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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反映水平;“型”,体现类别

日期: 2006-03-14 点击: ...
   

    “一流”不是自称、自定的,要靠学界、社会去评判;“一流”虽也有些评价标准,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既含水平、硬件条件等可量化的内容,更有理念、气质、禀赋、声誉等难以评价的元素;“一流”还是动态的,你发展,人家也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时代感;“世界一流”是很高的标杆。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有两个关键字,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说:

  编者按:2月27日,中科院党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应邀接受中国科学院院网暨本报记者采访,谈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有关问题,本刊特此精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构建一流研究型大学

    记者:中国科大的定位是要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认为,研究型大学应该是国内科研实力最强、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大建设的这种“研究型大学”是否属于此列?

    郭传杰:我们的远期目标是要建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这里有两个字是关键,一个是“流”字,反映水平的;一个是“型”字,体现类别。大学有多种类型,如研究型、教学型、研究教学型,等等。是否是研究型大学,主要看科研工作在学校中的比重、地位和作用。如果视知识的创新与传承同等重要,密切结合,且贯穿于研究生及本科教学等各项工作过程中,应属研究型。是否“一流”,我认为与“型”没有必然关系。叫“研究型”的,未必都是一流。我国目前许许多多大学都往“研究型”去挤,根源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和错误导向。

    记者:中国科大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凭借的条件是什么?思路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

    郭传杰:中国科大1958年创建于北京。建校不久,即与北大、清华等名校一同跻身于全国重点高校之列。上世纪70年代南迁合肥后,仍自强不息,以鲜明特色、优异质量蜚声国内外。学界有人称此为“科大现象”。我觉得这与科大坚持的两个办学方针关系最大。一个叫“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来的。另一个是“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这是中国科大建校时就有的办学思想,后来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完善,凝练成了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科大的“发展观”。两个方针,一个规定了中国科大要办成什么样的大学,一个表达了实现目标的独特路径。就是说,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战略。你问科大凭借什么条件,我想这两个方针就是我们办好科大、创建一流最重要的法宝。

    推进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

    记者:中国科大提出,要成为中国科学院人才培养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所与高校之间的桥梁与纽带。请问,今后将通过哪些方法如何推进这一模式?

    郭传杰:这件事在建校之初曾做得很好。当时,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所长、大家,兼任着科大的系主任、教授,亲自上课、带实验,让学生零距离感受大师们的理念、为人及学术风采,使教学、科研达到完美结合。我想,这是中国科大当年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南迁合肥后,由于地域、交通等多方因素,“结合”少了,“关系”疏了,但当年积淀的精神气质、校风文化仍在人心。近年来,我们在新形势下又作了大力推进。一是继续像当年那样坚持人员交流、相互兼职。已聘请近20位院士、所长兼职学院院长、系主任,校内设“执行”院长、系主任岗位,还聘了160多位知名研究员来兼任博导。二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许多新的合作方式。如共同申请科研项目,共建伙伴小组、联合实验室;共办学术会议、暑期研讨班、远程视频学术交流;设立奖学金,联合培养大学生、研究生,试办“本——硕——博”贯通教学模式等等。三是注意创新机制。当年是凭行政力量推动就行。在新的情况下,行政力量只是第一推动力,要想持续发展、有效合作,必须靠建立机制,互惠双赢。因此,签每项合作协议时,我们都特别强调要靠机制,形成有效载体,工作必须踏实、实在。

    记者:您认为中国科大距离世界一流的目标还有多大差距?

    郭传杰:我们在制订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时,对目标的提法是分两步。第一步,进入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行列,时间是2018年左右。那时正好是中国科大建校60周年。这也与国家中长期纲要的时间域基本吻合。第二步,建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尚未明确具体日程表。这与我们对世界一流的理解,以及对我们目前差距的认知相关。

    我们说世界一流,与其说是目标,还不如说是追求更合适。这因为:一、一流不是自称、自定的,要靠学界、社会去评判;二、一流虽也有些评价标准,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既含水平、硬件条件等可量化的内容,更有理念、气质、禀赋、声誉等难以评价的元素;三、一流还是动态的,你发展,人家也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时代感;四、也是最要紧的原因,世界、一流是很高的标杆。世界的大学成千上万,大学的历史已走过五六百年,在世人心目中,世界一流大学能有几何?世界一流大学必有若干世界级大师,而仅有大科学成就者还不能称之为大师。仅比照这一条,谁敢妄称一流呢?所以,与其去测量差距,还不如不懈怠地去追求。

    弘扬学校的精神文化

    记者:校园文化对在校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形成、发展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请问,中国科大多年来是如何打造自己的校园文化的,有何特点,今后如何发展?

    郭传杰:一般而言,大学比研究所更关注、更倚重于文化。这是因为,研究所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而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是出人才、出成果。对于人的培养,文化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健康而浓郁的校园文化,是育人成才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家园。

    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价值理念、精神气质。它积于人心而载于学风、校风以及校园风物,成于长期历练、群体互动认同的过程之中。它既有潜移默化、以柔克刚的力量,还有鉴别学校品行、气质和水准的功能。文化体现学校的个性特质。从某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带有其母校文化的印记,就是这个缘故。

    说到对中国科大印象,我用了“实、纯、勤、创”四个字。我想,纯真、朴实、勤奋、敢为人先,这是否就是科大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这种文化的形成,一是源于母体,中国科学院“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院风是中国科大文化的基因;二是源于自身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奋斗旅程。中国科大建校快满半个世纪了,我们正通过筹备50周年校庆为载体,开展一系列的研讨和活动,回溯过去、远瞻未来,提炼并弘扬科大的精神文化,使之成为创建一流大学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动力。

    记者:“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也是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念和价值所在”,您认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包含些什么,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以人为本”?

    郭传杰:现代教育应当体现三大功能。一是培养有用之才,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推进社会公平公正。现实是,第一项功能受到了普遍重视,相对于当年的读书无用论,这是个深刻的进步、巨大的飞跃。但是,如果仅着眼于此,就有失之于工具价值的偏颇了。通过教育,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教育,改变贫困地区、贫弱人群的命运,这是教育推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发展很基础、很高尚的职能。这三者协调了、做好了,我想,就能做到为了人、依靠人、关心人、发展人,就是“以人为本”了吧。

    记者:有媒体称,大学生心理不健康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国人才的素质和社会的安定。中国科大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年来是如何做的,做得如何,在此方面有何经验?从某程度讲校园文化有没有替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

    郭传杰:中国科大有关爱学生的传统。当年,搞基建,学生的教室、宿舍都有暖气,老师家里、办公室是没有的。这些年,科大的学生思政工作也努力联系实际、体现自身特点。比如,重视责任、诚信和创新意识的培养;重视开放环境下的网络思政工作;重视对家庭贫困学生的关心帮助;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和教育。新生入学,就通过有趣的测评,为每个同学建心理档案,设立微笑在线,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校园文化,对需要重点帮助的同学给予特别关爱,等等,尽力让每个同学都身心健康地成长。校园文化不能完全替代思政工作,但能有力促进并部分实现思政工作。两者目标一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少年班”现象解读

    记者:近年来,不少高校办的少年班纷纷落马,难以维持,惟独中国科大的少年班一枝独秀,不仅能够维持一定的招生数量,而且培养人才的素质逐年提高。其原因何在?少年班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

    郭传杰:少年班是中国科大现象中的一支奇葩。朋友们同我说到中国科大,没有不问少年班的。它诞生于1978年,至今已招收1100多名学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结合少年班经验,中国科大又开办了“零零班”(试点班)。两种班统一管理,相互促进。最近三年,这两班的学生共毕业了340人,86%考取了国内外名校的研究生。从实践上看,少年班作为特殊人才教育而探索的模式之一,是成功的。

    我们的少年班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且逐步提高?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对这条路有信心。二是不断总结,找到规律,按规律办。比如,加强基础教育、心理教育,少吹捧,适当讲些挫折案例,等等。三是少年班自身成功的实践经验支持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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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志强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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