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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报]三十年黉序耕耘 五万卷敦煌情缘
——记我校“全国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郑炳林教授

日期: 2012-09-13 点击: ...
   

本报记者 张北辰

  郑炳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2011年获得“全国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称号,2012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炳林教授从教三十年来,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严于律己,耕耘不缀,不断为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面貌贡献力量。

一个承诺,相守三十年

  “当时我每天开着拖拉机耕地、拉货。生活上的苦是可以忍受的,最不能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痛苦。”1977年,21岁的郑炳林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在这次改变了他一生命运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面貌的高考之前,郑炳林还是家乡村子里的一名年青拖拉机手,回顾往事,郑炳林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级的学生大部分都有社会工作的经历,在社会上滚打摸爬了好多年了,像我就在社会上开了两年车,所以对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因此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和时间赛跑,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最多的知识”,考入兰州大学后郑炳林恰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带着强烈的渴望一头扎入书籍的海洋孜孜不倦的吸收着知识的营养。

  由于大学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前郑炳林被学校选拔留校任教。这一留便是三十年的光阴,三十年里郑炳林把他的青春岁月和智慧汗水都浇灌在了兰州大学的讲台和学术事业中。

  谈起这三十年的坚守,郑炳林说首先源自于当年他所做出的一个承诺,“我留校比较特殊,1982年元月份毕业,1981年9月份就留校了。因为咱们兰州大学敦煌学那时候刚开始起步,缺少师资。当时旅法学者左景权先生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关于敦煌学的课程,左先生是法国研究敦煌学的专家。兰大为了培养从事敦煌学研究和教学的年轻教师,选择了我们提前留校去学习。”

  郑炳林留校前夕,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张代经老师找到郑炳林做了一次谈话,“张代经书记对我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不能调走;二不能考研究生,特别是外地的研究生;三不能在兰州以外的地区找对象。”

  这些要求如果放在今天,恐怕会使很多的年轻人望而却步,然而对于当时已满怀职业理想和学术抱负的郑炳林来讲却不是什么问题。他爽快的答应了书记的要求,并把这个承诺牢牢留在了心里,“其实这是一种情结,三十年来我为啥不离开兰大,我想就是抱着这种承诺在推动自己。在这三十年中间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调走,但我还是选择留在兰大,既然对学校做出了承诺,那就应该遵守这种承诺。”

不能再让“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

  经历了文革前后十余年的时间,我国很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凋零状态。进入敦煌学研究领域之初,郑炳林就听到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法,这句话对中国学者是一种刺激,对郑炳林更是如此,“我留校工作就是做敦煌学研究,责任就是要把敦煌学发展起来。那个时候敦煌学比较生僻,也是比较难的,这种情况下我就激励自己要把这个学科坚持下来。起初是坚持,后来越来越发展就喜欢上了这门学科,慢慢有了一种情结,这个情结推动自己,三十年中就致力发展这个学科。”

  当时在国内的敦煌学界还有一种现象,敦煌在甘肃,研究却不在甘肃。兰州大学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开展学术研究起步比较晚,与东部地区的研究机构相比面临的基础更加薄弱。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上世纪80年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曾是历史系最大一个研究室,一度达到14人,但到了90年前后却只剩下4个人。大部分人或者调走或者离开继续深造,还一部分人认为敦煌学看不到出路就去了别的研究室。这使得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跟东部地区的研究机构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而要补齐这个差距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14个人变成4个人,学校敦煌学学科发展面临的压力非常大,我当时认为敦煌学要起来,必须重新组织,重新发展,重新设计,要把这个干起来”,郑炳林说。

  一个学科要发展起来,没有一个好的团队,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很难取得成功。郑炳林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对我自己来说,当时有几步路可以走,一个是发展自己,把自己的学术做得更好,另外就是努力把学科建设搞上去。我认为发展学科才是我最重要的职责,所以我把多数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所的建设上。一步一个目标的规划学科建设,拿到博士点,拿到博士后流动站,拿回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然后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在郑炳林的不懈努力下,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点;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成为兰州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3年建成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年成为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建成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国家重点学科,使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兰州大学文科中唯一一个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学科和国内外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中心,为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起了关键作用,实现了敦煌学学科建设国内领先和国际一流的目标。

高标准严要求才得硕果收

  郑炳林把人才培养视作推动敦煌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武器。为此,他不断探索敦煌学人才培养新思路,总结出一套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新方法。“发展得有一个群体,但是在一个短的时间里要把人力配置上去是非常难的。人才从哪来,我们不能提供很好的条件,优秀的人才从外面挖是很难的。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主要靠自己培养,要用长远的计划来培养。我认为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一定要高一点,这样才能培养出好学生,如果定的目标低,培养的学生将来达不到国家需要水平。”

  在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实行一票否决制,这是一项被严苛执行着的制度。郑炳林认为敦煌研究所的学生之所以学术水平好,就在于把关比较严,“我们所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外送盲审,送一式五份只要一份不同意就推迟毕业答辩。这个没话说,只要能挑出毛病就是有问题,就无条件推迟毕业,这样就没有人为的因素,对谁都公平,而且能保证学生培养的质量。”

  1998年以来郑炳林教授培养博士毕业者44人,其中15人晋升教授,25人晋升副教授,其中6人担任博士生导师,2人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其中有29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余人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人主持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培养博士后7人,出站4人,获博士后基金项目5项,4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们多数已经是敦煌学界成绩卓著的学术新秀,如冯培红、高启安、杨富学、沙武田、黄维忠、许建平、王晶波、黑维强、李军、敖特根等,有1人获兰州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1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虽然在学术上已成绩斐然,但培养人才的责任感使郑炳林无法懈怠,始终督促他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我认为要做一个好导师,必须对学生开展研究的这个领域深入了解。敦煌学研究涉及广泛,我带的学生各方面的研究都有,研究历史的、研究文字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艺术宗教的。比如我对古藏文、西夏文不懂,但是不懂也得硬着头皮读相关研究成果。所以,我必须不停地研究,努力掌握学生的研究方向,这样学生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了。”

教师的影响是一个扇状的辐射

  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师德标兵,郑炳林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称为“一个扇状的辐射”。郑炳林认为,作为教师,言传身教就是标杆。“学生模仿老师是一种习惯,学生在模仿老师动作的同时,也模仿教师的做人,在学校时学生们以老师为榜样,将来他们进入社会也必然会影响他人和下一代。因此教师要严于律己,与学生相处时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考虑,有些事情要克制自己不去做,不能对学生起到反面的影响”,郑炳林说。

  在郑炳林看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还必须努力在学术上争取一流,“涂永强教授为什么能成为科学院院士,据我所知涂老师40多岁以前基本上是拿着铺盖卷在实验室干过来的。文科也讲究读书下苦功夫,没有捷径可走。要沉浸在专业里面下苦研究,这样才能成为高水平的教师,实际上我们的历程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以前我们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室在图书馆,那时图书馆晚上和周末都不开门,只要开门我就冲进去一呆就是一天,有时被锁在资料室了,我就在里面过夜。得益于此,五万卷的敦煌文献我基本翻过几遍,只要一看标题就知道里面有哪方面的文书。”

  “学高为师,行为世范”,虽然如今的郑炳林主持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头绪万千的工作,承担着大量学生培养任务,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科学研究,仍旧在用自己的行动为年轻教师和学生们竖起一座标杆。作为全国文科领域为数不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兰州大学985、211工程敦煌学项目首席专家,郑炳林依然勤奋的致力于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佛教与佛教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向着更高远的学术理想和人才培养目标前进。

  (本文将刊登于2012年9月15日出版的《兰州大学报》第825期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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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伊莎
来源: 兰州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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