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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教育大国的崛起(2):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日期: 2008-10-27 点击: ...
   

 

  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的确立给中国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6年4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乡潘昶小学的孩子们在新建校园里快乐地学习与生活。(本报资料图片)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性事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大的战略机遇,中国政府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定不移地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攸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这是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的集中体现。

  (一)世界风云变幻与教育的重大使命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个重大事件,推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发表了“南方谈话”,他洞察全球政治风云变化和经济发展,对“苏东剧变”作了深刻剖析,阐述了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向。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作出的重大抉择---中国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时,邓小平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目标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伟大尝试。

  知识经济对中国优先发展教育有重大启示。世纪之交,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发达国家开始从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亟须跨越式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研究思考知识经济对中国社会和跨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世界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折时代,发达国家相继从后工业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代替物质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指出:知识正在成为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已经或正在改变工业组织、公司结构、商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创造财富的途径,甚至战争的方式。他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提出:“我们正快速迈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造成的将不是一个分成两种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为三种截然对立和相互竞争的文明所分割的世界---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知识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经济一体化,它是指知识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包含的过程。随着知识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大,经济的知识取向也日益强烈。作为结果,它是“知识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知识化”这两种趋势的合流。知识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和知识发展的新现象、新趋势。

  世界上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有四种,即物力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唯一可连续开发、深层次开发和无止境开发的战略资源。知识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发达国家将构建知识社会作为国家战略,将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第三级教育作为知识社会建设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2000年,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27个,2003年达到33个国家或地区,2004年达到36个国家或地区,这就是说世界有近1/5的国家或地区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世界银行提出知识经济的四个支柱是:(1)能够为有效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知识以及企业家精神提供激励的经济激励机制和制度;(2)能够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并掌握一定技能的公民;(3)能够促进信息的有效交流、传播和加工的动态的信息基础设施;(4)由企业、研究中心、大学、思想库、咨询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组成的高效的创新系统,它有利于利用不断增长的全球知识,吸收并使之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人力资本和技术为重要推动力,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部门为支柱,以强大的科学系统和教育培训系统为坚强后盾的新型经济形态,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需要坚实的教育基础。因此,知识经济的兴起不仅给中国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它给中国高层决策者作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决策以重大启示。

  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呼唤高层次人才。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将引发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活动方式的深刻变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使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19世纪每50年增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一倍;20世纪80年代,每3年增一倍;预计到2020年,每73天增一倍。19世纪,一项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约为10年,20世纪前半期为5年,20世纪50-60年代为1-3年,80年代为数月,90年代为数天,21世纪可以达到数小时。

  从历史发展观察,自唐宋开始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1/4。到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世界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格局,对人才的规模与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全民科学文化水平决定着未来。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逐渐由一个科学、科技“输出国”沦落为科学技术的纯“输入国”。

  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落后。在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同时,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也落后于发达国家。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后的10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到1993年毛入学率为5%,与世界平均水平18%的毛入学率差距较大。全国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44%,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低层次的人才结构既难以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更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中国必须把握21世纪的机遇---利用知识重获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并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21世纪头一二十年之所以是我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是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将为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双重可能。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全球化也是当今世界大转折中最突出的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迁。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也对中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吸纳外资和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建设资金和资源的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和管理现代化上的超越;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高新科技知识和优秀文化,培养各方面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2002年5月10日,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本地区内发展中经济体结构调整的难度和遭遇外部冲击的风险。”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客观的进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进去。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直面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等的挑战,也要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就是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领导人思考的战略问题,也是中国教育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

  中国经济和现代化曾经错失三次历史性机遇。第一次是1793年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的机遇;第二次是1842年至1860年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步的机遇;第三次是1957年至1976年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的机遇。过去的160年,是中国从沉睡到觉醒的160年。1977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从此之后的100年,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奋起直追并迎头赶上的100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双重赶超的特点,既要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又要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为知识经济奠定基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中国教育也面临着为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职责。

  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最大的国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虽然已经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到1992年末全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比发达国家同期相差4.5年左右。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为1422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为803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仅为23344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7057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和现役军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18003万人,比日本的总人口还要多。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88%。人民文化素质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面临的最大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2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人均2042元,按1990年可比价格计算仅相当于300美元左右,排在当年世界一百名以后。国家经济发展和运行面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等问题。上述情况表明,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整体上仍很落后,不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就会错过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党和政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动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顺应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了改变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站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局出发来认识和把握教育,将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首要任务,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领域,优先规划、优先投资、优先保障和优先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新机遇,勇敢面对并战胜新挑战。

  21世纪中国将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这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必须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的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教育作为实现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重要保证,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此次大会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关键时刻召开的,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要继续进行下去,怎样进行下去;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要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关系到是否能应对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及怎样应对挑战。这次大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作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也是我们党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时代发展趋势的体现。从提出把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到“突出的战略位置”,再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认识在不断深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以及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在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国政府顺应人民的意志,直面时代潮流,内在和外在的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艰难中作出了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战略抉择。
 
  (三)教育改革发展的世纪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为了确保将教育优先发展这一战略抉择落到实处,1988年5月起,中共中央决定研究起草一份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1988年,中央就开始研究起草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文件。中央领导和原国家教委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份纲领性文件的研究制定。为确保《纲要》的起草顺利进行,中央不仅专门决策成立了国务院教育研讨小组,而且还特别强调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思路。《纲要》方案的研究和初稿的起草都是由研讨小组完成,然后由国家教委领导进行讨论,再报送中央,各种征求意见的座谈会、研讨会都由国家教委领导主持,由研讨小组撰写报告。

  《纲要》的研究起草,始终与对我国教育发展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紧密结合。关系到2000年和21世纪初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纲要》提出了3个重要的意见: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的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到突出的位置。在地区发展格局上,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教育发展水平,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当时国家还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加强调查研究,中央许多部门包括国家统计局都曾参与,2000多个县的调查都是由国家统计局进行的。

  为确保《纲要》更具科学性,教育研讨小组先后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包括人大、政协,特别是跟教育有关的部门,还有经济界、大中小学校等相关人员都参与了研讨。此外,教育研讨小组还专门到美国等国家开了3个会议,以研讨小组的名义听取了包括著名美籍华人专家田长霖教授在内的共26位专家的意见。另外,研讨小组还专门组织在教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名专家就《纲要》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充分地听取了专家意见。

  在近5年时间里,研讨小组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近千人的意见。中央高度重视《纲要》的制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4次讨论,政治局全体会议两次讨论,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办公会议5次讨论研究,首先在党和政府高层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一个纲领性教育文件。

  据当时《纲要》研讨小组的人员回忆:

  《纲要》调研起草可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五年磨一剑”,在改革开放30年中,用长达5年时间制定出这样一份有重要影响的文件实属罕见。其实《纲要》原定于1989年出台,中央原定于1989年5月召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然后再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会议,布置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就教育问题作出的决定,后来为了迎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SergeyevichGorbachev)5月15日的访问,会议决定6月举行,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纲要》的出台被推迟了。1989年底,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再次重新恢复了工作,不过这也为《纲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为《纲要》起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纲要》的总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其中的有些提法却千推万敲,反复斟酌,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比如,《纲要》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低重心”发展战略,提出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在突出位置,同时确立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教育事业发展策略。

  据参与《纲要》研讨起草的人士回忆:

  在提“把教育摆在重要发展的战略位置”还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时,当时在研讨小组内部就有不同的看法,而当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时,也确实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曾经提出疑问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那其他领域怎么办,要不要优先发展?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14个字,这14个字确实来之不易。

  的确,当时的中国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着诸如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不仅是教育,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仍然处在百业待兴的状态。据文献记载,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曾经不无担心地指出,农业问题、外汇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1988年12月30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明年我国财政和金融都比较困难,为了治理整顿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金融和财政双紧方针”。

  当时,国家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根据国家统计局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0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7400亿元,而1990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刚刚从百孔千疮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不仅要快马加鞭搞建设,还要以不到美国GDP总量1/20的收入养活超过当时美国10倍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1991年,我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而同年末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11582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90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700元。经济运行中仍然问题成堆,主要问题是:结构调整进展较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大。1992年中国的日子也不太好过。该年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年末全国总人口达到1171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48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100元。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

  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据当时的媒体记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老百姓都有着多重的担忧,既担心自己的手里没票子,而面对短缺经济,又担心手里的票子买不到想买的东西,但是他们最大的焦虑却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

  当时的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诸多需要优先发展的选项中,中国政府毅然选择了教育。这是非常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催生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思想,而且也为酝酿了达5年之久的《纲要》的最后出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导和助推力。完全可以这样说,《纲要》最终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初出台的,但它的主要思想、基本精神也无不凝聚着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睿智思考和准确判断。

  回溯历史,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领导人对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深谋远虑,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因此,可以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思想和行动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过程中的世纪接力。

  《纲要》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有指导意义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决策性文件,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正如《纲要》出台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所指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有关教育的论述加以进一步阐释,乃是指导中国教育未来的改革与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如果将15年前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15年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进行对比性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假如将现在的中国教育事业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这座“大厦”的蓝图设计早在15年前的《纲要》里就作了非常准确的描摹。

  总的看来,《纲要》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风起云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人民群众充满对教育的渴望与追求的情况下,延续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并且用“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话语加以表述。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教育的地位,为以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和支点,为党和国家尊师重教、全体人民热心兴教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纲要》的一些判断即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也不能不让人感到其睿智与前瞻,比如:“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及早筹划我国教育事业的大计,迎接21世纪的挑战。”教育大计方针的确立将影响几代人,这就是为什么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及认识其重要意义的缘故。

  因此,可以说,1993年出台的《纲要》不仅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而且也使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纲要》不仅提出了与党的十四大目标相匹配的有关教育的新目标,而且也在全社会逐渐树立了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新理念。《纲要》的出台,不仅功在教育,而且利在国家,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千秋,不仅是教育界的共同期盼,也是党、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共识。高楼万丈平地起,中国的教育能有今天,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功不可没。
 
  (四)把实施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大国,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24%以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趋向极限。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比较中,唯有人力资源可能形成比较优势。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落下帷幕,600多名中外记者纷纷涌向人民大会堂三楼新闻发布厅抢占“有利地形”,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4位副总理在这里与中外记者见面。上午10时30分,上百台摄像机、照相机镜头转向入口处。身着西装的朱镕基、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步入大厅,在如闪电交织般的闪光灯中落座,沸腾的大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记者们的目光聚焦在朱镕基等人身上。

  刚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语气凝重地说:“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来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过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科教兴国不仅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更是可以影响乃至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国策。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代,时值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种种原因,发展科技与教育在当时尚未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悟出如果不把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可能会严重制约中国的超常规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所以,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从战略的层面理解科技和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1982年,邓小平在论述20年内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198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8年,邓小平深刻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四大不仅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而且也使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正是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探索和孜孜追求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由党的文件上升到国家战略,提出了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他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他重申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乃至整个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国策。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8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以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

  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活动;第二,教育投资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投资;第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地。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谈到“科教兴国”时曾经说过一句话:“科教兴国,一字千金。”在面临多种抉择的情况下,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战略,奠定了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以前人们经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句话其实值得推敲。“人口众多”是事实,但是“地大物博”就要打上一个引号乃至问号了。不错,中国国土面积确实有960万平方公里,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却不到美国的1/3;中国确实有比较多的自然资源,但这些资源,若除以10多亿人口,人均资源占有率就会极低。新中国建立之后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经走过一条竭泽而渔的发展道路,但自然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依靠竭泽而渔的方式要想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实是难而又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劣势,如何把这种劣势变为优势,这就必须依靠教育和科技,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作出的世纪性重大抉择。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国崛起之路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是依靠科技和教育最终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尤以日本最为典型。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有相近之处。日本国土面积仅有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却超过1亿,而且是一个地震频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所以,虽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但日本却仍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又重新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国家。

  实施科教兴国可以为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实行的一系列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找到一个有力的统摄,它提供了一个“元依据”。

  正是因为实行了科教兴国战略,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在世界上首次构建成功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许多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中国在国际上首次定位和克隆了神经性高频耳聋基因、乳光牙本质Ⅱ型、汉孔角化症等遗传病的致病基因;量子信息领域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顺利返回;“嫦娥奔月计划”顺利进行。

  正是因为实行了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在不到1/3的世纪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了24%,全体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5年上升到现在的8.49年。(摘自教育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撰写、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国的崛起》)

  (《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1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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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珊珊
来源: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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