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永远流淌在心中
——怀念敬爱的父亲

日期: 2005-12-27 点击: ...
   

亲属代表 江亦曼

  今天,是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悠悠岁月,留给我们的是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和缅怀,巍巍峰峦,回荡着父亲一身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我们对父亲的怀念愈加浓郁,对父亲人格品德的认识愈加深刻,愈加认识到,继承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对他最好的永恒纪念。下面,我代表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简要回顾父亲工作、生活及为人的几个片断。

  一、无限忠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

  父亲参加革命40年来,始终对革命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无限忠诚,不仅体现在他对革命事业殚精竭虑,更体现在当党的路线发生偏差和本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仍能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和大无畏精神,捍卫真理,捍卫正义。1957年反右斗争中,为避免反右斗争扩大化,他不顾个人荣辱得失,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教师和青年学生,自己却因“反右斗争不力”受到错误批判,被调离北大。到兰大工作后,父亲仍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在逆境中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耕耘。他团结依靠知识分子,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使兰州大学在短短几年内跻身于全国重点高校行列。反右斗争事隔三年半后,父亲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申辩材料”。他在材料中写道,“对右派是实事求是地有多少算多少呢,还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右派向上报功呢?任何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同志都应当采取前一种态度。”每当我们读起这些文字,就不由得钦佩和心痛,钦佩的是他在“左”的错误路线干扰下仍能坚持正确主张,努力减少给事业造成的损失,心痛的是我们是在付出多么惨痛的教训后才逐步认识到这些意见的正确。

  1966年文革初期,兰州大学出现学生斗教师、学生斗学生、党的基层组织瘫痪等混乱局面,父亲敏锐地感到党内极“左”思潮泛滥,他不顾个人随时可能被打倒、被残酷斗争的危险境地,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气魄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表了著名的“五点意见”。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以所谓的“三结合”小组代替各级党组织的正确主张。6月初,兰大爆发了“六七事件”。我当时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父亲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制止了一场学生斗学生的混战,目睹了父亲被广大师生拥戴的动人场面。我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让人痛心疾首地是,父亲终无力扭转这一历史悲剧,遭“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致死。然而,他在文革中表现出的共产党人高尚品格和凛然正气,却永远定格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按科学规律办事。

  父亲在北大工作期间,我们家住在燕南园,与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等一批知名学者成为近邻。那时每逢过年,父母亲总要带着我到各家拜年。每到一家后,主人就加入拜年队伍,一起去另一家,拜年的队伍越走越大,充满团结、祥和、温馨的气氛。我们家原来住燕南园57号院,条件比较好。当父亲了解到住在52号的冯友兰先生住房比较拥挤,住在50号的严仁赓先生家中没有暖气时,他坚持搬出57号院,让给冯先生,又让严先生搬进52号,我们家则搬到条件比较简陋的50号院。很多北大的老领导、老教授,以及当时就读的学生,都非常怀念20世纪50年代中期,称之为北大的“黄金时期”。

  我想特别提及父亲与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之间的合作与友谊。马老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民主斗士,为人直爽,乐观豁达。为了办好北大,他主动向中央提出派党员副校长到北大工作。父亲到任后,非常尊重马老,充分发挥马老的作用,经常与马老共商学校发展大计,并主动承担大量教学教务工作,让马老腾出更多的精力从事经济理论研究。马老也非常敬重我父亲,说父亲到北大工作“是北大的幸运”。在反右斗争中,马老因发表“新人口论”受到批判,父亲认为应分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竟成了父亲“右倾保守”、“斗争不力”的罪名。父亲被调离北大后,马老为坚持真理,愤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与马老的长子马本寅先生一起谈论起那段历史。他告诉我,马老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沉默良久,为我父亲的不幸过早辞世深表惋惜。

  记得小时侯,我常去周培源伯伯家玩耍。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博学多识的长者。父亲和周伯伯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生活中成为挚友。70年代中期,为了给父亲的冤案平反,我多次陪同母亲到北京“上访”。周伯伯顶着“打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亲自到招待所看望我母亲。两位老人见面,潸然泪下,握着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呼吁为父亲平反。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他又亲自为《江隆基传》撰写序言,欣然担任《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的编委会委员。后来,我曾多次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见面,他都关切地询问我母亲的情况,谈起过去的往事,仍是激动不已。

  父亲到兰大工作后,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清楚地认识到,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振兴西北教育、促进西北发展的重要性。他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方针,依靠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努力排除“左”的干扰,先后为郑国琩、徐躬耦、赵俪生、赵继游等一批专家学者平反,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我常想,以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看,与这些学者、教授并不完全相同,但为什么他们都和父亲结下如此深厚的友情呢?我想,理由无非一是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按科学规律办事;二是他民主、求实的作风,以人为本,以诚相见、宽容大度;三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

  三、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刚正不阿。

  父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宝贵品质。早在北大60周年校庆时,陈伯达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父亲认为这不符合北大发展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论述,他不畏权贵,直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文革初期,他预见到斗争的严酷性,特意让妹妹小召告诉当时已被批斗的母亲:一要经得起考验;二要实事求是;三要保重身体。后来文革的发展,把极“左”思潮膨胀到极至。当父亲遭受残酷迫害时,他始终高昂着头,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真理”,“不能这样对待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我是一校之长,责任由我承担”,“要按宪法办事”,“不能侮辱我的人格”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正是他的大义凛然,加剧了“四人帮”之流对他的迫害,也更赢得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父亲含冤去世后,兰大一些老师、同学、职工,为了伸张正义,冒着风险,自发成立“江隆基专案调查团”。很多同志为此受到牵连,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父亲去世后,被埋在乱坟堆中,很多人冒着风险,记下标志,悄悄去上坟,表达哀悼和思念。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始终忘不了父亲在文革中说过的那些铿锵有力的话,以及他为了捍卫宪法、捍卫人的尊严奋起抗争的场面。忘不了那些尊敬他、爱戴他的广大师生,为追求真理、尊重历史、恢复事物本来面目所做出的一切。

  四、既是严父,又似慈母,对家人充满挚爱。

  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决不允许有半点特殊。大哥开暄大学毕业后,父亲鼓励他到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他扎根新疆几十年,为祖国石油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大姐开暘大学毕业后到矿区工作,因矿井塌方脊椎受伤,仍常年坚持在基层工作。我的堂兄开曣没能考取大学,父亲鼓励他到农村干一番事业。他到农村后表现突出,仅二十几岁就为抢救农民兄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父亲不仅是一位严父,更是一位慈父。他对家庭、对亲人的爱就像大海那样深沉。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母亲一直相互爱称“隆”、“超”。他们于1943年在延安结婚,从此相亲相爱,相濡以沫,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与曲折,始终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矢志不渝。

  由于工作原因,多年来,母亲只有周末才回家。父亲实际上担负起母亲的角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妹妹小召得了急性肝炎,父亲让她睡在书房里,喂她吃药,悉心照料。年幼的弟弟得了肌营养不良症,父亲几乎每个寒暑假都送他去北京治病,平时把小弟的床搬进书房,为他按摩、吃药,给他精神慰籍。多少个夜晚,我们睡醒一觉,仍见他在书房灯下阅文读书,或为我们盖被驱蚊。闲暇时间父亲经常为我们钉鞋补衣,下厨做饭。为小妹燕妮梳头扎小辫儿。每逢周末,只要他有空,不是和全家一起去看电影,就是去滨河路散步,要么就全家围坐在一起打扑克,输了照样让我们刮鼻子。每逢这时,家里总是充满了温馨和欢乐。

  然而,就是这样的好父亲,最终却没能逃脱“四人帮”的魔爪。40年过去了,今天,人们深切缅怀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学习他丰富的教育思想,追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所走过的生命历程。在我们子女心中,留下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是父亲的忠诚、刚毅,是他的仁爱、慈祥,是他对家人的温馨、亲情。父亲留给我们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决心继承父亲的遗愿,像他那样做人、做事,像他那样爱国家、爱事业、爱人民,像他那样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我们的国家。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
                        

                         二000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兰州

文:
图:
编辑:李志强
来源: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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