校长,我们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办教育最重要的是稳定教学秩序,遵从教育规律。

  4. 现在看起来,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水平

  还有,我回忆起来,兰州大学物理系本来是一个年轻的系,当时的物理系并不能跟化学系、生物系等等去比。因为化学系从1956年以后,先后调进来朱子清、刘有成、陈耀祖,还有黄文魁先生等等。生物系有郑国锠等等老先生,而物理系基本上是年轻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那时候,兰大物理系的老师基本上是从北大、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的。这些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力壮,教学、研究都在搞。从现在看起来,这些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钱伯初先生,现在量子力学的教学代表人物,北大的曾谨言、兰大的钱伯初;还有统计物理汪志诚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了,全国统编教材就是他编的,等等。那个时候好多研究生毕业的都是学习非常优秀的,就不一一列举了。虽然各种运动干扰,上课不是很多,但是能抓住要点,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很庆幸。

  5. 兰州大学的学生还是非常的勤奋好学

  1959年江校长来了以后,开始经济生活困难了,那种学风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到了1960年,饿着肚子早上起来念外语。我1961年做研究生,经济生活非常困难,一直要学到晚上12点、凌晨1点,早晨6点钟起来就念外语,那个学风真的就是喜欢学习。当时江校长、崔乃夫教务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崔教务长特别喜欢学习好的学生,他特别喜欢我,其实我当时和他并不是很熟的,那就是学校的风气。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和段先生讨论问题,有时讨论就讨论到凌晨5点,一宿都不睡,经济生活又特别困难,段先生就买些土豆,弄个电炉早上饿了就吃些土豆,学习的热情非常高,大家喜欢这样。兰州大学现在的学风还是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

  6. 办大学就是要有好教授

  当时有林迪生校长,林校长是老延安,生活特别朴素,对我们学生那是没说的。林校长有一个最明确的思想,他常给我们讲就是:办大学就是要有好教授。所以,他就各处去请好教授,很多兰州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是他给请来的,还有留苏回国的,他给要来的。自己成天穿一件很破旧的灰大衣,戴一顶灰帽子,生活极为简朴,非常平易近人,老革命的作风。包括后来去的崔乃夫、聂大江,还有物理系的李柯等领导,都很朴实,整个风气就是踏踏实实做事业。这样的环境下,我体会到,百年树人是太长了些,但是20-30年里头,我是1961年到现在50年里,更年轻一点的就是文革以后的,就是20年,兰州大学出现了很多的人才,这不是个别的系,而是普遍的出现了人才。我是比较幸运做了院士,物理系磁学非常好,杨正老师等还有一批当时年轻的做的相当好,李发伸、张一德、葛世慧等都做得很好。他们的学生也都相当的不错,在磁学方面兰州大学是有地位的。

  7. 大家都认认真真做学问,就是这种风气

  理论物理段先生带出了一批学生。段先生带出的学生,还有他的徒子徒孙都很厉害。像我的学生孙昌璞都已经当了院士。他们的学风基本上都继承了段先生的风格,有的虽然是南开毕业的,我和他们谈,他们的根都与段先生有关,都是兰州大学的。这个思维方式,整个做学问扎扎实实的,对人都很厚道。我想他们的作风都是这样的,不跟谁去争什么,扎扎实实做自己的事情,这都是段先生传下来的。兰州大学磁学专业后来到我这儿的苏刚,原来是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后来是中科院大学的副校长,他的理论做得非常好,人也很厚道。这种例子还是比较多的。考上兰州大学研究生的薛康,大概是1988年,他报我的研究生,不知道我已到了南开大学,从吉林长春(东北师大)自个儿跑到兰州大学,一报到,知道我到了南开,又跑过来南开。他原来是东北师大的副校长,现在刚退下来了,是吉林省政协的副主席,为人非常厚道。像段先生后来又带的一些年轻学生,都相当好,他们彼此之间都很团结,互相帮助。比如,在兰州大学有个硕士,这已经是段先生的徒孙了,现在浙江大学,李有泉教授,甘肃人,为人很好,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全国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人都很老实。大家都认认真真做学问,就是这种风气。这是物理系的。你看看生物吧,生物方面郑国锠院士,郑先生爱人是仝允栩,是有名的生物学家。那天我参加北京方面的一个评审,碰见生物方面的舒红兵,他在武汉,被选为院士,曾是仝先生学生。我们在一起都说起来,兰州大学的生物系培养出很多的优秀人才。你到北京去看,有些所里头的骨干,副所长等,很多都是兰州大学毕业的。为什么? 有个道理,那时候,由于政治的影响,全国学苏联,都是搞米丘林,而郑先生他们是正统的摩尔根学派。现在真相大白了,基因是正统啊,尤其李森科,就是个骗子。郑先生就坚持这个研究的方向,经常受批评,就有很大的压力,但是郑先生带的这支队伍,代表了国内发展的正确方向。所以,我觉得像郑先生这样一些老先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顶住各种压力,他所走的路是一个艰辛的道路,但在科学上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等到科学上摆脱了政治上学苏联的那一套,沿着科学正常发展道路前进的时候,他就显出来了。这一点上也得感谢江校长。

  8. 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是累不垮也压不垮的

  江校长到兰州大学后,这些教授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去干涉他,这就是文革中他的最大罪状。他不是总结了多少条嘛,高等教育教学秩序要稳定、主导是教师等等,他为了这个都丧了命。化学这边就更厉害了,出了很多的人才,冰川冻土的李吉均、秦大河都成了院士,都是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老开玩笑,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是累不垮,也压不垮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做事情,在那样一个艰苦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像其他一些困难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再累再苦的都受过,没有什么感觉到惊讶的事情,不是温室里出来的花朵,都是各种缝隙里钻出来的。兰州大学要继续坚持这个学风,学风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学风垮了,就什么都不好办了。

  9. 物理系的资料室是非常好的

  说起兰州大学的好多事,我第一次到兰大萃英门报到,一看那个房子,非常小的房子,上下床,6个人一间,到了冬天,也没有炉子,底下都铺的草,特别冷。我一个屋里,我是北京人,另5个是上海人,都不习惯,生活都挺艰苦的,他们都学习相当不错。那时候,兰州主要就那一条街,就是西关十字,盘旋路、兰州饭店才刚建,新校区还在建设中。上课教室里冬天特冷。但是同学们学习的热情都很高。到了新校区条件就好一点。物理有物理楼、化学有化学楼。兰州大学虽然地处边远,但是物理系的资料室是非常好的,当时由李知几先生管理。李先生订的好多杂志,包括英文、俄文的都很全。经常可以到资料室查文献,即使到了文革时候订的杂志还都全,这点印象非常深刻。最有意思的是钱伯初钱先生,他那时候还年轻,教量子力学,特别好运动,一会儿组织足球队、一会组织篮球队,我还在足球队里呆过,他自个儿守大门,挺有趣的。

  10. 通过他们也折射出兰州大学的精神

  1958年以后开始劳动,当时我在理论物理,简单说,理论物理是有劳必动,所有的劳动都参加。我印象,兰州自来水厂的卸货平台就是我们修的;到青白石大队背砂子;去过永登农场;还到过岷县,岷县是非常之艰苦,下了火车还要走100多里路的样子。岷县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山清水秀,有竹子,你走着走着一个野鸡就哗啦一下飞走了。白天下雨晚上下雪,不能住人,有瘴气,下午四五点钟,就会看到滚滚的白烟过来了。我们就搭个帐篷,第二天早上一看帐篷上全是雪。有蛇等动物,条件很艰苦,劳动就不用说了。后来就到了一条山劳动,理论物理不像磁学等有实验室,所以,一有劳动我们就下去。还搞“四清”,像我就参加过两届“四清”,当时有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参加一次农村“四清”和一次城市“四清”。我们去的是榆中县的甘草店。

  坦率地说,我是北京长大的,虽然在兰州,但对甘肃农村的情况并不了解多少。两个不同时期中,一个是“四清”当中下到农村,还有就是文革当中到农村去了一年,到天水。我觉得这两次到农村,不说当时的方针对不对,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受苦是受苦,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正认识到,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农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不是上海那些大城市。当时还是很穷的,你看看甘肃那些朴实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在招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喜欢来自小城镇或者是农村来的、学习好的学生,他们这些人非常勤奋,人比较踏实,从小受苦,特别懂事,很努力去学习,珍惜这个机会,而且有的学生相当好。我举个例子,现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匡乐满,湖南物理界都知道,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等,好多的头衔,现在还是湖南物理界比较重要的人士。他在湖南就是一个放牛娃出身,家里非常穷,后来到了长沙读书,到了南开,后来毕业走了。我就非常喜欢他,他做得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些学生他们非常愿意学习,非常愿意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就是喜欢物理,也不为什么,他就是喜欢。不是说,我学了物理以后怎么怎么样,他就是喜欢一步一步慢慢做,这一点兰州大学对我的教育、对他们的影响间接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真的,他们那些人对人都特别好,对他们的学生、对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那个学科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年,他还打电话,他回到他们那个山区去,看看父母等等。我很有感慨,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在兰州大学劳动虽然很苦,但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育。简单说,我们都是靠农民养活的,不需要高深的理论,那时候就是靠农民养活着,你作为一个教师,你责无旁贷要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出来,只要他愿意学,这很自然。像现在,有些个家里很贫寒的学生,学得都非常好。我的毕业生,像陈光红,不到40岁,就已经是正教授了。他是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是世界物理医学最好的,能拿到正教授,是很不容易的。通过他们也折射出兰州大学的精神。

  还有在城市“四清”做了半年,在兰州一个工地,工地上一些工人的品质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有一个工人邵师傅,现在都80多了,前些日子他还让他的女儿女婿到天津来看我。我们关系很好。就是说,你看看一般的工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很多事,其实对人对事,特别对我很有教育意义。

  11. 全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兰州除了学校的教育,西北的民风很淳朴,对人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受教育是很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总务处有个大个子科长叫陈克信,还有物理系的老郝,郝聚金,他是转业军人,文化也不高,我跟他关系挺好的。他就是一条,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你们就好好写你的文章、教你的学生,其他事我们管。陈克信也是这样。我印象最深的,那时候搞一罐气很不容易,一个大汽车,一个个罐子往上搬,到304厂去拉回来,你再去取回来,由陈克信管着。你得送上去,人家要不要都是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送煤气罐,去晚了,我当时和陈克信并不太熟,但他知道我,我当时在学校里做得还不错。我说你看我来晚了,还行不行,他当时说,你就别管了,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干你的科研去,这种事就包在我身上,就把我的罐子放上去了。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老陈他文化水平并不很高,但非常朴实,这事是该我干的,你干你的事情去,我就给你干这个事。当然兰州大学也有不好的事,但我碰到的这些都非常感动人。那时候,后勤上有点什么问题都找老郝,他就各处去跑,他原来是总务处下来的,老陈也是。你看失踪多少年的老红军马国贵,马处长,每天清晨都是马处长扫大街,一字楼边上的马路都是马处长扫。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尤其是江校长去了以后,全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是很深入人心的,有好多小的例子,都能够看出这点来。

  12.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苦,大家一块儿苦

  文革中兰州大学受到那样大的冲击,为什么恢复高考以后一招生,兰州大学进来的77、78级水平非常好,以后出了很多人才,这是和过去的学风、作风有非常大的关系。好多事情当然也不是那么顺利。校医室有段大夫、高大夫,有些记不清了,他们对段先生照顾得就很不错。他们觉得段一士先生可是兰州大学的宝贝,有什么事,那就是一句话。我那时候并不是特别有名。后来去的那个甘晖同志的爱人徐杰大夫,还有一个裴大夫,后来调西安去了。那时候我身体不太好,要出国,裴大夫跑到我家去,又出主意、又帮助检查,他并不是要图什么,他就是觉得我该做这个事。当然,也不是说兰大什么都那么好。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苦,大家一块苦。我那时候做研究生,1961年最苦的时候,研究生有个灶,就是个破土房,我们去吃饭,弄个大盆喝糊糊,江校长的孩子和我们一块喝糊糊,并不是说领导就怎么了,大家一块都苦,这你还说什么呢。有人给江校长送了一些营养品。不是有些人浮肿住院吗?江校长都给了他们了。那时候好像没有听说哪个领导,像崔乃夫、聂大江等哪个搞特殊的,都是这样,就看你是不是努力学习。那时候很明确,你就是要学好,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

  13. 要靠自个儿学,你什么都得学,不会就学嘛

  那时候就是要靠自个儿学,你什么都得学,不会就学嘛。那时候科学上有预印本,就是先打出来,发表前给各个重要的单位寄发。比如我们这个领域,国外单位都寄给北京,北京有科学院。在兰州大学我没出国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预印本。我见到过的预印本都是段先生苏联带过来的,俄文的,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了。一篇文章完成发出去,怎么都得一年以后了。有了新的东西,文章还没发呢,人家马上就寄出来了,北京都可能收到,因此他们就有最先进的资料、先进的知识。兰州条件不行,就只能自个儿学了,所以我那时候跟着段先生学物理,几乎什么都得学,物理的很多理论都得学,而且你自己要打基础。我上研究生时候,朗道-栗弗席茨的《理论物理教程》,是最好的教程,段先生要求读4本,习题基本都做,工作量很大,这就是一辈子的基础。还有许多书要去读。你在兰州显不出来,你打了基础,自己也做了研究,自己去闯,老师指导你去研究,等到1980年到了美国以后,这就看出差异来了,因为什么都要靠自己,所以我们这些兰州大学的人到了国外,都去做新的方向,什么都得靠自己去学,慢慢成了习惯了,碰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去钻研,就去探讨,就去学习,这样很快就追上了。一般说,当时在北京等先进地区的人,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水平比我们高。但兰州大学的很多人是这样出来的,你原来积攒了许多东西,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大家都一样了,那就发展得特别快,这是兰州大学学生发展的一个特点。兰州大学学习期间就是一种预演,已经是东撞西撞,已经吃了很多苦,所以等到大伙儿条件都一样的时候,他就进步特别快,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学的环境。

  现在我们兰大办学比以前困难,原因是与东边的发展条件是不能比。但是,我觉着这种学风如果能够坚持下去,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发展。

  在物理方面,兰州大学的校友相当多,包括在国外的做得相当不错。现在我们这个小摊子,原来物理系77级的毕业生,有的现在美国的MIT, 已经做了很有名气的教授,包括讲座教授;他们经常回来讲学,聚一聚。我也参加一些国内的引进千人评审,当然有些也是兰州大学出来的,有的不见得真是我的学生,他们来和我联系,现在干得都很不错,是奋斗出来的。像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冯元平,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主任夏克清等等。

  14. 过去我们兰州大学老师的这种作风就是典范

  谈到兰州大学的声誉,当然我们不能和北大、清华比,但是总的来说,在学术界的评价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扎扎实实的做事情,这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兰州大学当时的办学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它也激发了学生们求知的欲望、奋斗的精神,而且善于与人合作。这就是兰州大学很多老先生的特点。你看看郑国锠、吕忠恕、仝允栩先生,数学的陈文塬先生,物理的段一士先生,化学系的陈耀祖、黄文魁先生等等,这些人都是不和人争什么,都是好好做事情,从来不去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一点一点去做,这种学风。现在都说素质教育,其实,过去我们兰州大学老师的这种作风就是典范。这就叫素质,空说都没有用,就是你碰上具体的事情怎么去处理,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老师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让你看看别人怎么处理,这个对你一生就是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教师手把手怎么把你带出来。

  15. 希望兰州大学对这些老先生们要特别的照顾

  现在我是希望兰州大学对这些老先生们要特别的照顾,因为他们对兰州大学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现在老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很多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王寒松书记做的还是很好的,他对老先生很尊重、照顾。其实仔细想一想,一个大学的传统,其核心来说,就是靠教师这样延续下来的。所以我对兰州大学的老先生们是非常的尊敬。这些老先生们很不容易,自己搞研究、带学生、讲课,各种运动中都受过冲击,在那样的运动冲击下坚持下来,含辛茹苦,带出那么多学生来。还有去世的叶开源先生,他从北大来,现在他的学生郑晓静也成为院士,而且他培养出来了一批一批学生,真是很不错的。叶先生为人傲物,有时候说话容易得罪人,其实叶先生本人并没有什么恶意,他是很豪爽的一个人,是个性情中人,想什么就说出来了,而有的人就是不说而已。他对学问上是很有追求的。

葛墨林与杨振宁先生

  16. 总的一句话,我对母校非常感恩

  总的一句话,我对母校非常感恩。我的成长过程有杨振宁先生、陈省身先生帮助。我跟杨先生30多年,跟陈先生20多年,恩师段一士段先生、谷超豪先生、胡和生先生,还有一些物理方面的院士等多了,都帮助过我。但是,从开始说,兰州大学还是我们最基本的,培养我们,尤其是当时崔乃夫教务长、聂大江书记等,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崔就常说,还是要做学问,包括文革当中,经常到我家,问我在干什么。

  有些事情很有意思。我举几个例子,在兰州大学,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段先生是物理系的系主任,物理系招研究生等,都是让我做的。77年那时候,两件大事,一是招研究生,二是招回炉班。研究生本来说招几个,当时学校很支持,报到省里扩展成20多个,变成了一个研究生班。这些研究生上了学以后真的很厉害,就改变了他们的处境,现在当教授呀、出国呀等等,各种工作都很好。还有一批回炉班,原是老三届下乡,招回来很多,只要是学点东西,答得还可以,都招来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处境,上来的和没上来的差别就太大了。学校的这些措施,给很多人创造了条件。

  有个学生,在康乐县,他就报了半导体的研究生,这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他是中学里的一个教师,但是考上了。当时教育局同意他报考,学校的书记到北京去开会,他不知道这事,因为他当时不在,就不同意,不给他发档案。这孩子就各处去跑,跑到临夏州、跑省里,来回支。有一次,聂大江书记到我家来谈什么事,我就说起这事。他说,这容易,我们学校录取的,他们为什么不发档案。后来就给搞了一个材料到甘肃省的内参上,内参很厉害,宋平同志是书记,很重视这个事,上面一弄,县里一看,很快就办妥了。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这学生后来到我家来,给我带来两个老玉米,他们家自个儿种的。后来这人还去了日本,做得也不错。

  兰州大学从领导就爱才。一个女孩子叫孙婉,她好像是从张掖报考的,本来已经录取了,她的父亲是改政治卷子的。当地的一个地委副书记说,他判分时给她的女儿多给分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地委副书记的儿子政治分数不太高,好像事先打过了招呼。因此他非要把孙婉扣下,不让录取。我们认为,要有问题应该提前提出来,兰州大学已经录取了,就和你地方没关系了,由我们来处理这事。后来这事闹得很大,物理系的老沈参加录取工作,当时找到辛安亭同志,辛老说,这事找招办商谈,于是在兰州组织政治老师重新阅卷。省招办同意后,找了11个政治老师重新阅卷,结果还比原来的多给了几分。这就没说的了,这个孩子后来比别人晚入学一个半月。

  从辛老他们这些老教育家来说,就这么一个学生的事,你去找他,他非常热情、认真。他们满身心地爱护这些学生。孙的父母虽然是老师,其实家里不富裕,来的时候还给我带来了一小篮子鸡蛋,我还给她两块钱,你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17. 要不是母校来人,也很少有机会谈这些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同舟共济的思想,聂大江、辛安亭等等教育家,都是坚持标准的教育传统,并不因为这是一个学生就不管了,都是很认真的。包括刘冰书记,物理系第一次考卡斯比亚(CASPIA)考试,兰州大学考得非常好,有什么原因,别人都不知道。这是段先生给我的任务。但我并没有直接出面,直接出面的是汪映海老师。卡斯比亚考试这事怎么办,必须辅导,辅导老师中钱伯初老师是主力,要组织辅导班,从各个班里挑出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这从当时教学秩序上是不允许的。挑出这个班来,他原来的那个班的课就不能上了。能考上的还好,要考不上那怎么办,学生都快要毕业了,他连那个学期的课都没有上。这时候必须要有学校的决定,阻力还很多的,细节我就不说了。这时候我就找到刘冰书记。刘书记说,想一想,明天回答。他很慎重的,第二天刘书记到我家里去了,对我说,这事定下来了,就成立辅导班,找人辅导。如果考不上,我们还按照应届的毕业生去处理。另外还有跳级的,78级的参加辅导考试,物理就有一个叫祁念生的,就破格参加辅导。对这些,学校整个都给开绿灯。并不是我们兰州大学的水平比别人多高,而是其他学校没有经过老师专门辅导。别人还没有醒悟过来,兰州大学动手早,进行辅导,钱伯初老师还特别会猜题,搞了很多的国外习题,所以第一次考得特别好,当然第二次就不行了。段先生说,既然是辅导,优秀教师也应该可以参加,这需要学校批准,年轻教师考上,人家就走了,就不能再教书了,这些刘冰书记都批准。当时好像崔乃夫副校长还没走,他们就决定这事。那时候的领导也比较简单,他们只要觉得对提升兰州大学影响有好处,对兰州大学的发展有好处就干,没有太多的顾虑。实际上那时候阻力挺大,包括物理系阻力也很大,其他系不同意,你物理怎么就特殊啊。那次卡斯比亚考试对兰州大学的声誉影响很大,在美国有很好的影响。这些事情固然有教师的组织辅导,但没有领导的支持,也是不成的,因为这不是教师的权限所能做的事情。

  我和陈耀祖先生非常熟,我和他住五号楼同一套房子十来年。陈耀祖先生曾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隔离、批斗,处境非常不好。国家发生了一件事,天水还是甘谷的(记不清了)农民由于经济紧张,吃了一种叫山藜豆的东西。吃了以后关节强直。当时李先念同志下了一个任务,要求搞化学的研究这是一个什么问题。那时候,批斗陈先生的大有人在,可是干正事,这些人没有本事,这任务还是交给陈先生来干。陈先生起早贪黑,微量分析,时不时还要接受学生们的批斗。最后发现,此豆中包含一种特殊蛋白质,致使关节强直。陈先生一边受批判、一边检讨、一边还做科研,给国家这样去干活。黄文魁先生也是这样。我和他很熟。我和他差辈分,他有时来我家里聊天。他也是被批斗得一塌糊涂。我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他说在做一件事。当时临夏有一个湖,人吃了湖水会得肠梗阻,容易死亡,需要处理这个问题。结果还是交给黄文魁先生去做。黄先生仔细研究此事。他对我说,当地的老乡用一种好像叫“地角草”的东西,放到水里煮一煮再吃就不会有事。他认为地角草中一定有治疗肠梗阻的东西。他把这些拿回来提炼。在受批判同时,起早贪黑,最后提炼出一种东西,在兰州军区总医院开始实验,据说有效果,但后来他不幸空难去世了,在遗体中还抱着三尖杉样品盒。他们是非常的能干,在这么一种环境中还这么为国家做事情,去坚守,去干工作,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些。包括搞化学的朱子清老先生,朱先生后来也特别喜欢我,我那时候跟着段先生做工作,杨振宁先生对我们工作有好评。后来,我给学生们做个报告时,朱先生都亲自去听,听完了还找我,跟我谈,做学问应该怎么做,如何选题,不要着急,等等。你看这些老先生,都跨着系,总觉着你还是个人才吧,没有任何私心来鼓励、指点。我做过个报告,林迪生老校长、朱先生都去,这让我非常感动。那时候,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我回忆起来,这些老先生、老领导、甚至是搞后勤的老职工像郝聚金、程克信等,还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都很让人感动。要不是母校来人,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谈这些。

  18. 兰州大学杀出来的都凭真本事、相当不错

  (王秋林:葛先生,您现在经常作为评委参加一些评审工作,是否见到兰大的老师、学生进入候选范围感到高兴,是否对他们的评审给予特殊关注?)

  是的,非常高兴。至于人情的因素还是很少,主要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老师们给我们的培养训练。不能说人完全没有感情,但要控制在非常小的允许的范围内。原则是你的工作一定要做得好,工作不好,谁都没治,这一点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坚守。在我参与的评审中,要是兰州大学杀出来的,那可真都是相当不错的,他是凭真本事出来的,而不是靠忽悠就能上来。这就是前面说过的,他没得靠,只有靠自己,努力拼搏奋斗,靠硬东西。几乎到哪儿,虽然不特别多,我都能够碰到兰州大学的人。前年春节,天津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来了,对我说,葛老师,我是兰州大学物理系无线电毕业的,您的学生,天大招聘院长招来的。

  我现在只在北京理工大学兼职,它基本是搞国防的,但是我并不从事国防。他们的理学院和国防没什么关系,我在他们学校开了一次会,碰到有一个搞爆轰力学的教授,就是兰州大学的,叫林建国,工作做得相当好。他至少是北京理工大学高评委最后评教授的评委之一。

  物理所韩秀峰,做磁学做得相当好,研究室主任,相当好的;还有一个课题组负责人成昭华,研究也非常好;科学院理论所的前任党委书记就是兰州大学毕业的。在各个不同的单位,都能够碰到兰州大学的学生。能够在这些单位立住脚是很不容易的。北理工物理学院今年刚提了一个教授,很年轻的,叫韦浩他就是兰州大学的,小伙子人非常好,绝对是与世无争的人,就是做学问,充分体现出兰州大学的特点。

  19. 就是踏踏实实做事情,都很朴实,为人厚道

  (王秋林:葛先生,您刚才谈到好多南开的学生身上都有着兰州大学的影子,这就是您把兰大的优良传统带来了南开。)

  这是无形的。南开大学有它的优良传统,如何具体结合起来,很重要。我这里毕业了几十个学生,简单地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喜欢物理,都很努力,比较扎实,踏踏实实,就是做事情。他们为人都很厚道,不和别人计较什么,都是与人为善的人。东北师大的来了好几个,在我这儿招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太名牌大学的人来,原因很简单,名牌大学的基本上还没有毕业就出国了,毕业以后又要走,有的目的就是要出国,并不是真正为了学物理。而我学生中最典型的东北师大来的,做得都很好,也肯帮助人,口碑一般都很好。薛康已是名教授,孙昌璞现在当了院士了。他们绝不搞拉帮结派,都是学术上的交流,不去惹什么事,也不去瞎吹,只是平淡做事情,作风朴实。刚才说北理工的这个小伙子,兰大的,他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很好,引起了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叫做《New scientists)》,很有名的,专访他。你在中国投出一篇文章去,人家看了以后,引起兴趣,专门来访问你,这个很不容易。后来院里说是给他宣传一下,让他提供点材料,他坚决反对,说绝对不能宣传,他不提供任何材料,这是件真实的事,这小伙子很扎实。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踏踏实实做事情,都很诚实。刚才说的匡乐满,湖南师大的那位,他在湖南把一个学科完全发展起来了,整个带起了一个学科。但与别人交往,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教师,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

  20. 段先生对我就是这样,对我的的教育就是这样

  (王秋林:葛先生,和您接触就感觉很平易,没有距离。)

  因为过去段先生对我就是这样,段先生对我的教育就是这样。他常对我说,你别看那人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他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比你还聪明。说到一些文章什么的,他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评说,你也不要说什么,你呀,再写一篇就行了。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以前我在做研究生时,因为刚开始学得也不错,也有点心高气盛。但是,跟着段先生慢慢、慢慢地就有了改变。

  你再看看杨振宁、陈省身、谷超豪谷先生等,这些高一辈的,他们对我们诚心诚意、都很平易。理论所的郝柏林院士,我当院士也是他推荐的,做得很用力,我从来没有给人家送过任何礼,每次到北京倒是他请我吃饭。但是他很严格,工作做到什么样,什么水平,他都有判断,要很诚实地跟他说,他觉着哪儿不对当时就给你指出来。这都是良师益友,这才是一个学术环境正常的气氛,而不是说你吹我、我捧你。这些都是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好。你比如说,钱三强先生,一次我们一起开会,钱先生地位很高啊,大家围坐,端上一条鱼来。钱先生就说了:哎呦,葛墨林在兰州吃不上鱼,我们让他多吃点。他这么一说,大家谁也不敢吃了,鱼最后都给剩下了。由此可见这些老先生对我们的关怀。我在兰州大学上报博士生导师,那时候上报博士生导师很不容易得的,是王淦昌先生亲自推荐的,王先生对我也是非常好。老一辈的这些先生们,学问好,而且为人特别好。对晚辈提携的精神,不讲门派、不论出身,王淦昌先生那是很高很高的人物,但对我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喜欢我,让我感念终生。

  (王秋林:您今天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这些老先生们呵护指导。)

  对,很多老先生。所以我现在愿意花很多力量、尽其所能,传承他们的精神,帮助其他人起来。因为我从兰州大学就是这样出来的,能够体会到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他们也渴望别人的帮助。这是一样的,将心比心嘛,这样他们起来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过渡给他们就行了,也就是如此而已。

  21.  经过兰州大学的严酷锻炼,其他都是小菜一碟了

  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兰州大学经过严酷的这种锻炼,其他的困难都像是小菜一碟了。我过去喜欢看一些经典著作,最著名的就是,前苏联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前面有一个俄罗斯的谚语,给我一辈子的印象。大体说:当一个人在灰水里头泡三遍以后,再站立起来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大意)。这话很深刻,就是当你进入各种各样的环境,灰水就是碱水,经历了各种磨难以后,就无所畏惧,怕什么呢。

  我虽然是北京人,可是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兰州长大的,我自己也在想,我对西北人民也是负有责任,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工作,从感情上说,还是能做什么就尽力去做点什么,至少要报答养育之恩。

葛墨林与陈省身先生

  22.到了南开以后,我觉着国际视野整个打开了

  (王秋林:您从兰大到南开,除了陈先生邀您筹建研究室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80年代初的时候,兰州大学要调走的人很多。文革中有个516指示,由于医生护士下乡,他们的配偶也跟着下乡了,跟着到西北了。这时候,就纷纷调回。我是北京人,也在想,东边的条件总是比西边好,也有这个想法。80年代中,我开始想到浙江大学,浙大李文铸先生也想要我去。我还在浙大讲了一届电动力学,因为这个,浙大还有不少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走着走着有人叫我葛老师,我说谁呀,他说,在浙大听过我的课。但是,后来也没去。最重要的还是陈省身先生1985年办研究所,1986年办理论物理研究室。理论物理是和数学结合的学科,我去美国实际上是做的数学物理,就是把数学应用到理论物理。那时候,杨振宁先生给我谈,到南开数学所是非常好的时机。因为陈先生在这儿,环境非常好,陈先生完全是按照美国伯克利的一套办法建设研究所的。当时,兰州大学条件比较差,东边一发展,兰大就更差了。就觉着,在兰大做数学物理也没有多少经费。杨先生1986年6月从香港打来电话,说是他要在南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但是国内必须有人做,你来做这件事。但是为了慎重,他先让我到北京,他带着我到南开看一下,看有没有条件做这件事。他看了一下觉着还行,就把我放那里了。当时这个所是直属教育部的,因为陈先生在这里。成立理论物理研究室还专门向教育部打了报告,报告中有些话就是把我调过来协办这个研究室。当时教育部是不能直接从西边调人的。何东昌是部长,他把这个情况向刘众语书记谈了,胡校长(胡之德)也知道这个情况。兰大提出来说,我走了影响比较大,我的家属可以先走,我爱人秦世芬带着一个孩子——上中学的儿子(女儿已经考上大学走了)先到了南开,我呢,1986年9月过来了,可以全职在南开工作,但关系还留在兰大,90年才正式把关系转过来。

  我第一次见陈先生,问:怎么做法。陈先生谈得很清楚,说我办数学所的原则很简单,就9个字: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那时候行政会很多,每周还要学习一天。他指的就是行政会;无计划,你也不用写计划;多做事,你就好好做事去,他有一套办法。陈先生当然非常有名。我们做的方向也是杨振宁先生亲自定的。

  到了南开以后,我觉着国际视野整个打开了,不是兰州大学能比的。这在全国来讲,80年代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国家支持的唯一的一所开放的数学所。他的提法就是:立足南开,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分三步。到这以后,每年都组织很多国际活动,有名的人、第一流的学者经常来,而且学校大力支持,校长母国光先生非常支持。我觉着,到了南开数学所,我自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视野不一样了。你整个的研究、你所接触到人,整个视野都不一样了。

  杨先生的特点是,不管的事他就彻底不管了,他要管的话就特别细致。我每年都要给杨先生汇报一次工作,杨先生非常认真,做什么事都是这样。陈先生也是,从1986年到现在,我跟陈先生27年,他逝世的时候是2004年,逝世快10年了。跟杨先生是1977年在兰州见的面,后来他就让我到他那去。所以,我跟杨先生30多年了。现在,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在国内我和杨先生是最亲密的人,经常到北京去看他。他对我的关心是难以形容的。

  23. 核心的工作基础还是从兰州大学形成的

  (王秋林:葛先生,您被晋升为院士,这也是兰大的骄傲。您在兰大所做的工作或兰大对您的影响是否对您提升院士有所帮助?)

  有的,很有影响。其实在提院士这个过程中的工作,当然以后还做了很多别的工作,核心的工作、基础还是从兰州大学形成的,有些是段先生带着我做的。我这个院士的工作可以分三部分,开始的部分实际上是跟着段先生做的,以后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做的工作,还有就是南开做的。我觉得这是决定性的,因为基本是这个研究方向下来的。就是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势场思想,有的实际上最早还是段先生提出来的,叫做规范势可分解的思想。那是1975年的时候,还在文革当中呢。那时候,刚恢复学报。段先生带着我做这个工作,段先生是主要的。后来,我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过了30几年呢,国际上还特别承认这个工作,认为这个是属于一个重要的发展。跟我们这个工作同时,在美国的一个韩国人,姓赵(Qiao),他在美国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们是在中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几乎是在同时,这样大家都知道了。赵教授是我很好的朋友,1983年我在美国认识他有30年了。后来在俄罗斯有个很著名的院士叫法捷耶夫,一个很权威的人,他们也做这些事情,做来做去,后来通过赵才知道,段先生带着我30多年前就做过这个事情,他们非常惊讶。法捷耶夫后来有一篇长文章,特别提出来,段先生和我(主要是段先生)做过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多多少少还留下一点影响,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你想嘛,物理上一件工作,过了30多年以后,别人还承认,而且还在引用,那一定比较重要了。这就是段先生,他很有眼光,独立地做出来的。我也正是因为这些工作,逐渐发展走向数学物理,不是纯数学或纯物理的路,而是结合起来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的研究方向和主要的基础还是在兰州大学做出的,这一点都不夸大。我的老师段先生,还有杨先生带领我走出来的道路。包括我在兰州大学研究生的期间,跟着段先生涉猎的方向比较多,开始就搞广义相对论,后来就做规范场、做高能物理理论,后来又做孤粒子解、做量子理论,又做杨-巴克斯特系统等等。可以说,相当多的物理领域都做过。我不客气的说,做物理的做过这么多领域的人,在中国还不是很多。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做,而是在兰州大学这个环境,你非这样做不可。我不客气地说,一般主要的物理发展,别人一般瞒不了我,因为我都是这样跟着做过来的。我在兰州大学已经形成习惯,段先生也不断地给我教导。就是说,要不断地走新的路线,追随国际新的发展,再累再苦,你就得这样做。段先生现在都80多岁了,我也70多岁了,他还在不断地写文章,我也在不断学习,其实很累,你就得学,否则你就要落后,一落后你就永远跟不上。这是我在兰州大学养成的非常重要的习惯。一定要跟上时代物理的发展去做,这就是与时俱进吧。

  还有就是,我所遇到的这些老先生,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点很重要。有些人啊(不很多),你跟他一接触,就感觉到有傲气,他总有一种优越感,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所在的环境造成了他这样。像我们这样的,也没有那个基础,慢慢形成了习惯。这也是一种素质习惯,不自觉的。你就是这样过来的嘛,你想装也装不起来。我对领导们都很尊敬,但说老实话,领导在我脑子里和一般的同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我是做学问的,为国家做事情。

  24. 我这一家子和党是断不开的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家都是共产党员。我哥哥是清华的地下党员,我二姐是原来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我四姐、三姐还有我,都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最晚,我是84年入党。我哥哥文革后期去世了;我姐姐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儿童作家葛翠林,现在还在世;我三姐是一个很好的儿科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四姐13岁就参加志愿军,离休干部;我是家里最小的,入党最晚,我这一家子和党是断不开的,这都是我哥哥引导的,政治上都不成问题,跟党走,是很自然的。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空说都没有用,你是做什么的就把什么事做好,这样大家都好了。

  (王秋林: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些故事。最后,您给我们留一句话,也留下您的字迹。)

  我的字不太好看。(写:朴实、奋斗、感恩、责任,兰大精神发扬光大。2013年7月21日于南开大学 葛墨林)

  葛墨林(1938.12-- )。理论物理学家。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1965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教授,并兼任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

  兰州大学校园文化精品项目——“萃英记忆工程”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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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伊莎
来源: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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